在人大政協年度會議上，習近平和李克強談論經濟改革的「疼痛」，但是排除「西方模式」
文森特·科洛，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搆）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后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淨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后，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里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制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制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制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制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着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志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后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志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几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后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台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制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后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着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并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徵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制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制）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制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制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制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制）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曆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注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制控制，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后几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准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里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准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里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斗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吁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并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后，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并將之作為一個平台繼續斗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斗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斗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制。「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台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并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划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制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制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制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制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制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制」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制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丰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几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鎔基。朱鎔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制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鎔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后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搆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着石頭過河」，并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准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制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游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筑。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搆，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几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志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划的象徵。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并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几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准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并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并沒有保持沉 默，事實上似乎并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制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么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搆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并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制內的另外的結搆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制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制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并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制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并不意味着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搆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斗爭并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斗爭并拒絕保持沉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制力。盡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制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卷土重來，顯示權力斗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