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地鬆一口氣，”中國工國委（CWI）活動分子說
瑞典《進攻報》的安娜·洛夫格倫（Anna Löfgren）對張蜀傑的採訪
你剛剛取得在瑞典的政治難民身份——感覺如何？
感覺非常好！我已經為此等了很長時間，在我獲得政治難民身份之前已經為此鬥爭了很長時間。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想對所有的同志和朋友說聲謝謝，感謝你們的幫助！
首先為什麼你有必要逃離中國？
警察拘捕我，在近30小時的審問時間裡不允許我睡覺。從那之後，他們繼續監視和騷擾我。他們想讓我作間諜，監視工國委（CWI）在中國的活動。我不想當間諜，我希望繼續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鬥爭，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很難繼續我的政治活動。因此我欺騙了警察！我假裝合作。但是如果被他們發現，我會被投進監獄。最終他們同意讓我到香港，但是我並沒有向他們匯報，相反我藉機逃離。
所以你決定逃離中國？
是的。如果我離開中國，我就能繼續寫文章和積極支持我們的雜誌《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而且我也能在其他國家為工人權利而鬥爭。我能從工人階級運動和工國委支部哪裡學習，如何組織抗爭等等，比如在瑞典和香港。
現在你取得了在瑞典的政治難民身份，你將如何繼續為社會主義，為民主和工人權利而鬥爭？
我能更公開的說出我自己和我所經受的迫害，和關於中國的情況。因為在國內的人由於鎮壓和審查，無法輕易的說出他們的遭遇。
我也能同來自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一起活動，學習他們的經驗。我能夠幫助建設工國委和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現在我有了政治難民身份，我希望遊歷各國。工人鬥爭是國際性的。
為什麼國際聲援活動能夠幫助在中國的工人鬥爭？
例如，在瑞典，我有團結聲援台灣華隆工人罷工的抗議活動。不僅在瑞典，也在很多其他國家。華隆工廠工人代表接到他們政府的電話，說他們需要停止國際聲援活動。這顯示由於對工人的國際聲援活動，讓政府受到了壓力。
同樣的國際聲援活動這一方式也能夠幫助中國工人。中國政府和西方國家有重大的經濟聯繫，因此國際聲援活動能夠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對於我們來說，中國工人會從國際工人階級的聯合、團結和鬥爭中受到鼓舞。
你怎麼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工國委支持者在即將到來的中國的群眾鬥爭中的前景？
當前中國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群眾鬥爭，因為社會中巨大的貧富差距。由於中國經濟減速，許多人無法找到工作。就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在美國、歐洲、中東，我們看到自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群眾鬥爭的爆發。
在中國也不例外，但是不同的是中國是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工廠。中國有13億人，超過一半生活在城市中。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階級。僅僅數天前在富士康生產iPhone5的工廠發生了暴動。這家巨大的工廠擁有數万人。 “騷亂”的起因是保安毆打一名工人。其他工人義憤填膺，開始毆打保安。總共有2000名工人捲入，給野蠻的保安上了一課，暴動持續數小時。
在製造業工廠，工人常常受到保安和管理人員的虐待。將來這些工廠會發生更多的暴動和罷工，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有群眾抗爭涉及環境問題。政府從農民那裡徵地，用於房地產建設也造成許多群眾抗爭。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有責任把這些抗爭引導到社會主義的方向。
當中國出現革命形勢。我們需要嘗試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工人和青年需要他們自己的政黨和正確的理論作為在斗爭中武器。我們的支持者會在即將到來的群眾鬥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同樣會面臨諸多挑戰。
例如，最近中國各地發生的反日遊行，回應日本政府和右翼民族主義者對於有爭議的島嶼宣誓主權。一些遊行非常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中國群眾中存在大量的憤怒，但是我們需要說明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不是前進的道路。我們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反擊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不管是哪一國），這樣我們才能聯合反抗“1%”而不是被分裂。
當革命來到中國，我會參加！當下在瑞典，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支持在中國和國際上的工人抗爭，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