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斗爭是撒切爾時期一場非常重要的大規模工人階級斗爭，是少數打敗撒切爾政府的勝仗之一。三十年之后，工人階級面對更多的開支削減和 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文章闡述：一場由戰斗性綱領武裝起來的斗爭，加上一個植根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層是能夠打敗看似不可阻擋的右翼攻擊。“戰斗派”是當時領 導利物浦斗爭的組織，后來改名為“社會主義黨”，是“社會主義行動”的姐妹組織。
三十年前，利物浦市議會與撒切爾的保守黨政府對抗，並在反削支和反私有化的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當時，市議會由工國委（CWI）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名為“戰斗派”，在20世紀80年代是工黨內部的一個派別，是今天英國的社會主義黨的先驅）所領導，他們是當時利物浦工黨的領導力量。
利物浦“戰斗派”的全職組織者勞倫斯・克茨（1984年 – 1987年）向我們介紹當時利物浦的群眾運動如何擊敗撒切爾的保守黨。
就如同在當下一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地方議會紛紛削減公共開支的、私有化和提高地方稅率，以彌補保守黨中央政府降低對地方議會的撥款。
但利物浦卻不一樣。市議會的政策、綱領以及斗爭的策略，皆由利物浦“戰斗派”的勢力決定，因而拒絕開展撒切爾所要求的削支。
利物浦議會的勞工組包括工黨的左翼甚至部分工黨右翼。“戰斗派”的支持者一直居於少數，但我們的想法和行動建議通常都佔得優勢。
馬克思主義者不主張以赤字預算來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的替代方案是公有制和民主計劃掌控大企業及銀行。
但我們認為利物浦議會應制訂一個入不敷支的赤字預算，然后發動群眾運動迫使政府提供額外的資源。
在1983年5月，和全國的趨勢相反，工黨贏得了利物浦市議會的選舉。我們兌現了選舉承諾，我們說過會挽回被自由黨領導的政府削減的2,000個工作崗位，而我們也做到了。
把持利物浦議會數十年的自由黨亦將公共房屋建設凍結。我們推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綱領：建設5,000個新房屋單位，並因此同時創造12,000個新的建造業就業崗位。當時利物浦男性失業率為25%，而部分地區的青年失業率更達到90%！
我 們將市議會員工的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周￡100英鎊（增加了四千名低收入者的工資），並在不扣除工資下，將每周工時由39小時下調至35小時。當地的市議會 雇用了超過30,000名工人，是當地最大的雇主。市議會的工會是斗爭的關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包括對一半新工作崗位的提名權。
相比起利物浦通過斗爭所贏得的重大改革，工黨改良主義的領導卻放棄了所有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良。
無路可退
右派分子謊稱“戰斗派”的主導令利物浦破產，但這是不折不扣的謊言！撒切爾政府的政策幾乎令利物浦破產 － 自1979年以來，她削減地區撥款的政策令利物浦當時損失了超過￡3,400萬英鎊！
中央政府想逼迫地方選舉的政客進行鉅額削支。假如利物浦當時跟隨中央政府的腳步，我們在1984年的預算會比1980-81年萎縮11%。這意味著為了收支平衡，要在失業率高企的日子裡，再削減6,000個市政工作崗位。
工黨國家級的領袖口頭上反對撒切爾，但另一方面卻告訴工黨地方議會應當遵守法律。如果地方議會任意實施赤字預算，可以被罰款甚至解散。利物浦議員說，寧可打破惡法，不可打壓窮人。
為了避免削支，許多工黨地方議會上調地方稅率，在某些情況中，上調的幅度還相當大。我們說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替代方案，還會打擊工人階級家庭。地方稅率的調升無法補償政府的現金限額，我們的替代方案是爭取更多的資源。
所謂的退路
在 1984年，這條所謂的退路都被撒切爾提出的新“地方稅限制法”所切斷。如果地方議會將向市民征收的稅率設定高於中央政府的限制，將會受到處罰。在利物 浦，我們主張與通漲一致地調升稅率是可以的，因為這是為擴大議會的服務提供資金。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僅僅為了填補中央政府削支所帶來的空洞而調升稅 率。
在市議會中，尤其是“戰斗派”支持者兼斗爭的主要領導人德裡克・哈頓（Derek Hatton）和托尼・穆赫恩（Tony Mulhearn）指出，撒切爾政府盜竊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數以百萬英鎊計的國家撥款。
“還 我三千萬英鎊！”成為了運動響亮的口號。1985年9月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60%的人（在一個五十萬人的城市中）支持應當從中央政府中取得更多的資源。 隻有24%的人反對。同一份民意調查中，有74%更表示，假如市政工人准備發動罷工支持市議會，他們可以容忍學校和垃圾收集等服務中斷。
當時有著對地方議會赤裸裸的恐嚇行動。不止一次，撒切爾威脅她將中止地方民主甚至出動軍隊！但我們仍然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
工黨右翼辯稱，“戰斗派”的綱領和想法永遠不可能得到群眾的支持，我們的“極端主義”會把人嚇跑。但在利物浦，大家都很清楚誰才是真正的極端份子 – 撒切爾和推動削支的人！
人民也擺脫了這些抹黑。一封致函至當地報紙的信中寫道：“我不肯定托洛茨基是誰，但從利物浦所修建的這麼多房屋看來，他一定是個瓦匠！”
動員工人
戰斗派很清楚，這場斗爭必須從地方議會大廳轉移到街頭、工作場所和住宅區。我們隻有通過動員工人階級作為地方議會的后盾，才有可能迫使撒切爾讓步。
因此，在1984年3月29日，即預算案實施日，我們發動了一天的總罷工，並組織了五萬人在市政廳游行，以支持市議會的立場。市議會的策略 – 拒絕緊縮或實施大幅上調地方稅 – 得到了群眾的支持。
在罷工和游行前是數月的群眾運動：全城群眾集會、在工廠閘外集會、上門家訪爭取支持和派發傳單。利物浦工黨在預算實施日前發放了18萬份報紙。
與此同時，工黨的國家領導層不是去鼓勵斗爭，反而敦促利物浦將地方稅提高60%！
馬 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單靠一個城市的力量就能獲得成功。我們採取了具體的步驟以爭取全國乃至國際的支持。我們特別在與其他市政工會建立聯系方面，取得相當的 成功，特別是倫敦市政工會。來自利物浦的代表到全國各地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戰斗派”組織了很多大型會議。 在1984年夏季，我們贏得了中央政府的讓步，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礦工在三月開始罷工。撒切爾知道她不可能兩線作戰，因此決定集中對付礦工。
贏得重大讓步
一些左翼批評我們與中央政府達成協議，但實際上在礦工的角度看來，我們的勝利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我們想証明，如果工人階級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和正確的戰略，是可以戰勝撒切爾的。
當時中央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讓步，而我們武斷拒絕的話，利物浦的工人會懷疑保守黨對我們的抹黑是真實的：即我們不惜任何代價，純粹搞對抗。
我們証明了，將一個非常廣泛的群眾運動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戰斗口號和方法下是可能的。
斯 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和其他所謂的“左翼”卻站在旁邊放冷箭，聲稱“戰斗派”局限了整場運動的范疇。他們想要廣泛的聯盟，包括教會、工黨領袖，甚至保守黨的某 些部分！最終他們求仁得仁，與保守黨與工黨領導層聯合在一起，反對利物浦地方議會、反對群眾斗爭，反對在1983 – 87年間所取得的斗爭成果。
選舉勝利
撒切爾無法用民主的手段打敗我們。在那個時期，我們贏得每一次選舉。因此，利物浦47名工黨議員戰斗至最后一刻，最終被上議院這一封建殘余發動司法政變革職。超過￡500,000英鎊的罰款和堂費強加在這47名議員身上，這些錢是通過工人運動所籌募到的。
但是，若果撒切爾和工黨領袖沒有組成聯盟，這場政變是不能發動的。當我們和保守黨戰斗之際，工黨領袖尼爾・基諾克展開了針對我們的第二條戰線。
利物浦工黨被解散，然后又在警察接管政權后重開。“戰斗派”支持者被驅逐，並禁止成為候選人，而且受到前所未有的誹謗。
在利物浦反“戰斗派”的舉動在工黨內部漸漸演變成一場政治反革命，最終工黨在貝裡雅手上墮落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政黨。當基諾克和建制將槍頭指向我們時，亦為那些追逐名利的野心家和斯大林主義者壯膽。
緊要關頭
斯大林主義的英國共產黨在利物浦的規模很小，但有一些重要的工會職位。然而，英共的領導沒有動員其背后的組織去投入反削支的斗爭，反而利用他們的地位去攻擊市議會。他們在教師工會的領導層起了破壞作用，在1985年令教師僅僅夠票反對發動支持市議會的罷工。
這是一個斗爭的關鍵時刻。1985年，由於英國工會聯合會（TUC）可恥的右翼領導人拒絕組織有效的團結行動，礦工被擊敗了。現在撒切爾要向利物浦報復，徹底扼殺抗爭能贏得回報的想法。
為了讓25個市議會達成反“地方稅限制法”的統一戰線，我們接受了——盡管有很大保留——所有市議會都同意採取“無稅率”的策略，以不設定稅率作為對抗。利物浦市議會主張制訂赤字預算的策略，因為更容易向公眾解釋。
我們用盡全力和這些議會達成共同行動的協議。然而，統一戰線幾乎一觸即潰，各地方議會紛紛拋棄“無稅”戰術，僅得利物浦留下來孤軍作戰。
我們知道和前一年（1984年）相比，形勢沒有這麼有利。但當時別無他法，不是戰斗下去，就是面臨削支！
困難的境地
1985年9月，我們呼吁全體市政員工罷工的提議以微弱劣勢敗北，工會官僚從中作梗，令我們的處境非常艱難。即使如此，在法庭以拖延戰術爭取時間而令47名議員保留議席，直至1987年3月。
這反過來確保了房屋計劃沒有被自由黨和保守黨的重臨所推翻。從某方面來說，比起在運動得勢的時期，我們的策略反而更令敵人在運動退卻時更措手不及。保守黨大臣邁克爾・赫塞爾廷說，“戰斗派”是個永不停息的組織。
利物浦斗爭表明，工人階級能打敗看起來勢不可擋的新自由主義攻勢。在決戰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作戰計劃，連結到一個植根在工人階級中的領導層，努力認真地評估敵人，預測他們的攻擊並以靈活的戰術回應。
這意味著，今天馬克思主義政黨（戰斗派的繼承者 – 社會主義黨和我們的國際－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正在建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