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和無產階級

革命是社會力量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進行的公開較量。

國家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只是處於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手中的工作機器。和各種機器一樣，國家也有動力、傳達和執行的機構。國家的動力是階級利益，它的機構是鼓動，報刊，教會和學校宣傳，政黨，街頭集會，請願和起義。傳達機構是以上帝意志的形式（專制制度）或國民意志的形式（議會制度）表達派系、王朝、等級或階級利益的立法組織。最後，執行機構是擁有警察的行政機關，擁有監獄的法庭和軍隊。

國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卻是組織、解散和改組社會關係的最大工具。它可以是深刻革命的槓桿，也可以是有組織的反動工具，這要看掌握它的人究竟是誰。

每一個名副其實的政黨都要盡力取政權，從而使國家為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效勞。社會民主黨人既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當然要盡力爭取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和日益壯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是無產階級向專政的發展。但是，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時日，並不直接決定於生產力所達到的水平，而是決定於階級鬥爭中的關係，決定於國際形勢，最後還決定於許多主觀因素，如傳統、首創精神和戰鬥的準備……

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比發展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權。在1871年，無產階級有意識地在小資產階級的巴黎把政權拿到了手，雖然只掌握了兩個月，但是在英美那樣的資本主義中心，無產階級卻連一個小時也沒能掌握政權。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某種程度上機械地有賴於一個國家的技術力量和資源，是一種簡化到極點的「經濟」唯物主義的成見。這種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我們認為，俄國革命將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政權有可能（在革命勝利時應該）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政客們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轉到無產階級手中。

在馬克思總結1848到1849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時候，他在美國報紙《論壇報》上寫道：「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發展比英法工人階級落後，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法資產階級落後一樣。主人是 什麼樣，僕人也是什麼樣。人數眾多、強大、集中而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是與人數眾多、富裕、集中而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同時發展的。在資產階級的各個部分，尤其是其中最進步的部分（即大工業家）還沒有獲得政權並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國家之前，工人階級運動本身就永遠不會是獨立的，永遠不會具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而在這以後，企業主與僱傭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要延緩這一衝突再也不可能了。……」。[1]這段引文也許是讀者所熟悉的，因為近來一些死啃書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多次濫用這段文字。它被用來作為反對在俄國建立工人政府這一思想的最高論據。「主人是什麼樣，僕人也是什麼樣」。他們爭辯說，如果俄國的大資產階級還沒有力量執掌政權，那末更談不上建立工人民主，亦即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了。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會關係。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軟弱必然意味著工人運動的軟弱，這對於俄國說來難道是真的嗎？對俄國來說，在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前，當真不能有獨立的工人運動嗎？僅僅提出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在這個把馬克思的附有歷史條件的話語變為超歷史的定理的企圖後面，隱藏著多麼不可救藥的形式主義。

在經濟繁榮時期，俄國大工業的發展是有點「美國」味道，但是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實際規模，同美國工業比起來只能算是嬰兒。現在俄國有五百萬人（占經濟上獨立人口的16.6%）從事製造工業；而美國的相應數字是六百萬和22.2%。這些數字本身還說明不了太多情況，但如果我們想一想俄國人口差不多是美國的兩倍，這些數字就更有說服力了。但是為了理解俄國和美國工業的實際規模，必須指出：在1900年，美國工廠和大手工業作坊生產和銷售的貨物達二百五十億盧布，而俄國工廠和作坊同時期生產的貨物的價值還不到二十五億盧布。（門捷列耶夫：《瞭解俄國》，1906年版，第99頁）

毫無疑問，工業無產階級的人數、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政治份量，都依賴於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程度。但是這種依賴性不是直接的。在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和它的各階級的政治力量之間，在每個特定時刻，都夾雜著許多不同的國內和國際性質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這些因素會使經濟關係在政治上的表現發生偏差，甚至完全變形。儘管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我國高十倍，但是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它對本國的政治影響以及在最近將來影響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卻比美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難以比擬。

在最近論美國無產階級的作品中，考茨基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同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之間沒有直接關係。他說：「現在存在著兩種情況完全相反的國家。在一個國家有一種生產因素過分地發展，也就是發展得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不成比例，在另一個國家是另一生產因素過分發展。在美國這個因素是資產階級。而在俄國，這個因素是無產階級。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具備資本專政的基礎，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戰鬥的無產階級像在俄國那樣佔有重要地位。這種重要地位應該而且無疑會繼續增長，因為這個國家只是最近才開始參加現代的階級鬥爭，只是最近才為階級鬥爭提供某種迴旋的餘地。」在指出德國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俄國得到警示時，考茨基繼續說：「一件非常離奇的事情是，正是俄國無產階級向我們指出了我國的前景，但不是表現在資本組織方面，而表現在工人階級的抗議方面。」他評論說：「俄國是世界資本主義各大國當中最落後的國家這個事實，似乎同唯物史觀矛盾，根據唯物史觀，經濟發展是政治發展的基礎；」他繼續說：「但實際上這只同我們的敵人和論敵所描述的唯物史觀相矛盾，他們認為唯物史觀不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種現成的死板公式。」（考茨基：《美國工人和俄國工人》1906年彼得堡版第4、5頁）。我們特別把這幾行推薦給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用一些精心搜集的萬用條文得出的推論來代替對社會關係所作的獨立分析。再沒有比這些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嚴重地損害馬克思主義了！

根據考茨基的意見，俄國在經濟方面的特點是資本主義發展水平較低，而在政治方面的特點是大資產階級力量很小和革命無產階級很強大。這就造成了這樣的事實：「為全俄國利益而鬥爭的責任，已注定落在國內現有唯一強大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身上。因此，工業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國爭取從窒息它的專制制度重壓下解放的鬥爭，已變成單純是專制制度和工業無產階級間的決鬥，在這場決鬥中農民可以給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領導作用。」（門捷列耶夫：《瞭解俄國》）1906年版，第10頁）

難道所有這些還不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僕人」將比他們的「主人」更早地取得政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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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樂觀主義可能有兩種。我們可能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勢的有利方面，並給自己提出一些在現有的力量對比關係下解決不了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樂觀地給我們的革命任務定下一個框框，而這個框框是現實鬥爭邏輯必然迫使我們打破的。

我們可以給所有革命問題定下一個框框，硬說我國的革命就其客觀目的、從而就其必然結果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也可以無視這一事實：這個具體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角是無產階級，並將被革命的全部進程推動著去奪取政權。

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內，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只會是偶然的插曲；同時忘記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不經過拚命抵抗，不到政權被武力奪走它就不放棄政權。

我們還可以安慰自己說，俄國的社會條件沒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不考慮這一事實：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必然會在現實鬥爭的全部邏輯的逼迫下去組織國家管理的經濟。

一般社會學的定義——資產階級革命——決不能解決某一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務、矛盾和困難。

十八世紀末，在其客觀任務是建立資本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無套褲黨的專政被證明是可能的。這次專政並不單純是一種偶然的插曲，它在隨後整個世紀留下了痕跡，儘管這次專政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

20世紀初發生的這場（俄國）革命，就其直接客觀任務而言也帶有資產階級性質，卻出現了無產階級在最近的將來取得政治統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無產階級的任務，是使這種統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現實主義庸人所希望的那樣，僅僅成為暫時的「插曲」。現在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階級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現有世界歷史條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給自己開闢一個在打破這些界限之後取勝的前景呢？我們面臨著一個重大策略問題：我們是不是該在革命發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時候，自覺地為這個目標而鬥爭，或者我們應該把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工人政權當作一種不幸，因而加以迴避的好呢？

我們是否應該聽信「現實主義」政客福爾馬爾的高見？在談到1871年的公社社員時，福先生說「他們不該去接管政權，還是去睡覺好……」。

[1] 馬克思：《1848到49年的德國》俄譯本，阿列克賽耶維奇版，1905年第8-9頁。——列．托．（見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頁。——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