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鳥 中國勞工論壇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11月上映的電影《好東西》以其對性別議題的大膽觸及和對女性困境的真實刻畫,在嚴厲的審查中至少開闢出一個表達女性主義聲音的微小空間。長期以來,女性主義面臨中共官方的打壓,尤其是在經歷過2015年關押女權五姐妹、2021年封禁女權小組的20年代,反女權的情緒被中共推廣,甚至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審查機制更是將女性主義視為一種「政治敏感」題材,少有相關作品能夠登上銀幕。 然而,《好東西》連續數周高居票房榜首,在豆瓣獲得9.1的高分,成為2024年最受好評的電影。《好東西》的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並非首要在於其藝術表現,而在於其對女權議題的公開演繹,成為女性觀眾的情感出口,揭示了被壓抑已久的女性主義聲音正在中國社會重新悄然綻放。
登上銀幕的女性主義
自2023年電影《芭比》在中國大獲成功以來,多部探討女性困境的影片陸續上映,2024年湧現出《熱辣滾燙》、《出走的決心》、以及《好東西》等高分電影,從編導技巧來看,也許這些新人女導演的作品並不算出彩,但仍然得到女性觀眾的寬容與溢美評價。《好東西》能夠在觀眾評分上出類拔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與前述作品對女性主義的淺嘗輒止不同,電影通篇都在直接探討中國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話題,包括但不限於月經羞恥、蕩婦羞辱、家庭暴力、無償家務勞動、男性「女權表演藝術家」等,給觀眾帶來了直抒胸臆的爽感。
然而,影片對女性議題的探討是有限的。限於審查機制,《好東西》只能試圖用幽默的方式解構女性遭受的創傷,片中角色通過個性化的抗爭應對厭女社會氛圍。而現實生活中,女性面對影片里的跟蹤狂、爭風吃醋的前夫、校園暴力,或因女性身份遭受網暴,極難重現影片中戲劇化演繹的好結局。一個有力例證就是,《好東西》在男性用戶為主的虎撲上獲4.8的低分,不少男性僅因電影涉及女性議題便表達敵意。
《好東西》的現象級地位,也在於其「觸碰紅線」所帶來幾乎令人嘆為觀止的「刺激感」。例如至少三處鏡頭裡,主角身後背景出現了男同性戀情侶,以及兩位主角被誤會為女同性戀且「將錯就錯」的情節——顯然,這種對於LGBTQ的正常化演繹,違反了2015年廣電總局禁止任何影視節目描述「非正常性關係」 的規定。其中一位主角家裡囤積著大量衛生紙、罐頭、種植蔬菜,無疑隱喻上海封城期間食物與生活物資的短缺。如果這還不夠明顯,合唱《明天會更好》的鏡頭幾乎一比一複製了2022年上海市民在警察注視下慶祝解封的街頭合唱。影片里談及的公眾號的審查制度、女教師在黑板上鄭重寫下「舉報」並舉行班會,所有關心政治的觀眾都對這類話題再熟悉不過。
這不代表中國審查制度的鬆動。審查者可以有限度地容忍女性議題的討論以吸引女性觀眾、挽救一蹶不振的消費市場,但絕不容忍任何對政府的嘲弄指責。導演在接受官媒採訪時,談到電影「不是為了挑起性別對立」(中共用這種不實敘述來攻擊女性主義者),許多角色極具政治臉譜化反而讓《人民日報》感到「幽默和荒誕」。事實上,正是因為審查機構對女性主義一知半解與遲鈍下,讓本來只計劃在幾座城市放映的、點映票房不高的《好東西》得以幸存並意外走紅。
通向女性解放之路
電影著重了許多議題,這些由日本女權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及其他人普及。該電影公然播放月經羞恥、家庭暴力等話題,固然是進步的;但電影製片人對這些問題的去政治化、接受中共反動的「性別對立」敘事,這種做法嚴重折損了其所傳達的訊息。這些訊息與習近平政權全力發動的大規模國家施壓促婚促育行動、對女權群體和LGBTQ的污名化乃至政治迫害相對立。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須指向徹底摧毀獨裁資本主義父權制的「結構性壓迫」,作為工人階級男女群眾鬥爭的一部分,團結全體被壓迫者。
這是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的唯一道路。極權統治令社會成為一盤散沙,群眾鬥爭的想法被認為是「無望」、「不現實」,基於個人行動主義的各種策略受到歡迎。本質上,這些個人行動都是在循序漸進、有限的改革框架內進行的。但中共——特別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共——堵死了有限改革的道路。即使是最「溫和」、限於體制內的人權活動者、食品安全吹哨人、勞工非政府組織(NGO)及女權份子也遭到無情迫害,並被指控為「反華」、「境外勢力」代理人。然而,中共龐大的鎮壓機器坐落在一座充斥著不滿情緒的火山上,而這座火山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的女性主義者需要將最終目標轉向集體行動,這是實現有意義變革的唯一途徑,將性別議題與勞動、民主等更廣泛的社會鬥爭結合起來,並認識到需要掃走整個壓迫制度、並以民主社會主義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