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塔夫（Peter Taaffe） 英國社會主義黨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將列寧描述為一個暴虐的獨裁者，為了回應這一污蔑，一些左翼分子嘗試向拉爾斯‧立（Lars Lih）靠攏。但是，拉爾斯竭力卻將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描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自由主義者。這樣，有可能令我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運動才能改造社會。
最近烏克蘭爆發的「革命」中，群眾的目標旨在反對普京要脅烏克蘭政府，並反對普京保持該國留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當中，有人拆毀了首都基輔最後一座的列寧雕像。前「蘇聯」史達林派的官僚精英們建造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寧的政治權威為自己掩護，逃避人民群眾的憤怒。現實中，他們與列寧對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沒有要被推倒的列寧雕像。所以，特別是在史達林主義，以及伴隨著的東歐俄國計劃經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學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詆毀列寧和與他共同領導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統抹黑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謂有分量的現代「歷史學家」，還有不得不提的羅伯特‧薩維斯（Robert Service），都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寫。費吉斯被揭發在批評其他歷史學家的作品之同時，卻暗地裡撰寫評論讚揚自己的書本！薩維斯撰寫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出版後，我們就立即予以回應，而該書因為缺乏客觀性，今天甚至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中也名譽掃地了。
在當下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裡，（人們）重新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資產階級）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說明（歷史）。學術界開始拒絕服從氾濫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學。因此，師生對於熟讀馬克思和相對「激進的」資產階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愈來愈有需求。這可以理解為，在「神聖的」學社中，一些類似於上世紀60年代的特徵有所復蘇。大批學生和學者急速激進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紀60-70年代群眾工運冒起前的先兆。
拉爾斯‧立（Lars Lih）的一書《列寧》，就是對當前新形勢的回應。該書屬於「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書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歷史學家較為同情列寧。但至於所謂「嶄新地詮釋列寧的政治面貌」，至少是誇大失實了。
拉爾斯自己也承認：「我對列寧的觀點並不特別具原創性，而與列寧時代大多數的觀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數觀察者」並不「同情」列寧的觀點。尤其是，當問題涉及到 － 若果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成功，工人階級需要的什麼性質的政黨 － 這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農民
本書中只略談過托洛茨基，當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達林傳》，提及書中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初始階段的真正歷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寧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觀點：革命政黨需要什麼特徵、革命政黨的結構和實踐，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爾斯以模糊難懂的文字誤導讀者：「列寧對於階級內部的領導架構持有浪漫的觀點。他試圖以崇高的理念來描述自己的領導層能如何實現宏業，從而激勵下層的活動者。」根據同樣的脈絡，在書中亦穿插著眾多諸如列寧「英雄場景」的描寫。然後，就是對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關係的武斷陳述：「他雖然堅持農民作為從屬者的地位，但並無排除對農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領袖需要英勇的追隨者」。
當然，像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列寧是充滿熱情的。反過來，尤其是當革命達至高潮時，他們也被工人鬥爭場面的熱情所激勵。馬克思主義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同時，列寧整體上對於階級鬥爭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階級命運前途的一切問題，都保持著完全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對於領導的觀點，與需要政黨的觀點一樣，並不是出於「衝動的」想法，而是絕對實用的，並遵循必要之舉而產生的。
再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拉爾斯在書末中的結論？他寫道：「老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賭注押在農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寧死後不到十年，由列寧創立的政權則發動了針對農民的戰爭，並在集體化運動中將革命強加於農民身上，導致一場毀滅性的饑荒」。（202頁）
首先，布爾什維主義從來沒把「賭注」押在農民身上，反而認識到農民階層不可能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問題是誰將會在革命中領導農民，即誰能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表明，他們絕不會將土地、和平與麵包給予大眾（包括農民群眾）後，工人階級卻以行動滿足了農民。其次，拉爾斯將「列寧創立的政權」，等同在列寧去世十年後，特權官僚菁英控制的史達林政權，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廣為人知地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他會在史達林政權下會遭到監禁。
革命政黨
類似以上的誤導而錯誤的描述，書中出現很多次，因而無法正確闡述列寧的歷史作用。但該書卻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認可，甚至是某些半馬克思主義圈子的認可。原因是，拉爾斯的描述，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這群拒絕這一思想（的左翼）的認同。這撮人反對那個「強硬的」列寧，而更傾向於那個所謂「較開放的」列寧。這並非首次發生的現象。在上世紀60-70年代，《新左派評論》此等雜誌，經常會「發現」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論家」，但是這些理論家總是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對那些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與列托傳統的人來說，拉爾斯的思想成為了他們追逐的新潮流。這方面的關鍵是，需要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來建立革命政黨。在現階段，這與廣泛的任務 － 建立一個工人群眾政黨 － 並不矛盾。群眾性工人政黨需要在遠較寬鬆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以聯邦的形式運作，在英國的情況來看，此黨需要植根於工會中。但在這種較廣泛的組織形式內，維持一個清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有絕對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階級贏得的獲益並不會長久。
歷史上，包括最近的歷史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例如，1998年建立的蘇格蘭社會黨（SSP）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我們（CWI蘇格蘭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的領導層首先推動這一想法，並支持建立這一基礎廣泛的政黨。但是，蘇格蘭工黨戰鬥派（SML）的領導人在建立蘇格蘭社會黨時，瓦解了自己的組織，而直接併入其中。但是，這反過來令他們在國際上和蘇格蘭脫離了工國委（CWI）。他們並非被驅逐去出，而是自願離開我們的隊伍。
我們當時就曾警告，這不僅意味著蘇格蘭這一特立的革命組織和傳統，會悲劇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階段令蘇格蘭社會黨本身完全解體。不幸的是，這一斷言被證實了。意大利也發生了類似過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沒有能力爭取該黨的成員走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現在，重建共產黨實質上已經瓦解了。
與此相比，戰鬥派有著更大的成就，無論是當初在英國工黨內（1964年我們的支持者不超過40名），還是此後我們在1980年代後期被開除出工黨。從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蘇格蘭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敗）在於沒有充分組織化和經過政治訓練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能力能贏得黨內的多數，或至少贏得相當數目的成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政黨。
階級、政黨和領導層
一些馬克思主義力量誤解了階級、政黨和領導層之間的關係，造成了上述錯誤。 「民主集中制」一詞，本身並非由列寧發明，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孟什維克，最早在俄國工運開始使用的。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在研究政黨的概念、組織方式，以及應如何進行討論和內部爭論等問題上，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成員的共產主義同盟裡，就有組織規則所反映。甚至在使用術語「民主集中制」前，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階級第一國際所採納。
在規定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資格條件的章程中：「服從聯盟的決定…每個圈子的機關[今天理解為由幾個『支部』組成的]是該圈子一切群體的執行機構…一個國家或省的各個圈子機關，都應服從於一個領導核心圈…中央機關是全聯盟的執行機構，因此向全體成員大會負責…全體成員大會是整個聯盟的立法機關。所有改變規則的建議，都應該通過領導核心提交給中央機關和全體成員大會…任何人違反了會員條款…都將根據情況，從聯盟中被撤職乃至開除。」
列寧從工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學習德國社民黨的經驗，並嘗試將之應用到俄國的具體情況中。列寧於1901年撰寫的著名小冊子《怎麼辦？》裡，就強調俄國需要一個集中化的政黨。拉爾斯對這部分歷史的交代並不很充分，而只談到列寧在回應與「經濟學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經濟學派」專注於純粹的日常鬥爭。但是，列寧在書中描述社會主義意識如何在工運產生時，就如他自己後來所言，當時是「矯枉過正」的。
列寧曾錯誤斷言社會主義的覺悟只能由革命知識份子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中。他也是從當時的德國社民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那裡借用了此一概念。雖然列寧此後糾正這觀點，但細小的組織曾經利用這一點，以合理化自封「領袖」、宣稱自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傲慢手法。
列寧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建立群眾政黨的艱苦工作，是為托洛茨基所讚頌的。不過，托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原動力的「蒸汽」。黨如果能正確行事，則能扮演「活塞」的角色來將這動力轉化成革命。
列寧也強調了相同觀點，反對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員會派」。「委員會派」懷疑工人的積極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冊子《政治任務》（Political Problem）中裡警告，這些人物的出現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這類型的委員會派都「不承認需要依靠工人，因為他們已經在『集中制』原則裡建立了支持基礎。列寧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論被片面解讀時，寫道：「當我聽到有人說工人不適合成為委員會成員時，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評論到：「列寧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組織的必要，但他理解到，這主要是一個推動先進工人活動的槓桿而已。迷信政治機器的想法，不僅是異化的，也令人反感。」（《史達林傳》，103頁，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爾斯對民主集中制的評論完全不正確。他寫道：「這個術語的含義並無明確闡述，列寧只是隨便用它來傳遞特定的觀點」。他還指出：「列寧的觀點應該是：在地下狀態並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實行時，真正的黨內民主就應該是必須的；而在不可能實行時，則是無必要的。」
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階段可以執行，在另一個階段則可以完全武斷地取消。這主張是完全錯誤的，並非依據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而得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組織一樣，在任何時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在達成決定前，盡可能的討論，然後全黨、團體或組織的一致努力去執行這一決定。即使作出決定後，也並不表示討論和辯論結束。從真正的工運歷史都見過，在黨代表大會框架之外，例如黨內會刊、辯論等，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孤立的知識份子可能難以掌握這問題的不同方面，但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當中的先進階層）來說則很容易理解。這恰恰是源自於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位。
歷史上，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為集中，也從未如今天將強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維基解密（Wikileaks）揭發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對本國民眾乃至外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就證明上述論點。因此，我們無法想像一個鬆散的網路能夠動員起來，並戰勝這一龐大權力。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聯合勞動人民，並在適當時候果斷行動的集中化的群眾政黨，就不可能令社會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 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黨和與之相伴的紀律。從工人階級每一場嚴肅的鬥爭中，尤其是罷工，都得以體現出來。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來，就一個議題進行內部討論和辯論時，有時是可以很激烈的。但當他們將議題帶向群眾大會時，通常會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場。當然，有時少數工人代表和工人會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自己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會主張進行全面的辯論。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為勞動者本能上所理解。這也表現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最近發佈的聲明中。當宣佈脫離非國大（ANC），並支持新的工人群眾政黨 －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ASP） － 時，他們宣稱：「南非全國金屬工會會是一個革命性的工會，在擊敗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剝削中，扮演領導作用。我們支持民主集中制，我們相信透過強硬而激烈的民主辯論，得出統一的決策和行動。」
討論和決定
接著提出的問題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辯論討論、維護全體成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集中制、採取統一行動的需要等問題之間，在每一階段如何作出平衡。這不可能先驗性地決定，即不可能忽視具體情況，在任何時間都應用大體原則。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即使在一個群眾革命政黨中，組織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綱領，以及具體情況，決定著何種組織形式適用於不同階段。但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僅於某些情況適用，是不正確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與集中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何時強調民主，何時強調集中，則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地下活動的情況下，集中制傾向於支配著民主討論、民主權利和民主原則的全面表達。但是，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極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權及其警察鬥爭時，俄國革命者就政策綱領等問題，都堅持辯論與互相鬥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為了磨練政治武器及理論武器以準備革命，這是必要的手段。無論在地下活動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當時甚至有定期的大會。
在這時期都有著充分討論辯論的自由。但是，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特別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這並不表示應該讓革命黨淪為辯論俱樂部。有人定義這一方法為本質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對他們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對20世紀30年代法國追隨者內部的混亂時，他評論道：「一個規模較小但一致的組織，若有明確的政策，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個組織因內亂而撕裂，就注定走向腐化。」對於今天一些英國以至國際上的組織來說，托洛茨基這句話恰到好處。
拉爾斯試圖描繪一個較溫和、「開放」和「民主」的列寧，而不是那個「集中制」的人物，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描繪的那個「獨裁者」。這個「新」列寧幾乎是一個「自由派」，據說他支持在革命黨內進行開放公開乃至不受限制的討論。
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寧的真實觀點。確實很多時候，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最開放的討論，在公開平台，以及在困難時期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討論發生在黨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談爭論（1918年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談判停戰）時，布哈林和所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宣揚其「革命戰爭」論。他們甚至擁有一份日報，極力反對列托的思想。
意法兩國的群眾共產黨，曾經在其日報上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但兩年後，他們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但同時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的少數派，公開討論蘇聯的階級性質。然而，托氏後來從其美國同志瞭解到，這些少數派求助於黨外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所謂「民主」的輿論壓力下，背棄了對蘇聯的支持。於是，托氏就改變初衷，不再支持他們公開辯論了。但是，這並無阻止社工黨內部對這問題進行激烈的討論。
抗拒政黨的情緒
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本家發動的輿論攻勢中，包括引導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緒去抗拒政黨，並抗拒據說封閉而專制的列寧黨模式。我們反對「抗拒政黨」，但同時也認知到，任何留有史達林派印記的事物，都會將尋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這種「抗拒政治」和「抗拒政黨」的情緒，在現實中就代表對任何「官方」和「傳統」政黨懷有深刻敵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被認定為舊秩序一部分的資本家政黨，包括社民黨，甚至是共產黨。
這種情緒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局中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佔領運動（indignados），以及其他國家的運動中，我們曾經看到相似趨勢。在西班牙，這反映出對所謂「社會黨」的西班牙工社黨（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運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仇恨也經常指向馬克思主義團體。然而，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本身也是一些細小政治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抗拒團體的團體」。
但戒絕政治的最終結果是什麼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PP）政府雖然經歷了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青年失業率超過50%），但卻成功再次當選執政，是災難性的選舉結果。因此，新一代青年開始重新評估過去的運動，且再次回歸至建設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佔領運動也出現類似情緒。這一運動緣於美國，再擴展到全世界。而此後的經驗表明，一場無定形的運動，縱使燃燒著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但若果缺乏明確的方向和組織，對於高度集中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勢力來說，只能帶來細微的威脅。
然而，從美國西雅圖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競選運動可見，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經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社會主義者百年來首次當選西雅圖市議會，代表著一個事實：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政治鬥爭大躍前進的潛在可能。在這例子上，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起了帶頭作用，但類似的激進政治運動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紐約市新任市長比爾‧布拉修歐（Bill Blasio）在選舉中，靠著訴諸「雙城記」的口號（以民粹手法揭露紐約的嚴重貧富分化），贏得了73%選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縣（Lorain County），有24名獨立的勞工代表當選縣議員。
阿根廷也出現了類似過程。在當地最近的選舉中，托派的一個選舉聯盟獲得了120萬張選票。這是由於目前形勢與過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當時，儘管經濟處於災難中，但諸多政黨早已名聲掃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展甚微。
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局勢完全改變了，現在更多有覺悟的工人意識到需要組織和政黨，因而當中一批群眾將希望投放到這些「左翼陣線」的身上。工人階級新分子在將至的戰鬥中，會尋求自己的群眾政黨。如果（左翼陣線）採用正確戰術，並與上述的工人分子開放對話，這形勢是特別有利於組織增長的。這很可能要維持一個革命核心，即一個獨立不同的組織，同時在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中尋求廣泛基礎。在過去，（左翼）曾經因為沒有採納這種開放的路線，而錯失其他機遇。
全方位觀看列寧
千千萬萬的工人正在尋找新前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新工人群眾政黨，以提供這條出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時期，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並不大可能立即採納明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以誠實開放的方式工作，將為那些尋找出路的最優秀工人所歡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爾斯這本書，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讚美他想法的人，在未來混沌但激烈的時期裡，將無法為勞動者做好準備。該書並無清晰地表達列寧思想，尤其在於可恥地無視了托洛茨基的貢獻。
我們對該書批評，並不僅局限於組織層面（的內容）。作者也沒有充分解釋列寧思想與俄國革命展望之間的關係。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思想，與孟什維克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認為俄國應該沿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將社會主義推到不可確定的未來。列寧完全拒絕那種想法，認為衰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改革、解決民族問題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農聯盟，即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口，才能夠貫徹這些任務。
而且，拉爾斯未能充分探討列寧願景中的弱點，即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誰會是聯盟中的主導力量。整個歷史進程證明，農民上層往往與資本家合作，下層則走向工人階級的行列。由於其內部的相異質性，所以從未扮演過獨立的政治角色。
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其正確預計了俄國革命如何發展。雖然工人階級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及特徵（在大工業中的動能和有組織性），使其能夠在革命中率領農民群眾，推翻專制制度。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上台，將在俄國乃至全球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中，他完全贊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書並無提及這些內容。
相比那些惡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爾斯的書無疑進步不少。但在同時，除非對書本進行補充和修正，否則將進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張。
書名：《Lenin》
作者：拉爾斯‧立（ Lars Lih ）
出版： Reakti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