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佈於2026年8月31日。對Mike Forster和Cormac Kelly的採訪
本文原刊於6月初出版的國際社會主義替代的國際政治刊物《國際馬克思主義》2026年第3期。點擊此處訂閱或購買完整刊物。
戰鬥派是20世紀英國工黨內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重要前身。我們與麥克·弗羅斯特（Mike Forster）和科馬克·凱利（Cormac Kelly）探討了戰鬥派（Militant）的政治遺產——他們當時是戰鬥派的成員，如今則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支部的成員。
首先，什麼是「戰鬥派」？
麥克：「戰鬥派」（Militant）其實是我們報紙的名字，但隨著組織的發展，我們也被稱為戰鬥派。實際上，加入「戰鬥派傾向」（Militant Tendency）的成員加入的是名為「革命社會主義者聯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 RSL）的馬克思主義組織。
我們早期工作的基礎，是在於發展一小批幹部，他們是由緊密且受過良好政治教育的成員所形成；我們一開始是一個規模小、但志在成為群眾性力量的組織。
我們制定了一套將用於更廣泛運動的綱領。戰鬥派报纸以「為工人與青年鬥爭馬克思主義報紙」而聞名——我們的工作重心主要面向工人與青年，當時他們大多集結在群眾性工會以及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周圍。在那個時候群眾性工會以及英國工黨的規模都要比現在大得多。
科馬克：我記得當時我們討論過「傾向」（tendency）這個詞的意思。我們沒有自稱為一個黨，因為我們當時正積極投入在工黨內採取「打入主義」的策略。二戰後的托派力量其實相當薄弱。自稱為黨既傲慢也不準確。我們當時是一個思想傾向，試圖用我們的理念去影響勞工運動、工會和英國工黨，同時建立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對階級鬥爭產生客觀影響的政黨。
「戰鬥派」為何參與在工黨內？
麥克：好吧，「革命社會主義者聯盟」起初以泰德·格蘭特為核心、後來由彼得·塔夫接手。一開始的時候「革命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追隨者在英國政壇是一支非常小的力量，主要活動於薩塞克斯大學和利物浦。那些同志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從小組織發展成更強大的力量。那意味著制定一個展望，分析鬥爭可能如何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可能在哪裡發揮作用。而結論是儘管當時工黨被右翼領導所主導，但工黨當時擁有廣泛的工人階級基礎，未來鬥爭的增長會透過工黨表現出來。
二戰後，改良主義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戰後的經濟繁榮使得改良主義者能夠聲稱自己將會「帶來好處」。我們知道這種繁榮不會持久，大規模的鬥爭終將爆發——但最初進行鬥爭的會是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因此，透過在工黨內開展工作，我們能夠接觸到更多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受眾。
在今天看來可能很不可思議——但當時的激進青年和工人確實選擇了工黨。因此，我們的思想能在工黨內部得到積極的回應，尤其是在更激進的青年群體中。正是在「工黨青年社會主義者」（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 LPYS）的工作中，我們的思想獲得了最強烈的共鳴。
科馬克：我認為另一個因素是我們確保馬恩列托思想的堅定決心。在60年代，其他一些團體寄望於新殖民主義世界的農民或西方學生來領導社會主義鬥爭。但我們視工人階級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因此必須與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連結。在當時，這既包括在工黨內的工作，也包括在工會運動中的工作。
你們加入時的社會狀況是怎麼樣的？
科馬克：我大約是在1970年開始涉足政治的。 1971年，我加入了戰鬥派，彼時局勢正處於動盪之中。當時規模最大的鬥爭是由蘇格蘭上克萊德造船廠的工人發起的，他們為了反對裁員而靜坐抗議，並佔領了船廠。這其實是後來被稱為「去工業化」的過程的開端。當時，船廠工人從工運中獲得了各種形式的支持與同情，這產生了巨大的連鎖反應。那一時期，工會的抗爭性顯著增強，圍繞青年失業的鬥爭也隨之興起。
麥克：1970年，愛德華·希思上台，並承諾要解決工會運動。他是眾多認為自己能打擊工人階級的右翼政客之一。他對工會開戰後，以消耗戰與立法攻勢雙管齊下，但結果很不成功。相反，他的舉措反而引發了產業行動大浪潮，其中就包括1972年和1974年的礦工大罷工。建築工人、碼頭工人、鐵路工人和鋼鐵工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主力軍，紛紛走上街頭罷工。而在鬥爭時期，革命思想總是能引起共鳴，尤其是在那些最具戰鬥力的群體中。
從7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開始吸引了一些重要關鍵產業的鬥士；他們增加了我們組織的分量，從而也讓他們能在工黨內發揮了可觀的影響力。
1974年，工黨在全國大選中贏得了微弱多數。起初局勢很平靜，工人們正在等待工黨實施一些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在資本主義還能承受之時，工黨做出了一些讓步，大幅提高了工人的薪資。儘管起初平靜，然而但到了70年代末，大規模的鬥爭還是爆發了。到了1978年，工黨已經擁抱「貨幣主義」，並攻擊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刪減公共服務，並且奉行國際貨幣基金的思想和行動。這為後來的「不滿之冬」埋下了伏筆，這場危機最終導致了工黨政府的垮台。
當然，1979年戴卓爾夫人的勝選開啟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在80年代初，直到福克蘭戰爭（馬島戰爭）爆發前，針對戴卓爾夫人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都此起彼落。當時民眾對戴卓爾夫人充滿憎惡；如果戰爭前舉行大選，她肯定會下台，但不幸的是，這場戰爭讓她的政治生命起死回生。
不過，我們成長最迅速的時期也是80年代，尤其是其中兩個關鍵的節點：1984-1985年的第三次礦工大罷工，當然還有利物浦市議會的抗爭。
那麼，隨著戰鬥派的成長，它與工黨內及更廣泛的工人運動中的討論有著怎樣的聯繫呢？
麥克：正如泰德·格蘭特常說的，我們成功的關鍵在於「事件、事件、事件」。而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諸多事件都充滿著抗爭。尤其是由於工黨在1979年大選中的失利，圍繞著「爭取工黨民主運動」組織起來的工黨內左翼群體提出：「絕不能再讓工黨領袖帶領我們走向反改革。」
工黨內爆發了一場激烈的鬥爭。約1981年，左翼議員托尼·本競選工黨副黨首。托尼·本曾是一位改良主義者，我們曾與他及黨內其他人就綱領和策略問題進行過同志式的辯爭。但我們的首要批評矛頭始終指向右翼。如果本取得了勝利，那麼他的成功將為黨內力量對比的更根本性轉變鋪平道路。遺憾的是，他以微弱的票數差失敗了。
不過，我們將20世紀80年代初期視為左翼崛起的階段。儘管當時戴卓爾夫人執政，但這段時間也發生了其他客觀上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的事件。
其中包括1984-1985年間的第三次礦工大罷工，我們充滿能量地投身其中。我們向大多數礦區派駐了全職組織者，並吸收了400多名礦工加入組織；他們中的許多人受鼓勵參加了當時每年舉行的工黨青年社會主義者（LPYS）會議（LPYS當時由戰鬥派的支持者領導）。
當然，我們在利物浦市議會的鬥爭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爭取一個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議會，有能力推行重大變革。它帶來了公營住房、休閒中心、托兒所和學校的建設，從未輸過選舉。事實上，在我們掌握主導權後，工黨在利物浦市議會的多數地位不斷強化，直到80年代中期，時任工黨黨魁尼爾·金諾克對戰鬥派發起了政治獵巫。
那時候，我們的規模已經大到了無法再潛伏於工黨之內。當時如果有人來問：「你們是革命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成員嗎？」我們會說，我們從未聽說過它，然後聲稱我們只是一個政治傾向。但實際上，我們早已超越了傾向的範疇，成為了高度組織化、高度集中的政黨，工黨右翼也知道這一點。
我們的組織長得越大，對工黨的威脅也越大，於是金諾克針對我們發動了獵巫，最終導致我們的利物浦市議員被高等法院法官禁止擔任公職，並被開除出工黨。所以是的， 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烈鬥爭的時期，我們的成員人數也在那時達到了頂峰。當時我們擁有由約8,000名成員，以及約200名全職組織者構成的網絡。
科馬克：正如麥克所說，關鍵在種種事變——我們恰恰在那些事變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右翼實際上從未提出過明確的口號和訴求，而我們則打出了「讓工黨以社會主義政綱取得政權」等口號，積極開展反種族主義運動，聲援工人鬥爭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贏得了共鳴，我們儼然就是能夠回應問題的人，我們能夠分析時局，也有組織能力，於是人們開始關注我們。
麥克：真的很難想像，當時我們的報紙是多麼家喻戶曉。
我們站在街頭兜售戰鬥派的報紙時，往往能賣出二、三十份，因為人們都聽過它，我們也常出現在新聞裡。我們成了一種群眾性的現象，而且我們認為自己當時很可能是歐洲最成功的馬克思主義組織。
是什麼樣的變化讓右翼重新佔了上風？
麥克：礦工大罷工的失敗對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礦工的失敗，戴卓爾夫人看到了機會，開始對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同群體各個擊破，削弱了工會。1980年代末，英國工會會員人數從1300萬的最高值驟降至600萬；而這不可避免地在工黨內引發了相應的政治後果。
但我認為，1990-1991年間發生了一件影響更為深遠的事件，也就是史太林主義體制的崩潰。它標誌著史太林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層面的徹底失敗，資本主義宣布自己成為了勝利者。這件事影響深遠，至今在運動中我們能仍感受到。
只有托洛斯基主義者能夠真正解釋哪裡出了問題，但史太林主義體制的崩潰也在我們組織內部帶來影響。礦工罷工的失敗與史太林主義的崩潰共同抽乾了工黨內活躍的左翼力量，從而為東尼·布萊爾成為工黨領袖、廢除工黨章程中的社會主義條款等舉措鋪平了道路*。我們過去參加工黨會議時能見到數十人，此時則只能見到幾位老成員，他們對階級鬥爭已不感興趣，對我們充滿敵意，並被鼓動起來去反對我們。儘管工黨開除我們在利物浦的同志一事最為引人注目，但在90年代初，包括我在內的另外數百名成員也因堅持支持戰鬥派而被趕出工黨。
但當然也是在那個時期，戴卓爾也貪心過剩地推出了臭名昭著的人頭稅。這是一種不分收入高低地針對所有成年人的稅，一種不是以家庭整體、而是針對每一位家庭成員徵收的稅。這意味著數百萬民眾被迫繳納他們無力負擔的稅金。
戰鬥派將工作重點從工黨內及週邊轉向了廣大工人階級，在各個居民區、工作場所和在地社群建立起反人頭稅聯盟，以組織大規模的拒繳人頭稅運動。
有人說這行不通，但我們說這是擊敗戴卓爾夫人的唯一途徑，我們感受到了基層工人階級對戴卓爾的強烈憎恨。當然，歷史證明我們成功了，反人頭稅運動始於最早推行人頭稅的蘇格蘭，隨後發展到英格蘭和威爾斯。一年後，拒繳者已超過1,700萬人；在蘇格蘭和倫敦，當局試圖推行該稅時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最終引發了反人頭稅暴動。但真正擊敗戴卓爾夫人與人頭稅政策的，正是那場我們組織起來的大規模拒繳運動。戰鬥派再次家喻戶曉。
*工黨章程第四條：「在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公有制以及對每一工業或服務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群眾管理和控制的基礎上，確保體力或腦力勞動者獲得其辛勤勞動的全部果實。」該條款於1918年在歐洲革命浪潮的壓力下被寫入工黨章程，於1995年被東尼·布萊爾的右翼工黨領導層廢除。
我認為這可以說是代表戰鬥派放棄了打入主義策略，轉而開展獨立的公開活動——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科馬克：工黨的性質變了。它曾兼具廣泛的工人群眾基礎與高層的資產階級代表，橫跨兩個陣營。
然而，隨著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挫折與蘇聯史太林主義的崩潰，右翼勢力得以確立其在工黨內的主導地位。工黨幾乎徹底失去了原有的工人階級成員。工人階級再也不願加入它，它也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資產階級政黨。工黨仍能得到工人階級的選票，因為工人階級別無選擇；但馬克思主義者留在工黨內已無意義。於是，我們公開轉向，打出了自己的旗幟，獨立開展運動。
麥克：人頭稅抗爭表明，工人與青年中最積極、最具戰鬥力的部分未必會活躍在傳統組織中。
在人頭稅抗爭期間，我們問了一些非常認同我們理念的人， 「好吧，要不要來參加下一次工黨會議？」但他們笑了笑，問：「我們為什麼要加入工黨？」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中較為先進的一部分已對工黨產生了疏離。我認為如今許多人對那些前工人政黨也有同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是在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都出現了更多的激進左翼政黨。顯然它們能從馬克思主義者的參與中獲益。但像過去加入工黨那樣秘密「打入」這些政黨會是錯的。我認為我們一開始就要明確一點，我們是一個有組織的派別、政黨或組織，有鮮明的綱領，但我們仍會參與這些組織的工作，以幫助它們取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