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2026年8月31日。对Mike Forster和Cormac Kelly的采访
本文原刊于6月初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替代的国际政治刊物《国际马克思主义》2026年第3期。点击此处订阅或购买完整刊物。
战斗派是20世纪英国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也是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重要前身。我们与麦克·弗罗斯特（Mike Forster）和科马克·凯利（Cormac Kelly）探讨了战斗派（Militant）的政治遗产——他们当时是战斗派的成员，如今则是国际社会主义道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支部的成员。
首先，什么是「战斗派」？
麦克：「战斗派」（Militant）其实是我们报纸的名字，但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也被称为战斗派。实际上，加入「战斗派倾向」（Militant Tendency）的成员加入的是名为「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 RSL）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我们早期工作的基础，是在于发展一小批干部，他们是由紧密且受过良好政治教育的成员所形成；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规模小、但志在成为群众性力量的组织。
我们制定了一套将用于更广泛运动的纲领。战斗派报纸以「为工人与青年斗争马克思主义报纸」而闻名——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面向工人与青年，当时他们大多集结在群众性工会以及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周围。在那个时候群众性工会以及英国工党的规模都要比现在大得多。
科马克：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过「倾向」（tendency）这个词的意思。我们没有自称为一个党，因为我们当时正积极投入在工党内采取「打入主义」的策略。二战后的托派力量其实相当薄弱。自称为党既傲慢也不准确。我们当时是一个思想倾向，试图用我们的理念去影响劳工运动、工会和英国工党，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对阶级斗争产生客观影响的政党。
「战斗派」为何参与在工党内？
麦克：好吧，「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起初以泰德·格兰特为核心、后来由彼得·塔夫接手。一开始的时候「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的追随者在英国政坛是一支非常小的力量，主要活动于萨塞克斯大学和利物浦。那些同志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从小组织发展成更强大的力量。那意味着制定一个展望，分析斗争可能如何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在哪里发挥作用。而结论是尽管当时工党被右翼领导所主导，但工党当时拥有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未来斗争的增长会透过工党表现出来。
二战后，改良主义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战后的经济繁荣使得改良主义者能够声称自己将会「带来好处」。我们知道这种繁荣不会持久，大规模的斗争终将爆发——但最初进行斗争的会是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因此，透过在工党内开展工作，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受众。
在今天看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当时的激进青年和工人确实选择了工党。因此，我们的思想能在工党内部得到积极的回应，尤其是在更激进的青年群体中。正是在「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 LPYS）的工作中，我们的思想获得了最强烈的共鸣。
科马克：我认为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确保马恩列托思想的坚定决心。在60年代，其他一些团体寄望于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农民或西方学生来领导社会主义斗争。但我们视工人阶级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因此必须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连结。在当时，这既包括在工党内的工作，也包括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
你们加入时的社会状况是怎么样的？
科马克：我大约是在1970年开始涉足政治的。 1971年，我加入了战斗派，彼时局势正处于动荡之中。当时规模最大的斗争是由苏格兰上克莱德造船厂的工人发起的，他们为了反对裁员而静坐抗议，并占领了船厂。这其实是后来被称为「去工业化」的过程的开端。当时，船厂工人从工运中获得了各种形式的支持与同情，这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那一时期，工会的抗争性显著增强，围绕青年失业的斗争也随之兴起。
麦克：1970年，爱德华·希思上台，并承诺要解决工会运动。他是众多认为自己能打击工人阶级的右翼政客之一。他对工会开战后，以消耗战与立法攻势双管齐下，但结果很不成功。相反，他的举措反而引发了产业行动大浪潮，其中就包括1972年和1974年的矿工大罢工。建筑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钢铁工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主力军，纷纷走上街头罢工。而在斗争时期，革命思想总是能引起共鸣，尤其是在那些最具战斗力的群体中。
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开始吸引了一些重要关键产业的斗士；他们增加了我们组织的分量，从而也让他们能在工党内发挥了可观的影响力。
1974年，工党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微弱多数。起初局势很平静，工人们正在等待工党实施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在资本主义还能承受之时，工党做出了一些让步，大幅提高了工人的薪资。尽管起初平静，然而但到了70年代末，大规模的斗争还是爆发了。到了1978年，工党已经拥抱「货币主义」，并攻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删减公共服务，并且奉行国际货币基金的思想和行动。这为后来的「不满之冬」埋下了伏笔，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工党政府的垮台。
当然，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胜选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80年代初，直到福克兰战争（马岛战争）爆发前，针对撒切尔夫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都此起彼落。当时民众对撒切尔夫人充满憎恶；如果战争前举行大选，她肯定会下台，但不幸的是，这场战争让她的政治生命起死回生。
不过，我们成长最迅速的时期也是80年代，尤其是其中两个关键的节点：1984-1985年的第三次矿工大罢工，当然还有利物浦市议会的抗争。
那么，随着战斗派的成长，它与工党内及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的讨论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麦克：正如泰德·格兰特常说的，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事件、事件、事件」。而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诸多事件都充满著抗争。尤其是由于工党在1979年大选中的失利，围绕着「争取工党民主运动」组织起来的工党内左翼群体提出：「绝不能再让工党领袖带领我们走向反改革。」
工党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约1981年，左翼议员托尼·本竞选工党副党首。托尼·本曾是一位改良主义者，我们曾与他及党内其他人就纲领和策略问题进行过同志式的辩争。但我们的首要批评矛头始终指向右翼。如果本取得了胜利，那么他的成功将为党内力量对比的更根本性转变铺平道路。遗憾的是，他以微弱的票数差失败了。
不过，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初期视为左翼崛起的阶段。尽管当时撒切尔夫人执政，但这段时间也发生了其他客观上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的事件。
其中包括1984-1985年间的第三次矿工大罢工，我们充满能量地投身其中。我们向大多数矿区派驻了全职组织者，并吸收了400多名矿工加入组织；他们中的许多人受鼓励参加了当时每年举行的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PYS）会议（LPYS当时由战斗派的支持者领导）。
当然，我们在利物浦市议会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争取一个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议会，有能力推行重大变革。它带来了公营住房、休闲中心、托儿所和学校的建设，从未输过选举。事实上，在我们掌握主导权后，工党在利物浦市议会的多数地位不断强化，直到80年代中期，时任工党党魁尼尔·基诺克对战斗派发起了政治猎巫。
那时候，我们的规模已经大到了无法再潜伏于工党之内。当时如果有人来问：「你们是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吗？」我们会说，我们从未听说过它，然后声称我们只是一个政治倾向。但实际上，我们早已超越了倾向的范畴，成为了高度组织化、高度集中的政党，工党右翼也知道这一点。
我们的组织长得越大，对工党的威胁也越大，于是金诺克针对我们发动了猎巫，最终导致我们的利物浦市议员被高等法院法官禁止担任公职，并被开除出工党。所以是的， 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烈斗争的时期，我们的成员人数也在那时达到了顶峰。当时我们拥有由约8,000名成员，以及约200名全职组织者构成的网络。
科马克：正如麦克所说，关键在种种事变——我们恰恰在那些事变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右翼实际上从未提出过明确的口号和诉求，而我们则打出了「让工党以社会主义政纲取得政权」等口号，积极开展反种族主义运动，声援工人斗争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赢得了共鸣，我们俨然就是能够回应问题的人，我们能够分析时局，也有组织能力，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我们。
麦克：真的很难想像，当时我们的报纸是多么家喻户晓。
我们站在街头兜售战斗派的报纸时，往往能卖出二、三十份，因为人们都听过它，我们也常出现在新闻里。我们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现象，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当时很可能是欧洲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是什么样的变化让右翼重新占了上风？
麦克：矿工大罢工的失败对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矿工的失败，撒切尔夫人看到了机会，开始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各个击破，削弱了工会。1980年代末，英国工会会员人数从1300万的最高值骤降至600万；而这不可避免地在工党内引发了相应的政治后果。
但我认为，1990-1991年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也就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崩溃。它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层面的彻底失败，资本主义宣布自己成为了胜利者。这件事影响深远，至今在运动中我们能仍感受到。
只有托洛斯基主义者能够真正解释哪里出了问题，但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崩溃也在我们组织内部带来影响。矿工罢工的失败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共同抽干了工党内活跃的左翼力量，从而为东尼·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废除工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条款等举措铺平了道路*。我们过去参加工党会议时能见到数十人，此时则只能见到几位老成员，他们对阶级斗争已不感兴趣，对我们充满敌意，并被鼓动起来去反对我们。尽管工党开除我们在利物浦的同志一事最为引人注目，但在90年代初，包括我在内的另外数百名成员也因坚持支持战斗派而被赶出工党。
但当然也是在那个时期，戴卓尔也贪心过剩地推出了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这是一种不分收入高低地针对所有成年人的税，一种不是以家庭整体、而是针对每一位家庭成员征收的税。这意味着数百万民众被迫缴纳他们无力负担的税金。
战斗派将工作重点从工党内及周边转向了广大工人阶级，在各个居民区、工作场所和在地社群建立起反人头税联盟，以组织大规模的拒缴人头税运动。
有人说这行不通，但我们说这是击败撒切尔夫人的唯一途径，我们感受到了基层工人阶级对戴卓尔的强烈憎恨。当然，历史证明我们成功了，反人头税运动始于最早推行人头税的苏格兰，随后发展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一年后，拒缴者已超过1,700万人；在苏格兰和伦敦，当局试图推行该税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引发了反人头税暴动。但真正击败撒切尔夫人与人头税政策的，正是那场我们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拒缴运动。战斗派再次家喻户晓。
*工党章程第四条：「在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公有制以及对每一工业或服务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群众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确保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全部果实。」该条款于1918年在欧洲革命浪潮的压力下被写入工党章程，于1995年被东尼·布莱尔的右翼工党领导层废除。
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代表战斗派放弃了打入主义策略，转而开展独立的公开活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科马克：工党的性质变了。它曾兼具广泛的工人群众基础与高层的资产阶级代表，横跨两个阵营。
然而，随着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挫折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右翼势力得以确立其在工党内的主导地位。工党几乎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工人阶级成员。工人阶级再也不愿加入它，它也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资产阶级政党。工党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选票，因为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但马克思主义者留在工党内已无意义。于是，我们公开转向，打出了自己的旗帜，独立开展运动。
麦克：人头税抗争表明，工人与青年中最积极、最具战斗力的部分未必会活跃在传统组织中。
在人头税抗争期间，我们问了一些非常认同我们理念的人， 「好吧，要不要来参加下一次工党会议？」但他们笑了笑，问：「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工党？」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中较为先进的一部分已对工党产生了疏离。我认为如今许多人对那些前工人政党也有同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在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更多的激进左翼政党。显然它们能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中获益。但像过去加入工党那样秘密「打入」这些政党会是错的。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确一点，我们是一个有组织的派别、政党或组织，有鲜明的纲领，但我们仍会参与这些组织的工作，以帮助它们取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