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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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在街头赢得的胜利——争取更多、争取社会主义!

    André Ferrari 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ISA巴西)

    小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译注:前巴西总统Jair Bolsonaro之子,下称「小博索纳罗」)在巴西总统大选中的败北,是青年与劳工动员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奋斗,以阻止紧缩措施、争取新的成果,并建立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这历史性的逆转中,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给了小博索纳罗,及其在白宫和拉丁美洲极右翼政府中的支持者们一记耻辱性的挫败。

    第一轮投票中——由于竞选活动缺乏活力——卢拉(Lula)落后于其极右翼对手210万票(1.87%),但此后局势完全逆转。随着全国各地群众涌上街头,第二轮投票使卢拉取得440万票(3.58%)的领先优势,其得票率达51.79%,而小博索纳罗则为48.21%。

    在三周内,另有1,030万张选票转投卢拉阵营,而小博索纳罗仅获得370万张选票。除了赢得先前投给右翼阵营的选票外,卢拉获得的这些新增选票,大部分来自第一轮投票中弃权或投出无效票的选民。

    超过300万名在第一轮未投票的选民,后来决定前往投票站投票。80%的市镇弃权率下降,其中大城市的降幅最为显著。这是20年来最低的弃权率。空白票和无效票也降至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绝大多数选票都是投给卢拉以对抗极右翼。

    促使数百万选民走上投票站——尽管他们在第一轮选举中并未投票——的动力,正是极右翼崛起所发出的警钟,以及大规模且极具感染力的街头示威所营造出的崭新氛围。

    青年的火花

    在第一轮选举结果公布后——小博索纳罗领先,且极右翼在国会及州级选举中崛起——凌晨时分,特别是卢拉核心圈内所感受到的沮丧与失望,很快便被学校和大学中年轻人的行动所扭转。

    从10月5日晚间尼泰罗伊(里约热内卢)的UFF大学开始,并在随后几天蔓延至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独立组织了集会与街头示威。走上街头的学生们开辟了道路,随后广大工人阶级和民众也纷纷跟进。

    所有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该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大规模集会之一,涉及数百万人。除了在保利斯塔大道(圣保罗)和科帕卡巴纳(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外,全国各州首府以及数百乃至数千个市镇也爆发了街头抗议活动。

    源自街头的集体力量感,以及对扭转局势能力的信心,迅速蔓延并体现在各个层面。这种情绪使得科技巨头在社交媒体上的犯罪行径——以及其一贯偏袒极右翼的演算法——被数百万人的行动部分抵消。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由国会议员雅诺内斯(André Janones,REDE党员)创建的「卢拉之军」WhatsApp频道——该频道最初并未隶属于卢拉的官方竞选团队——它汇聚了多达1,100万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行动。

    然而,卢拉的胜利并非仅靠线上运动便能达成。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数百万民众不仅止于萤幕后方,更走上街头,展现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占领街头与掌控社群媒体的行动相辅相成,形成一场庞大的草根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越了此前竞选活动的既有框架

    无论是街头行动还是社群媒体上的倡议,皆源于卢拉竞选团队官方协调体系之外。这些行动虽逐渐被纳入竞选体系,却有助于克服卢拉竞选领导层自第一轮投票以来所施加的巨大限制、错误及政治束缚。若无此助力,结果必将大不相同。

    对抗博索纳罗主义,不顾卢拉主义的局限

    小博索纳罗在首轮投票中获得的多数票,摧毁了卢拉竞选领导层所搭建的纸牌屋——即单纯强调现任政府有多么出色,自然就能赢得连任的观念。他们甚至曾大肆散播一种幻觉,声称能在首轮投票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10月4日的选举结果犹如一盆冷水。起初,它引发了恐慌、绝望、沮丧与困惑。但当人们冷酷地意识到「博索纳罗主义」实际上可能重掌大权时,愤怒、恐惧与愤慨随之涌现。小博索纳罗及其盟友在投票结束后立即展现的傲慢与厚颜无耻,以及宣布将实施诸如承诺中的「大刀阔斧削减」(包括超过2,000亿雷亚尔的预算削减)等攻击措施,无疑是又一次挑衅。

    当广大青年群体主动肩负起击败极右翼的重任时,一种新的动态便应运而生。这不仅仅是支持卢拉的问题,更是为了击败博索纳罗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邪恶。

    即使在这新一代中,对卢拉的同情也日益增长,这源于他的工人阶级出身,以及他与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斗争紧密相连的历史。然而,正如工党(PT)竞选活动中常见的情况,这份阶级背景仅被象征性地提及,纯属走过场。重点最终总是落在卢拉作为领导人的「成熟度」、他调和对立势力的能力,以及他在执政期间的政绩纪录上。

    在这场竞选中,卢拉的工人阶级背景之所以最终成为焦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的对手。卢拉竞选活动的亮点之一,是在环球电视台(Rede Globo)的辩论中,他不得不回应小博索纳罗以嘲讽且充满仇恨偏见的语气,提及他「只有九根手指」一事。

    卢拉要求这位「高高在上」的对手——此人一生从未工作过一天——道歉,并讲述一名17岁少年在工厂压机事故中失去一指的现实遭遇;尽管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但卢拉最终向数百万民众传达了这样的形象:这场选战的核心,实为工人阶级对抗傲慢且令人厌恶的精英阶层的斗争。

    但卢拉在竞选期间并未采取基于阶级的立场。他——特别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延续了其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策略:不懈追求阶级和解、与资产阶级及右翼势力结盟、采取温和与务实的态度。关键在于,在第二轮投票中,来自底层——来自街头——的巨大压力,最终迫使竞选活动采取更具斗争性的基调,谴责博索纳罗主义与极右翼势力。

    过度强调其政府所谓的重大成就,正是第一轮投票失败的根源。第二轮投票的成功,并非对其执政表现的认可。事实上,直到选举日当天,他的不满率仍居高不下,徘徊在45%至51%之间。投票给卢拉本质上是一种对「博索纳罗主义」的拒绝,这种拒绝是透过一位尽管其执政期间备受磨难,却仍被视为关心社会中最贫困、最受压迫群体的人物来体现的。

    市场希望卢拉采纳小博索纳罗的政纲

    选举结束后不久,许多主要资产阶级报纸的社论便主张,卢拉不应将这场胜利视为对其执政的认可——并以此为由施压,要求他推行与街头抗议诉求背道而驰的变革。这些建制派喉舌对卢拉的和解立场、新的财政框架,以及其政府已采纳的紧缩政策并不满意,他们想要更多——远远更多。

    然而,卢拉的胜利并非仅靠线上运动便能达成。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数百万民众不仅止于萤幕后方,更走上街头,展现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占领街头与掌控社群媒体的行动相辅相成,形成一场庞大的草根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越了此前竞选活动的既有框架。

    无论是街头行动还是社群媒体上的倡议,皆源于卢拉竞选团队官方协调体系之外。这些行动虽逐渐被纳入竞选体系,却有助于克服卢拉竞选领导层自第一轮投票以来所施加的巨大限制、错误及政治束缚。若无此助力,结果必将大不相同。

    对抗博索纳罗主义,尽管卢拉主义存在局限

    小博索纳罗在首轮投票中获得的多数票,摧毁了卢拉竞选领导层所搭建的纸牌屋——即单纯强调现任政府有多么出色,自然就能赢得连任的观念。他们甚至曾大肆散播一种幻觉,声称能在首轮投票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正是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工党PT成员)在2014年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埃西奥.内维斯(Aécio Neves,社会民主党PSDB成员)后,于其第二任期中所采取的行动。她任命了一位作风强硬的新自由主义者若阿金.莱维(Joaquim Levy)担任财政部长,推行紧缩政策以安抚市场,最终失去了其社会基础的支持,成为右翼阵营的轻易攻击目标。结果我们都已知晓:透过弹劾发动的体制性政变、特梅尔政府(译注:罗塞夫遭弹劾下台后的过渡执政期)的灾难性执政,以及为「博索纳罗主义」与极右翼崛起铺平的道路。当前的局势有所不同。随着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爆发以及「博索纳罗主义」的挫败,社会中的权力平衡已发生剧变。如今街头的力量足以阻止类似政变的操弄,并确保取得能动摇「紧缩杀戮」逻辑的胜利。但当政府重拾与市场和解的逻辑,将「福利礼包」重新放回架上,并开始实施有害措施时,磨损便会逐渐显现,极右翼也将再次抬头。

    我们已经见证了,在小博尔索纳罗败选的隔天,市场便发出了其讯号:股市遭遇自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迫使「熔断机制」启动;美元飙升;期货利率急遽攀升。政府的倾向是试图安抚并平息金融市场。

    这正是现任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根(Dario Durigan)所采取的作法——他强调必须平衡公共预算,并倡导修宪以强制政府达成「财政目标」,且不容许任何失误。此举的实质意义在于倒退,并伴随着预算削减与权益倒退。

    为平息市场波动,当局亦正考虑任命新任财政部长。除了杜里甘之外,其他财政紧缩政策的倡导者也正在被考虑,例如现任中央银行行长加布里埃尔.加利波洛(Gabriel Galípolo),他因在就任后打破外界预期、将利率维持在极高水平而臭名昭著。最近连任的皮奥伊州州长拉斐尔.丰特莱斯(Rafael Fonteles)也正在被考虑,副总统杰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本人亦在考量之列。他们全都以亲市场的立场和对严厉财政紧缩政策的坚定承诺而闻名。

    劳工、学生及受压迫群众的持续抗争,是抵御新紧缩政策的唯一保障——这些政策将剥夺权利、攻击公共服务并削减投资。

    寻求政变,以及极右翼

    在第二轮投票期间,极右翼势力使用卑鄙手段试图确保其胜利。他们还仰赖最高选举法院(TSE)院长卡西奥.努内斯.马尔克斯(Kassio Nunes Marques)的协助。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针对圣保罗和萨尔瓦多等主要都市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统所进行的蓄意破坏。

    关于此事的投诉早在选举日当天便已浮现,但最高选举法院(TSE)对策划破坏行动的官员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巴伊亚州区域选举法院早已下令逮捕担任萨尔瓦多市政府交通部门负责人的博索纳罗支持者——此人当时已离开该国——最高选举法院仍未采取行动。最高选举法院一直等到最后一刻——当许多投票站已经关闭时——才决定延长投票时间。

    投票结束后,面对败选的局面,极右翼试图利用投票最后几小时产生的混乱来挑战选举程序。但小博索纳罗所属的自由党(PL)也曾因暴雨而要求在该国南部延长投票时间。

    这场败局如此显而易见且屈辱,以致极右翼——至少目前为止——已无任何依据再次试图动摇选举程序。小博索纳罗在败选两天后可耻地逃往美国——以及他那封自称是巴西当选总统而被戏称为「疯人院里的拿破仑」的公开信——不仅加深了这份屈辱与羞耻,更分裂了右翼阵营,且不太可能马上产生什么影响。在缺乏川普(他更关注中期选举)或自己所属政党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他最终不得不从自封为「巴」著美国的巴西总统,退让至仅自称「巴西领袖」。

    任何试图将小博索纳罗塑造成新「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的企图,其结局恐怕会比川普这位前委内瑞拉「哈巴狗」的遭遇更加可悲。瓜伊多曾任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并于2019年在川普(其第一任期内)以及数个欧洲国家和前总统博索纳罗政府的支持下,自封为该国总统。在策动政变失败并被指控挪用数十亿美元后,他失宠落魄,如今不过是委内瑞拉政治史上又一章——介于荒谬与悲剧之间——的篇章罢了。

    川普在巴西大选中遭遇重大挫败。尽管有人建议他避免公开支持小博索纳罗——毕竟这只会助长卢拉的气势——但显然他确实致力于推动巴西极右翼阵营的胜利。巴西是极右翼想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宏都拉斯、厄瓜多等国连串选举胜利中的关键一环。

    尽管卢拉优先考量与美国达成协议及和解的道路,但他的胜利挫败了川普的计画,以及他在与中国进行帝国主义权力斗争的背景下,用以控制西半球的「唐罗主义」(译注:Donroe Doctrine,指川普效仿过去美国帝国主义控制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

    当前,在川普的积极支持下,博索纳罗派发动政变反攻的条件并不有利。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挫败削弱了川普的势力。在巴西,短期内若发动更公然的政变企图,只会激起更强烈且更激进的群众反弹。

    经历此次挫败后,巴西的极右翼将经历一轮重组。在这股反动阵营中,圣保罗州长塔尔西西奥.德.弗雷塔斯(Tarcísio de Freitas)脱颖而出成为大赢家——他不仅在第一轮投票中成功连任,更在选举失利后,与小博索纳罗的鲁莽行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表面距离。

    尽管其政府仍维持强硬作风——军事警察(译注:即宪兵)的致死人数不断攀升,且私有化政策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塔尔西西奥已成功将自己塑造成极右翼阵营中更受大企业青睐的人物,且不带有博索纳罗家族那种高风险与鲁莽作风。即使博索纳罗家族在维持对极右翼阵营的控制方面持续陷入困境,他仍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选举中的强劲竞争者。新当选参议员米歇尔.博索纳罗(Michele Bolsonaro)——前总统的妻子,拥有强大的福音派支持基础——在此过程中,其影响力也可能日益提升。然而,他们之间出现争执与分裂在所难免。

    无论如何,美国帝国主义将与巴西极右翼联手,试图为对巴西发动新一轮攻击创造条件。卢拉政府若维持温和保守的路线,便会为此铺平道路。唯有街头的力量——即有组织且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有效制衡极右翼与帝国主义联盟未来发动的反击。

    大选结束后,针对圣保罗市长里卡多.努内斯(Ricardo Nunes,他在投票期间参与破坏公共交通)的首次动员,清楚显示了这场反对右翼与极右翼的斗争,也必须在各州及各市镇蔓延开来。

    重建社会主义左翼

    当今的巴西,我们拥有绝佳的机会,得以超越这个阶级斗争阶段——该阶段的特征在于极右翼、大资本与帝国主义的攻势,以及工人、女性、LGBT群体、原住民和受压迫群体所采取的防御姿态。这种防御态势部分源于客观原因,例如工人阶级的分散与碎片化加剧,但主要归因于左翼及社会运动中霸权领导层所扮演的被动角色。

    近日的大规模动员已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局势。动员所激发的强大集体力量感,以及10月25日的胜利,正是这局势与众不同之处。就在右翼在国会及各州选举获胜仅数日后,终结「六日工作周」的提案便获得通过,这清楚表明:即使面对反动的国会、腐败且偏颇的司法体系,以及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且与体制弊病同流合污的行政部门,我们依然能够争取到成果。

    右翼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的进展,并非单纯代表社会向右转。这反映出一种扭曲的政治两极化:极右翼以极右翼自居,而左翼却摇摆不定,或放弃了捍卫自身立场的责任。近日的大规模抗争,为真正且清晰的两极化开辟了可能性——这正是巴西社会内部冲突阶级之间的两极化。

    但若要实现这一点,我们最大的错误便是期待新上任的卢拉政府能主动延续这场斗争。我们之所以能击败极右翼,正是因为突破了工党领导层与卢拉竞选团队所设下的限制。我们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提出我们的正当诉求,并迫使各项机构——包括国会中的右翼势力、联邦最高法院(STF),甚至卢拉本人——接受我们的诉求。

    卢拉 4.0 政府不会是大型资本与劳工之间斗争的舞台。它将一如既往,成为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试图调和资本家与劳工关系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力量平衡,我们可以将资本家——无论是政府内外的——逼入绝境,并争取到更多利益。但这些成果将来自劳工与受压迫群体的独立斗争,而非来自上层施舍让步。

    曾走上街头的大部分青年与工人,至今仍对卢拉派领导层在政府内及选举期间的摇摆不定与犹豫不决心存戒心。这些群体本应成为新一代的行动者与斗士,必须成为巴西社会主义左翼真正复兴的基石。这种复兴并非试图挑战工党(PT)或政府的领导方向——那是一场注定失败且毫无荣光可言的斗争。

    在巴西重建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左翼,必须凝聚那些捍卫阶级独立性、不受政府职位左右、并愿意建立一个拥有真正社会主义纲领与战略的政治组织的社会主义左翼群体。

    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成立,原本是为了作为工党(PT)局限性的左翼替代方案,但后来却偏离了这项使命。重建社会主义左翼必须吸纳那些活跃于PSOL内部、且对该党领导层近期所采取的方向——包括其对工党及卢拉政府的系统性投降——提出质疑的左翼势力;但同时也必须吸纳那些身处该党之外、且未陷入空洞的、自封的宗派主义这一相反极端、坚守原则的左翼势力。

    从欧洲吹来的风——始于大规模、激进化的青年起义以及呼吁发动总罢工,这些浪潮正蔓延至多个国家——指明了一条抗争之路,用以对抗极右翼、战争、生活成本与剥削、气候危机、威权主义、镇压、种族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压迫。巴西必须成为这场全球青年与工人起义的一部分,高举社会主义与革命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