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2026年7月17日
Marcus Kollbrunner 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ISA巴西）
今年7月是西班牙工人革命起义的90周年纪念，对抗的是1936年7月17日由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这场运动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之一，几天内便控制了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等地区；它也标志着从1931年开始并延续到1937年的革命浪潮的巅峰。
托洛茨基曾与列宁共同领导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认为西班牙工人是20世纪30年代最强大的革命力量，这股力量要被击败只可能是1936-1939年间夺走了数十万人的残酷内战。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不仅为持续到1975年的佛朗哥独裁铺平了道路，也清除了阻止二战发生的最后一条防线。
如今，资本主义体制的深重危机再次导致了日益威权的极右势力的崛起。对当今的斗争来说，西班牙革命蕴含丰富的经验教训。
衰败中的帝国，虚弱的资本主义
彼时的西班牙是个衰败中的强国，几乎失去了所有前殖民地。西班牙资本主义发展很晚，软弱的资产阶级与大庄园制度紧密相连，导致其无力推动国家现代化；与此同时，西班牙涌现出了年轻且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他们在一战期间迅速成长为一支社会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是工人及中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全国劳工联盟（CNT）这个工人组建的工会在1936年的巅峰时期拥有200万会员。
土地问题至关重要。西班牙2,400万人口中约70%居住在农村。仅占总人口0.2%的大地主占有一半的土地。四分之三的农村人口是无地雇农或小农，他们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富裕的地主劳动。
民族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1898年战争古巴流入美国之手后，西班牙王朝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以征服北非的摩洛哥。在西班牙国内的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等地，也出现了持续至今的、强大的民族自治运动。
一战后的经济危机重创了西班牙经济。 1923年，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发动政变，建立了独裁政权，但保留了君主制。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德里维拉于1930年辞职。
共和国的诞生与革命进程的开端
日益高涨的民意迫使政府于1931年举行选举。 4月，共和党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 6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在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政治力量，并与共和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和党左翼领袖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出任总理。
选举结果引发了一场群众运动，进而开启了革命进程。革命的进程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或进或退的事件所组成。最初的浪潮过后，7月和8月的罢工浪潮遭到了军队镇压，而军队的行动正是奉共和党政府之命。
对共和党政府镇压和右翼政策的反对，加上全国劳工联盟（CNT）领导的抵制选举运动，为右翼和保皇党在1933年大选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1934年10月，激进共和党（Radical Party）的新任总理亚历杭德罗‧勒鲁（Alejandro Lerroux）将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CEDA，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有联系的右翼基督教政党）的部长纳入内阁，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有联系的劳工总会（UGT）随即号召全国总罢工。
运动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最为强劲，以矿工为首的工人夺取了权力。然而，尽管阿斯图里亚斯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参与了这场斗争，但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却参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斗争，声称这仅仅是一场「政治纠纷」——而这保障了铁路系统的运转，使得弗朗哥的军队得以集结，开进阿斯图里亚斯公社进行镇压，最终5000人被杀，3万人被捕。运动的失败开启了被称为「黑色两年（bienio negro）」的倒退和压迫时期，许多先前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都被抹杀。然而，这次失败并不足以熄灭革命之火，两年后，它得以重燃。
人民阵线
1936年初，摇摇欲坠的勒鲁政府因金融丑闻而辞职。 1936年2月举行了新的选举，社会党、共和党和西班牙共产党（PCE）组成所谓「人民阵线」并胜出。尽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是其中最大的党，但该党右翼在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支持下推动达成的协议确保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更糟的是，人民阵线的纲领简单重复了1931-1933年政府的右翼政策。
尽管共和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盟已经失败，但这项策略仍被再次采用。托洛茨基认为，人民阵线的形成有两个原因。其一，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后，社会存在团结对抗右翼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群众压力。其二，西班牙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推动的政治右转。
1920年代末，斯大林在所谓的「第三时期」采取极左路线，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起来。但希特勒获胜后，斯大林彻底改变了立场，寻求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宣称要与照理说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人民阵线」。
但这意味着为了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的直接斗争。面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大多数资产阶级已经与反动派结盟。托洛茨基认为，人民阵线意味着与「资产阶级的阴影」结盟——这在革命和内战中将变得显而易见。
西班牙共产党（PCE）先前力量微薄，但随着青年和工人的激进化，它逐渐壮大，并借用了俄国革命的声望（尽管俄国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官僚主义盛行）。安德烈‧宁（Andreu Nin）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CE）与托洛茨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有联系，其战略失误也被西班牙共产党利用。此前，各国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从1933年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国际。
托洛茨基建议西班牙共产党左翼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因为该党内部，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强烈的激进化倾向；同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中存在一个由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领导的庞大左翼力量。卡瓦列罗是劳工总会的领导人，曾在1931年至1933年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但随着斗争的兴起，他的政治立场转向了左翼。拥有十万成员的社会主义青年团（JSE）领导层邀请共产主义左派加入组织，帮助将他们训练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然而，共产主义左派拒绝了，使得斯大林主义者有机可乘，填补了权力真空，并赢得了群众基础。随后，安德烈‧宁和共产主义左派与托洛茨基决裂，与工农阵线（BOC，该阵线与反斯大林主义的右翼势力结盟）合并，并于1935年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
人民阵线政府的第一届内阁完全由资产阶级共和派部长组成。拉戈‧卡瓦列罗的政府，尽管面临来自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右翼（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领导）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强大压力，该政府仍阻止了PSOE直接参与内阁，重蹈了1931-1933年失败的覆辙。然而，他并未因此与人民阵线在政治上决裂。
就算如此，在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统一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支持下，人民阵线在选举获得胜利，仍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没有等待政府的决定就开始落实自己的诉求。选举后的几天里，3万名政治犯被群众直接释放；阿萨尼亚（Azaña）就任总理后，他只好透过一项大赦令确认了木已成舟的这一事实。 1936年2月至7月间，发生了113次地方性总罢工和无数其他停工事件，工人由此争取到了工资增长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农村，农民占领了土地。左翼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短短六周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党员数就从1,000人激增至60,000人。从2月到7月，革命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街头发生冲突，平均每天有两人丧生──其中主要是法西斯主义者。
绝大多数资产阶级认为「黑钱（bienio negro）」不足以击败革命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把钱下注到佛朗哥的政变以血洗革命。
法西斯政变与革命的回应
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从其摩洛哥的基地发起了法西斯政变。人民阵线政府最初试图与法西斯分子谈判，压制政变的消息，并审查试图向公众发出警告的报纸。政府的瘫痪使得佛朗哥得以在军方领导层近乎一边倒的支持下，于一周之内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但工人们立即意识到了这一威胁，采取了直接行动，阻止了任何与法西斯分子媾和的尝试。
在马德里，数十万人于18日游行要求武器，而这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在两名首相于数小时内相继辞职后，第三任首相最终批准了分发武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组织了一支6000人的民兵，向首都进军。
在巴塞隆纳，抵抗始于7月19日。工人们手持木棍、建筑工地上的炸药、猎枪以及从当地警察中的同情者手中获得的武器，与军队对抗并攻占了兵营。四天内，整个加泰罗尼亚就到了工人和农民手中。工厂和土地被集体化，并落入民主选举的委员会的控制。
在阿拉贡，无政府主义领袖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ruti）率领一支革命军事纵队解放了城市街镇，并将土地集体化，置于农民委员会的管理之下。
「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工人的胜利——自由，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暴政。双方都清楚等着的是什么。我们决心彻底终结经济不公，无论代价如何。」杜鲁蒂在接受加拿大记者皮埃尔‧范‧帕森（Pierre van Paassen）采访时说道。
五天之内，革命者控制了阿拉贡。杜鲁蒂未能攻下地区首府萨拉戈萨，但这只是因为中央政府拒绝向无政府主义民兵提供武器。后来，他奉命保卫马德里，并在那里神秘身亡。
这成为了一个转捩点。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崩溃，大量地区都处于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在这些工厂、农民和民兵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全国劳工联盟的无政府主义领导阶层反对建立中央政府，其他左翼力量则倾向于维持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联盟。
即使是那些名义上走革命路线的团体，其立场上的自相矛盾也开始显现。 1936年9月，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阶层接受了加泰罗尼亚人民阵线政府的职位，在资产阶级代表旁边工作。 12月，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下，安德烈‧宁被逐出政府，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不断要求恢复他的职位。 11月，全国劳工联盟也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部长。
群众压力迫使共和党人在9月接受拉戈‧卡瓦列罗担任首相，组成了一个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内阁——稍后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进来。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巴黎公社的经验已经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其用于自身目的。必须打碎这个机器，以真正民主的社会基础，和对经济真正民主的控制，建立一个工人国家。西班牙悲剧性地证实了这个教训。
唯一能真正击败佛朗哥军队的力量是革命民兵，但他们的发展威胁到了资产阶级财产权。自由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比起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更害怕工人革命。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巴斯克地区，资产阶级领袖宁愿将领土和工业拱手让予法西斯分子，也不愿让工人武装起来，生怕他们会夺取政权。
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阶层实际上并未区分资产阶级国家和工人国家。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控制了工厂和交通运输，但当地的资产阶级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制度上仍然完好无损，并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容忍。面对集中战争力量的需要，全国劳工联盟选择融入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摧毁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形式上捍卫委员会（苏维埃）的权力，但在实践中并继续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并未挑战全国劳工联盟的政治路线。
尽管拉戈‧卡瓦列罗公开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这个词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立），但他却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他走上了斯大林主义路线，认为必须「先打赢战争」，拒绝与资本主义部长们决裂。
安德烈‧宁正确地批判了这种路线。他说：「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有当工人们感到是在为自身利益而战——为集体化工厂和分配土地而战——而不是为了恢复过去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主义者利用苏联是唯一的武器提供国这一事实来胁迫政府，要求镇压革命措施，严格捍卫「共和秩序」，甚至「私有财产」。在卡瓦列罗政府统治下，针对工人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审查措施不但得以维持，并且得以扩大。
斯大林不希望西班牙发生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免危及他与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联盟。此外，他还担心一场健康的工人革命会激励苏联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当时他们正在血腥地清洗、处决和逮捕反对派，即所谓的「莫斯科审判」。
英法对革命动员感到恐惧，并担心与德国和义大利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决定「不干涉」。但世界各地的工人对革命的支持是巨大的，约4万名志愿者组成了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际纵队。德国和义大利向法西斯提供武器和军队，苏联则向共和军一方提供了武器。但是，苏联要求其以黄金支付，并借机利用政治和警察力量从内部扼杀革命。
斯大林主义者在资产阶级国家的重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西班牙的悖论是悲剧性的：工厂里的工人和田间的农民正在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但在斯大林主义者直接指挥下的人民阵线政府却利用苏联的武器重建旧警察势力、重建那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旧国家，而非推进革命。」记者兼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家费利克斯‧莫罗在其著作《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写道。
1936年10月，政府下令解散工人民兵，将其编入正规的、资产阶级的、等级森严的军队，他们甚至禁止妇女上前线。出于政治原因，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前线经常无法得到资源和武器。中央政府攻击集体化的工业和土地，以将其归还原主。
人民阵线的另一个悲剧性错误是为了避免与英法帝国主义利益相冲突，拒绝宣布摩洛哥独立——但佛朗哥的大部分军队都来自摩洛哥。
1937——革命的最后机会
决定性转捩点在1937年5月，当时斯大林主义者发动武装进攻，企图夺取无政府主义工人控制的巴塞隆纳电话交换局。工人阶级随即自发进行了武装起义，在几小时内就重新控制了几乎整个城市。这是扭转战局、使革命力量获胜的最后机会。然而四天后，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呼吁停火并撤出街垒。
政治上的撤退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为斯大林主义者的残酷镇压打开了大门。 1937年6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宣布为非法，主要领导人被监禁。安德烈‧宁被绑架、折磨，最后在苏联秘密警察的秘密监狱中被杀害。拉戈·卡瓦列罗因拒绝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开镇压，他被胡安·内格林取代，他是与斯大林主义者站在一起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右翼人物。
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中作战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描述了1937年5月的败退：「工人阶级掌控一切的感觉在巴塞隆纳消失了……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掌权，革命被推迟到战后——也就是被永远推迟了。」
革命的覆灭注定了共和国在战争中的命运。在摧毁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经济成果的同时，政府也摧毁了维持武装抵抗的引擎。 1939年2月，尽管共和派仍占据了三分之一的领土，英法两个「民主」强国还是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 3月，佛朗哥的军队攻入马德里。这标志着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的开始，其间数万人被草率处决，数十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本应可赢得什么？
法西斯的胜利并非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结果。西班牙的工农展现了足以赢得胜利的力量。西班牙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胜利，可能已经彻底改变欧洲局势。此时，毗邻西班牙的法国正经历静坐罢工的革命性浪潮——尽管它同样被人民阵线的政策所打压。如果西班牙与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接连胜利，历史进程可能已经被彻底改写，二战可能本来能避免爆发。
然而，官方的工人领导阶层在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甚至像斯大林主义者一样蓄意充当反革命的警察；但这种投降连斯大林主义者自己都没能拯救。人民阵线内的资产阶级在终战前就与佛朗哥媾和，抛弃了他们，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捕并处决。
失败的根源在于人民阵线的阶级调和的政治理念。资产阶级部长不只是人民阵线内部的右翼，他们更是统治阶级的代表。
西班牙革命和内战是场的启迪人心的伟大事件，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和英雄气概；但它们也证明了仅有斗争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阶级调和政策的错误中学习教训——它仍然是今天许多左翼政党的主流政策。我们必须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准备好将斗争带往最彻底的结论。透过汲取西班牙革命的宝贵经验，我们就有可能推翻这个邪恶的制度，赢得未来，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