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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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跃进。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阶级的统冶,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三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此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

    我们在一篇社论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当军队彼此对立作战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军队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么,这是最荒谬的政策了。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枪弹还枪弹,以炮弹还炮弹。这是无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社论《不要秘密外交》)这里所说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社论接着又说:“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那空洞的‘打倒战争’也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每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国让·龙格、英国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社论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怨声载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

    引用的这篇社论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镀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论《论战争》中,虽然对于《告垒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垒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同上)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当那个时候,甚至更早一个星期,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的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写道:“绝对不容许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世界战争,这个政府是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复帝制,它要加强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第七(三十)期第299页)随后,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乎向妓院鸭母宣传行善积德”。(同上,第243页)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同上,第244—245页)

    四月四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传布幻想,‘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页)妥协派三月十四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怨声载道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它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行动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2页)

    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一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恰好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恰好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政府,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实现这项任务。因为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