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生和护士的野蛮攻击是医疗保健制度崩溃的标志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10月28日数百名浙江省的医务工作者身穿白大褂游行离开医院举行罢工。这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哀悼他们的同事主治医师王云杰。三天前王云杰被该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据一些报道，参加罢工集会的人数可能达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凶导致王云杰死亡，另有两名医生受伤。这是近来医生和医务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环球时报》的说法，中国的医院已成为“战区”。
许多参与罢工的医务工作者都戴着口罩以掩盖自己的脸，他们举着横幅呼吁政府和医院管理层“保证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周边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举行了表示团结声援的抗议，甚至一些江苏省的医务工作者也赶来参加了温岭市的游行。根据网上的照片显示，温岭的罢工催生了众多类似的‘山寨’行动，身着制服的医务工作者呼吁结束暴力和恢复对医务专业人员的尊重。
温岭的罢工和集会是通过微博和短信组织起来的，看起来对中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的意识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一名广州的医生告诉《环球时报》 ，“全国各地的医生从来没有像温岭事件发生以来表现出那种团结。”然而，地方当局和公安官员则以习惯的方式做出反应，派遣数百名防暴警察进行“维稳”。
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都明显感知到这些不满。当前正是敏感时机，中共18届3中全会将于11月9日召开，本次会议对于领导层习近平与李克强而言意义非凡。为了证明当局的忧虑，北京市卫生局特地发布通知指示北京各医院管理层不允许医务工作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抗议和罢工。该通知指出当局知道温岭抗议之后网络上传播“动员游行和罢工的信息”，并说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不仅应该报告给卫生当局，而且也应报告给维稳办。
王云杰遭杀害是这一日益恶化趋势的一部分。新华社上周报道，在10天内至少有6起严重攻击医务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辽宁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伤医生然后从楼顶跳下。在温岭罢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医院一名护士被一持刀男子劫为人质。更早几天，在广州一名医生遭患者的亲属殴打，导致脾脏破裂及眼部受伤。地方政府为王云杰医生申报“烈士”，但并没有提议任何实际措施以改善局面。攻击医生的连恩青患有妄想症精神障碍，并可能面临死刑。但对当局而言，所做的无非是暂时平息医务工作者的怒气，并不能真正根治问题。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遭袭案件从2008年每所医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医院27.3起。医院正在变成高度安全戒备的场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监控摄像方面的开支。就在温岭案件发生前，政府颁布新的规定，医院应该根据每20张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备保安人数。但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和更大范围的社会认识到，加强安全措施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广东省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报》称，新的安全措施“简单粗暴” ，并警告说可能由于对立情绪日益紧张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这份报纸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议设立调解制度，以化解患者和医院之间的冲突。这也不过是避免解决冲突根源的技术手段，而真正的问题根源是目前商业化的医疗模式。正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刘继同解释的， “一旦医疗制度决定其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患者就不会再信任医生了。”
正如一名医生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也许不应该说这一点，但整个制度已经是烂到无可救药。这是难以治愈的顽疾。”
医学界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由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医疗改革导致的，政府削减了原本资助医疗体系的大部分资金，迫使医院通过提高药品价格，进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贵的治疗，从患者身上榨取金钱。今天医疗制度出现的天价医疗费用、不达标的医疗服务及猖獗的腐败现象，正是因中共政权从一个官僚化的但国家资助和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残酷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旗手《经济学人》杂志也承认这一基本事实： “当中国于1978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医疗费用开始飙升。卫生总费用由患者承担的份额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经承担了大多数负担的国有企业崩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0年对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的财政贡献公正性进行排名，中国排名倒数第四。[《经济学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告，中国医院收入的40%来自药品销售，只有不到10%来自政府资助。医生腐败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们仅仅是“整个链条的末端”。大多数的回扣发生在制药公司高层、医院管理层和更高级的官员之间。作为总理李克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计划进一步向奸商们开放医疗保健部门，允许私人公司竞标政府医院和老人护理合同。这将为腐败滋生提供新途径。
中央政府由于担心社会动乱，在2006年推出一个涵盖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6亿5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险计划。但根据北京当局的方案，这个医疗保健计划是作为提高“内需消费”的一部分。不过根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2012年起j进行的一个研究发现，该计划仍然是远远不够的，门诊病人仍然需要个人承担60-70%的费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担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柳叶刀》杂志发现，尽管政府推行了该计划，但2003年和2011年之间家庭承担“灾难性的”医疗费用的百分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当医疗费用成为导致数百万民众苦难和贫穷的原因的时候，医学界人士的士气则一落千丈。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6000名医生调查显示， 9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收入低于劳动付出，78%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
赶走奸商！
温岭的这次罢工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医务工作者已经找到了他们集体的声音，这是改变今天不可忍受的情况的必要的第一步。为了推动这一发展，医务工作者必须成立自己的独立和民主的工会组织。
他们必须要求大幅增加医院的公共资金，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的组织协同工作。将奸商们赶出医疗保健系统，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应实现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资助。如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体系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今天当中国已经富裕得多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也可以实现的。必须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将这些暴利的医药企业和医院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工人和患者/消费者的民主控制之下。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和给予官员的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