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群众组织起来对抗充满歧视的制度
James Langdon（CWI 台湾）
当性平权人士成功在世界各地向前迈进时，台湾以至亚太地区的同性婚姻仍在持续抗争中。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这地区的LGBT平权抗争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时期。新西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州份，也成功争取到同性婚姻立法化，但後来在保守政府的干预下又被扭转了。
在台湾，民进党刚提出了一项修正案，牵涉到改变婚姻民法典（法律条文）的字眼，将「夫妻」改为「配偶」、「父母」 改为「双亲」。重要的是， 这法案亦包括改变领养歧视和遗产的法律，理论上可以令法院判决孩子监护权时，避开性别和性徵的规範。
自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曾经阻截两条相类似的修法案。如今，该党显然地也已经感受到群众对争取LGBT平权的决心所带来的压力。过去的十月份，60,000人的遊行清楚显示，他们竭力不愿被民进党抢去视线。群众运动的力量迫使政客在这议题上摆出立场。
不过，国民党根本上仍然反对这个法案。丁守中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反驳：「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元素，不应该改变的。」
丁守中的言论赤裸裸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惶恐。核心家庭（一父一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台湾的权力拥有者忧虑核心家庭的改变将会令外籍家庭劳工的欠薪、住房及儿童看护责任的问题都聚焦起来。
这个现象不只是限於台湾，全球资本主义政府也惧怕传统家庭架构的改变会影响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在俄罗斯，政府在大规模削减公共房屋的同时，宣称俄罗斯的传统是整个家庭住在同一房屋之下。这种虚假言论在各地资本主义政府的例子简直是多不胜数。「传统」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概念。俄罗斯政府的恐同政策惹起了世界各地的反感，是不令人惊讶的。
令人厌恶的是，国民党立委在11月时参与大型的恐同集会去反对这法案。LGBT平权者被宗教暴徒追捕、推撞、压制和「被祷告」。这些恐佈的境象显示出，政府何等甘愿为了防止任何一个机会会挑战到紧缩政策。在政府眼中，负担起经济制度失败带来的成本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企业。
政客只会在群众运动迫使下，才会表态支持改革，正因如此，同性婚姻的抗争关键在於运动需要建立於社区、工作场所、学校、大学校园以至街上。我们也要意识到婚姻平权只是LGBTIQ 的抗争内的其中一环。
有很多参与同性婚姻抗争的青年人，本身并不想结婚的。他们视这议题为歧视问题，就如同他们在生活里所遇到的制度性歧视一样，令他们愤而走上街头。
LGBTIQ人士所承受的是双重压迫，因为他们同时在工作场所里受剥削，和自己的身份、性取向、性别之下备受压力。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里，这种身份是不能被接受的。
LGBTIQ人士没有婚姻权，也没有领养权，同时也经常受到极端的欺凌和工作僱用时的歧视。很多时，例如削减医疗服务时，LGBTIQ人士受到的影响都特别大。
可负担的房屋不足，也令LGBTIQ人仕受到特别大影响。言谈举止与别不同的青年常因被受欺凌和歧视，而被迫离开家庭或学校。
对於LGBTIQ社群人士，这种无日无之的困局如同撞进死胡同一样，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和将引领这场抗争呢？
将运动的诉求扩大，例如连繋至医疗、房屋、欺凌和歧视，可以吸纳更多人（尤其是无意慾结婚的人士）一起参与抗争的运动。在反对歧视和争取平权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歧视和不公平是整个制度所製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是一个利润为先的制度。大部分人对於社会的运作只有很少的话语权。这个系统建基於不公平和全球剥削之下而拙壮起来。那些拥有并且操控著财富的人用书本上的技俩去分化普通人，令他们不去团结战鬥，争取更大份额的资源。
只有真正的民主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分配社会上的财富，才能消灭分化，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有了这个概念，去为LGBTIQ平权抗争就会自然连结至争取一个不同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台湾乃至世界各地进行组织，在全球LGBT平权站在鬥争的前线。在美国，我们的支部将低工资和恐同议题，连繫至卡萨姆‧斯旺特（Kshama Sawant）的选举工程上（详见《美国：社会主义者在西雅图选举胜利！》）。在俄罗斯，我们的同志直接挑战普京的恐同法案；在世界各地，我们的同志也为公平制度和社会主义奋鬥。
同性婚姻的平权绝对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纯粹呼籲资产阶产政党去改变法律是远不足够去赢得这个战役。只有透过鼓动普通人一起去推动改革并指向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才可以真正彻底地改变这个不公平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