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
社会主义行动 报道
2014年数十名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反对大搞利益输送的东北发展规划，上年律政司对13名被告加刑，制造了香港新威权统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案件其中两人，郭耀昌及严敏华，了解一下这名抗争者对案件和社会的看法。
记：你对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参与社会运动多年，对入狱都已有心理准备，亦很快地适应监狱生活，影响都只是我自己学音乐丶和去日本听音乐会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现在仍是上诉阶段，法庭会否减刑，或像“双学三子”一样可以维持原审判刑，存在着很多未知之数，因为其实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词，就知道这案明显是政治打压。但对我们13名抗争者来说，加刑至13个月这结果当然是十分差，因为反东北案本身是反对政府利益输送丶破坏村民家园等等，但政府却是要惩罚我们，政府是要向公众表达抗争的代价是十分严重。
记：你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看法？
郭：其实我们抗争者就是明白到透过立法会抵抗政府的恶法并没有作用，因为存在着分组点票和功能组别这不公平的制度。泛民常说要守着“关键议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劳的，所以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动员巿民向议会内的议员施加压力。对于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就正如我所说一样，大体上我是支持泛民赢回议席，但始终依靠立法会议席是不能改变些什么的。
记：对于现时贫富悬殊越来越剧烈，或社会普遍士气低落，你有什么看法？
郭：这与媒体的报导有很大的关系，现时媒体由大财团垄断，对事件的报导并不公正，例如无线电视的偏颇报导，只集中对于抗争者的冲击行动上，而选择性地忽略背后的内容和动机。
我们应该要重新反思旧制度。一直以来的抗争都是被动的，由政府主动打击巿民权利，然后巿民动员起来反击，但我认为要真正改变，就更需要主动地出击，从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对我们自身的束缚。
严敏华同样是反东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监13个月，至2月7日暂时被保释，等候终审法院开庭上诉。
记：你对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严：现时法官立场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铁马撞爆政府建筑物，有保安受伤，因此指控我们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吓性惩罚。政府现时的目的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提高抗争者的成本。今后公民抗命的代价是以月计的监禁，不再是社会服务令。律政司的加刑，台湾的讲法叫“司法追杀”，与中共对敌人的打击手法是同一套路。
记：监仓内的生活是如何？
罗湖监狱有三个不同部分，一个叫主翼，囚禁不吸烟人士，另外有东翼及西翼，囚禁吸烟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惯犯。主翼的规训更严格。
监狱声称饮食很有营养，但食物都经过大量加热，例如炸鱼丶烚菜，营养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样，不能吸引足够营养，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洁职员恤衫。
监房夏天很炎热，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觉地方试过只有2度，说话时口会喷烟。环境是严酷的，但习惯了就不算什么。里面有公家报纸看，包括大公丶文汇丶南早丶明报丶星岛。但环境嘈杂，难以专心看书丶看报纸。我通过无线电视看到新闻，外面的抗议对自己都算有点支持，总算窝心。
记：入狱对你生活有何影响？
现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诉期间只能做兼职。我经济状况不算困难，坐牢其实不用花钱，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万元的经济支援给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担心我。我现在于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说他的国家与大陆一样也陷于独裁，总统由儿子继承，最近出现反政府暴动。因此我不用说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始终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轻举妄动而令人担心。
问到敏华对港人有什么寄语，她说到：“不要问别人可以付出多少，问问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