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若果要成功，必须与内地工人阶级连结起来，共同挑战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者》（香港版）第52期社论
林郑政府继续推进对民主权利的攻击，并试图将亲中共势力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同时其统治愈来愈显得进退失据。几乎每个月政府至少推动一项新政策而引发巨大批评，受到反对派甚至是部分建制派阻挠。
在推动逃犯修订条例中，政府不但受到民主派支持者的反对，连香港资本家也害怕修例后因自己在内地的经济犯罪而被引渡。虽然逃犯修订条例已经得到大财团的支持，但资产阶级对林郑的不信任将继续存在和加深。香港政权的体制与中共不同，港府只是服务资本家利益的奴婢，并不如中共那样有一部能镇住资本家的强大国家机关，不受资产阶级直接摆布（当然中共的政策最后还是为资本主义统治利益所服务）。林郑月娥在今次即使能够过法案，其统治基础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起初林郑似乎不是受命于中共，而是主动发起今次进攻，企图舒缓中共强硬派施加的压力。因为中共强硬派不断施压要求港府尽快推动廿三条。然而发展至今，因为中共知道港府不能在这一次战役中显示失败，否则会削弱其统治权威，甚至影响日后推动进一步的打压措施。
最高权威
林郑月娥向中共提交禁制香港民族党的报告。这做法是为了打开一个先例，表明特首正在执行中共下达的命令。由于基本法48条表明特首可以直接执行中央指令，意味着在此情况下特首的施政就会拥有最高权威，完全无法受到资产阶级的其他代表机关（议会和法院）的制衡。即使作出司法覆核，法院也会视中央为最高权威。这进一步集权于特首一人，打破过去亲政府势力的内部格局，也揭下原本用于缓和群众不满的“民主”装饰。这做法展现了梁振英任特首时所说的“特首超然地位”和习近平的“全面管治权论”。正如中联办主任最近谈及“国家安全”时极为嚣张露骨的说到，香港只有“一国”没有“两制”。现时有传人民代表大会会直接为廿三条立法释法，然后快刀斩乱麻迫使立法会通过。由于廿三条只需要一半议员就能通过，建制派一定会够票的。
但这种做法势必加剧建制派与政府的冲突。在今年年初林郑强硬提高长者综援年龄门槛时，就有建制派指责林郑“目中无人”，“搞到建制派与林郑政府关系愈来愈疏离”。习近平想将中共独裁统治模式复制到香港，但反而在动摇港府的统治基础。
政府与建制派的冲突可以令民主派支持者更有信心抗争，但如果对统治集团的任何派别及其背后的大财团抱有幻想，那会是致命错误。他们不满林郑集权，但更害怕群众运动摧毁他们的统治地位。建制派曾对修订逃犯条例提出质疑，但在林郑对富豪让步、取消9项经济罪之后，建制派已经基本归边，主要只有代表香港较小资本家的自由党田北俊一派仍然要求撤回修例，或者只可引渡在香港会被判处7年以上刑期的严重罪行，其4名议员中有3名很可能会反对修例，令修例能否通过仍存变数。田派代表的香港本土资本家不满中国资本涌入香港，此前就曾和港府发生冲突（例如2012年挺唐反梁），因此被中共和港府边缘化，并因其摇摆立场，成为建制派中骑墙派。
政府发动政治打压，就如启动了一部他们自己不能停止的机器，不论是否对其统治利益和稳定有利也好，政府必然走向愈来愈压迫性的统治方式。这不仅是基于香港本地的政治状况，更重要的是镇压愈发严酷的中共政权不会容许香港成为“民主飞地”。由于泛民一再退却，在加上习近平的背书，林郑政府看起来像满有信心，同时推动占中九子的政治审判、国歌法立法、逃犯条例修订等，但同时反抗声音也一浪接一浪没有停止。唯有有组织的群众反击才能停止这部镇压机器。
欠缺替代方案
无疑雨伞运动失败所带来的阵痛，至今仍然存在于群众意识之中，同时也感到“中共太过强大”而难以打败，因此难以有争胜的信心。但每当政府推动亲财团或打压民主权利的恶法时，群众都会基于义愤而作出即时反应，敢于走上街头表态。归根究底，群众运动面对今天的困局和怒火与失望交织的复杂情绪，始终是来自泛民领导的软弱及其所引致的失败。泛民无法与资本家决裂，在资本家的压力下始终不愿以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直接对抗威权统治，使斗争在欠缺一个有战斗力的替代方案。
在前伞运时期，当群众情绪仍在升温时，给予温和泛民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要参与群众斗争。正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的激进化浪潮会把他们边缘化，他们需要骑在群众的头上并尽快煞停它。正如占中三子最近在受审时承认，雨伞运动完全是他们预料之外，他们当时想尽快结束运动。
今天较激进的势力受到政府的猛烈打压，泛民少了竞争对手的压力，其保守和软弱性更加突显出来。民主党在林郑上任以来第一次要求特首下台，足以见到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群众反弹，还是对温和泛民造成相当的压力。但温和泛民主要考量到今年区议会选举，因此也要高举反对旗帜获取支持，但还是不会愿意真正发动斗争。
温和泛民一开始并无心动员群众反对逃犯修订条，但3月31日上街人数超过一万，远远超出他们预期。然而，当激进民主派准备在4月28日发起第二次游行时，温和泛民又再次表示没有信心动员群众，害怕人数少变成“示弱”。他们的“担忧”只是将他们自己的无力软弱投射到群众身上。真正没有能力斗争的是他们，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打倒中共专政，而希望与政权作出妥协。但在中共吋步不让的情况下他们节节失退。
联结到内地
要克服这样的困局，真正为民主权利斗争的势力，包括左翼组织和工人阶级力量，需要在政治上独立于温和泛民，呼吁所有想要反抗威权政权的人在群众斗争中达成最大程度的团结，但同时每一步行动都要挑战温和泛民软弱、妥协的亲资产阶级立场。要想在政治上将民主斗争重新武装起来，关键力量是拥有民主架构和社会主义纲领的新工人政党。这个新工人政党需要主张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提出终结富豪统治。
民主斗争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区。可惜的是，无论是泛民还是本土派都想将民主运动限制在一个城市里，这是绑住了自己的手脚。历史上从来没有反专制运动在一个城市之内胜利。香港的运动若果要成功，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内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连结起来，共同挑战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这场斗争甚至不只是全中国的斗争，而是一场国际的斗争；中国和香港的经济由权贵操控，需要专制政权来捍卫它。梁振英就承认过，对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不可以有真普选，因为不能让穷人有权决定政策。因此，民主斗争也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取工人阶级替代方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