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丑不出外传”的错误观念，媳妇要检举自己的亲人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也因为害怕失去经济依靠而吞声忍气
彼得红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八月，一名张姓女子因为受不了长年被婆婆言语霸凌，留下了脸书《我的婆婆杀了我》贴文后自杀。在自杀前的录音中，张姓女子向婆婆说二十次“对不起”、“我道歉”、“我不能决定事情啊”，婆婆说“我安静的话就被你吃了。”等言语冷暴力。精神科医师表示：“婆婆的字字句句都像拿针刺人，是用言语的暴力杀人于无形。”
据统计，台北市婆媳家暴事件从2018年的7件增长到2019年的14件。但在父权社会、婆媳权力不对等的情底下，通报的案件只是真正数字的冰山一角，而婆媳家暴又是整体家暴事件的冰山一角。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9年家暴通报人数约10万人，但台湾妇女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约10％。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社工系王珮玲教授指出，等于一年约有90万名妇女可能遭受暴力，但实际通报人数相差十倍以上。”
婆媳问题的根源
父权社会的家庭观念下，媳妇被视为“嫁入”于夫家，往往要住进男方的家庭，被当成丈夫的附属品——家务劳动力。资本主义因高房价、长照责任归咎于家庭本身、双薪家庭育儿困难等问题，使夫妻与公婆间、因为资源短缺而必须同住，意即所谓的“三代同堂”家庭。婆媳常常遇到生活习惯不同，常常为了如何养育小孩等责任产生各式各样的冲突。在双薪家庭下，女方还得承担下班后家务劳动、照顾小孩、公婆的第二轮班。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家庭的丈夫，丈夫回家以其父权地位将家务劳动的责任压在婆媳身上，婆婆又以传统家庭的长辈地位欺压媳妇。
这样的权力结构使媳妇受到三重压迫。因此，张姓媳妇自杀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父权社会的制度暴力所造成的。
之于整个世界，在疫情及经济危机之下，各国民众外出工作和活动机会较少，使全球家暴问题恶化。
2003到2019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收入没有增加，房价却上涨了2到3倍，使女性更难获得经济独立。卫生福利部今（20）日公布今年1至3月全国家庭暴力通报案件约3万2000件，1至3月的全国家庭暴力通报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5%。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主张为免费与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斗争，包括公共住宅、日间长照与托儿所，以及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反对对于已婚妇女的就业歧视，确保女性有经济独立的权利。如此，彼此生活不合的家庭有权、也才能有能力选择分居，就能大大舒缓婆媳冲突。
因张姓女子自杀，在网路上有人推动了“姻亲法案”，要求姻亲不得以话语、行为干涉婚姻当事人的婚姻内事务，也不得强迫自己分外的家务劳动，不得干涉养育小孩等等。
可惜这种法案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国家，但只要家暴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家丑不出外传”的错误观念，媳妇要检举自己的亲人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也因为害怕失去经济依靠而吞声忍气。
此外，家庭内部纠纷往往被视为私人事务，外人往往难以调查。举例来说，在公婆同住的情况下，什么是自己份内的家务劳动呢？打扫共同使用的客厅与厕所算是份内的家务劳动吗？此外，伤人于无形的言语霸凌更是难以举证。
此外，法权规定媳妇去世之后的大体与所有物都是属于夫家。张姓女子的父亲想要拿到女儿的遗物还得写借据。这样的法律更不利于婆媳霸凌事件的调查，可见国家机器本身就蕴含着性别歧视，并将已婚女性视为夫家的私有物。
建设群众抗争
女权斗争是不能透过单纯法律上的改革，而是需要靠群众运动来打倒资本主义！只有解除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使男女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地位，从而扭转男主外、女主内的歧视观念，才能确保真正的婚姻自主。
因此，反家暴和女权斗争需要结合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求课征富人税借此实现公共住宅、公共托育、与家务劳动社会化。资本家必然抵抗这种工人和女权的斗争，所以运动必须将大银行和企业民主公有化，从而打破资本家的经济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