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猹 中国劳工论坛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一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仿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主播从业者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一般人印象里，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一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里，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一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一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一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一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台会对主播进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台斗鱼为例，一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着，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着便是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一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路平台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制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制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路平台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制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一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复。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制创作自由。社会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审查扼杀创作力
此外，我们反对一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