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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都在爆发学生抗议，反对政府强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团野村估计，中国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局部封城，影响3.54亿人。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疫情，反而使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在中国的高校制度下，一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达到上万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外界的物资保障，这使大学生在高压管制之下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根据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转运，被迫和阳性病例一起隔离在宿舍楼中，导致很多健康学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学校，学生也面临只有干粮，没有新鲜的肉或蔬菜。还有一些材料称，学校连基本的卫生用品或日常用药都无法提供，尤其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的处方药，学生们不得不自发地开展以物换物。上海的大学生还报告称，由于封控下达时他们正在实验室或者体育馆，因此不得不就地隔离，打地铺席地而睡。
在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上海同济大学，提供的猪肉中出现了猪肉绦虫的卵，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患者双目失明、甚至瘫痪死亡。与此同时，上海梅陇镇也出现了猪肉绦虫的案例。可见，这已经不能归结于“个案”，而是高压封控下的制度性问题。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凿凿地说：“未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居民和学生录制的视频、拍摄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相关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大范围的删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当时拍摄的图片。
在封控区以外，大学生也往往面临额外镇压。一方面，政府自89运动之后一直将大学生视为潜在的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压下害怕承担责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倾向于将大学生严厉管控起来。例如说在珠海市，当全体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大学生仍然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很多学生必需的办证、考试甚至买药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学生表示学校只管控学生却不管控教职工。这种高压管制已经脱离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力度的手段。
高压管制
面对政府和校方的高压政策，一部分大学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抗争行动。相比于前两年的大学生抗议封校运动，今年的大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说，在3月，四川大学学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团结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标语，并组织串联罢课和游行。迫于学生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学学生运动的鼓舞，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也争相效仿，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也挂出了抗议封校的条幅，最终迫使校方妥协。五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离区外修建了临时的外墙，被愤怒的学生推翻。学生代表还要求校领导签字承诺不追究抗议学生。而另一些抗议者就没这么“好运”。鲁东大学学生孙健在校园内举着自己写的标语游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后遭到校方开除。
相比于举横幅或举牌抗议，更多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大学生用户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润学”（意为逃离中国）这样的话题再一次被激烈地讨论。在微博上，大学生们发布了抗议封校的言论。这些信息大多数都遭到网络审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发布此类言论的学生，然后“谈话警告”，以开除作为威胁要求他们删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学生在公众号中写道：“他们（校方）半夜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质问我是不是在网络上发表了抹黑学校形象的言论，并多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汉，校方禁止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和讨论与抗议有关的言论或图片，否则将“给予处分。
大学生目前遭到的高压管控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疫情管理的范围。统治阶级害怕政治动荡影响到他们的权威，因此宁可牺牲大学生的基本权利。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虽然这还处于一个自发和初期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转变有目共睹，很多过去支持中共的大学生也在网络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我们认为，必须要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现在这种政策僵化的独裁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