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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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林C 中國勞工論壇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制的視像、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佈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著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佈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佈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佈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蕩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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