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烈 中国劳工论坛
作为中国#MeToo标志性案件的弦子（化名）诉朱军性骚扰案再次遭遇败诉。在8月10日案件二审开庭时，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称，弦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军对其实施性骚扰，因此驳回弦子的再次上诉。判决后，弦子向守候在外的支持者们重念了她在法庭上的陈述，抨击法院判决，道出如今司法无能保护弱势受害者的现实。她也指出，这绝对不是她单独一人的遭遇，而是女性普遍的困境。
司法无能
弦子在法庭陈述中，谈及8年前揭露性骚扰遭遇以来，为伸张正义遇到的种种不公。首先，她谈到自己对于性的耻辱成为自己没有立刻反抗呼救的理由。“对性的耻辱”在当今父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一现实。我们也解释道，资本主义制度期待女性维持贞操，并且想要利用很多其他方式限制、控制女性的性自由，迫使她们屈从于男性主导。弦子也提及自己了解朱军的权力地位（朱军本人拥有司局级干部身份、背后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共喉舌支持），因而不敢让其他工作人员知道其遭遇；再者，便是提到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后，就算很难得能报警，也会被警方跨省威胁其父母、要求收回报案，而司法也会以录像、笔录无法调取，和受害者应举证但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整个过程充分显示中共治下的司法如何无能保护受害者。
这次庭审，前往为弦子打气的支持者人数，比2020年12月首次开庭时的100馀人少了很多，而他们的行动也比当时低调不少——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权的打压。早在2018年事件被爆出后，讨论事件的微博内容以及新闻就被很快删除。2020年12月，警方压制了法院外的声援行动与媒体报导，警告支持者以后不得再举起标语，并设法驱赶前来的外国记者；2021年9月之后，支持、声援弦子的不少微博帐号、微信公众号则被禁言或封号。但即使如此打压，仍然有有十几名支持者不畏警察盘查，不远万里前往现场，在二审开庭前与弦子合影表示支持。
反动浪潮并不只是当局的直接镇压，也包括朱军本人的报复行径，和社会上反女权势力的蠢蠢欲动。2018年9月，朱军在被爆出性骚扰后，便很快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弦子和爆料者，要求他们删除相关讯息、公开致歉并赔偿其名誉和精神损失65万元人民币。而很多反女权网民以及自媒体，则在相关新闻下评论，或者撰写文章表示同情朱军“赢了官司，却已经社死”的“遭遇”，或者检讨受害者，指责弦子没有提出证据、质疑为什么弦子没有不反抗或者大声喊叫等等。这些现实也反映出，中国#MeToo运动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面临的统治阶级系统性阻挠依旧重重，反对性别压迫依旧路漫漫。
如今中共政权需要试图提振不断下滑的生育率，从而逆转下滑的消费力、确保足够的劳动力，但同时不能不侵害资本家总体利益，因此需要巩固传统性别定型、强化父权制度，而#MeToo等女权运动则必然成为被打压的目标。除了通过社会宣传、教育等方式，以及审查案件相关新闻外，中共政权也要借用司法推进反女权议程——从性骚扰发生，到法院受理和数度开庭，整个过程已经拖了8年之久，而最终结果全然无视绝大部分的性侵害案件无法提供有力证据的现实，足见中共治下资产阶级司法系统性别歧视、偏袒权贵的本质。
鼓励女性站出来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固然遭遇挫败，但是该案已然成为了中国反性骚扰运动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案件——特别是在该案加害者涉及中共官媒央视的情况下，案件已经鼓励到不少女性站出来，揭发自己曾遭到上司、师长性骚扰甚至性侵害的经历，并且确实让一些加害者得到制裁。需要明确，这些制裁也都不是社会上层的恩惠，而是社会自下而上反抗的成果。中共捍卫的资本主义必然有着阶级分化、对于利润的追逐和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制度（作为社会控制的单位），因此也必然是充斥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因此像#MeToo这样的女权斗争倡议在中国若要有更多的成果、性别解放若要实现，也必须由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压迫者联合组织起来，建立取代中共独裁政权的社会主义女权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