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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河北邯郸13岁的初中生小光（化名）被三名同学杀害，其生前曾遭铁锹多次殴打，尸体在当地一个废弃蔬菜大棚中被挖出时已不成人样，据悉，三人在作案前一天就对埋尸坑进行提前挖掘，过程中分工有致，转走小光微信中的余额后还不忘将证据丢入沼泽销毁，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如此骇人听闻的 案件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校园欺凌
几人就读学校的校长对此称“完全出乎意料”，好像全然不知小光在此之前就已经承受了长期的校园欺凌。但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19-2020年的调查，中小学校园霸凌的发生率大概为32.4%（这是可能被低估却绝不容小觑的数据），在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调查中，更是有86%的受访者认为身边存在某种形式的校园“冷暴力”，可见校园霸凌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但是大多数学校的管理者都选择轻视。
但这终归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邯郸杀人案这类事件过去数之不尽，之后还在重演，就在那不久之后，两段分别拍摄于南充（3月14日）和阳泉（3月17日）的影片在网路上广泛流传（霸凌者在厕所中对同学进行拳打脚踢）、3月22日宿迁15岁少年被13岁少年捅死、3月24日晋江13岁少女留下无法忍受霸凌的遗言后跳楼身亡。 这些“极端个案”无情地重复生长着，每一个“意外”逝去的生命，都从局部映射出整体的残酷。
邯郸悲剧反映很多严重问题。校园霸凌的灾难相当普遍，并且正在增长。这与儿童和青年面对的高压环境及贫富差距有关，而留守儿童使问题更复杂。在这次邯郸的事件中，留守儿童正是一个重要因素。
留守儿童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乡的孩子，他们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和适当的监护，而且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一篇《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文章提到，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子女人数（即留守儿童）达到1.3亿，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40%。据中国教育统计资料，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
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研究报告，其中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为65.1%，有3成和4成的儿童分别遭受过性暴力和忽视。
2019年2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研究文章，据当中数据计算，超过9500万中国人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而《人民日报》曾报道，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部分孩童长期处于情绪低谷。但精神科医生在中国却极为短缺。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4万人，只占全国医师数量的1.49%。这些都是学童社会问题背后的祸因。只有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并由工人民主控制，让人人免费享用，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式教育”
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或资本主义式教育就是：鼓吹所谓“个人奋斗”（而家境较好的学生可以透过家庭支持，轻易拥有好出路），对霸凌的默许，再加上对纪律的不断强调，透过空间上的分班和座位安排（往往带有羞辱性）、时间上的作息控制、肉体上的规训（坐姿要求和跑操的步调）等手段不断刺激学生的头脑， 使他们服从资本主义的秩序。 资产阶级的学校作为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存在，其结果自然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断复制，而副作用则是学生群体中预备役工人普遍的狂躁和抑郁。
未来需要改变，我们要求对如今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造，需要由教职员、学生与家长民主制定课程与政策，从各方面废除旨在奴化的校园秩序，并且大量增聘社工和心理辅导等公共资源来援助被欺凌者。学生应有权组织独立学生会，监测和制衡霸凌现象，并有权通过民主程序惩罚霸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