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詹·坎农的信[1]
1939年9月12日
亲爱的吉姆[2]:
我正在联系战争问题写一篇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文章。写作和翻译总共至少需要一周多。基本的观点如下:
1、我们对苏联的定义可能是对或是错,但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根据德苏条约来下此定义。
2、苏联的社会性质并非取决于它同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友谊。谁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谁就会成为人民阵线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俘虏。
3、谁认为苏联不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他就应该明确指出他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增添了什么东西。
4、不能把苏联问题当成独一无二的东西,与我们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隔绝开来。或者斯大林国家是一种短暂的形态,是工人国家在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国家内的变形,或者“官僚集体主义”(R.布律诺,《世界的官僚化》,1930年巴黎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政,等等)。术语试验(工人国家、非工人国家,阶级、非阶级;等等)只有在这个历史角度上才有意义。谁选择了后者,谁就公开地或默默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潜力已经耗尽,社会主义破产了,旧式资本主义正在转变成“官僚集体主义”,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这样一个结论的极端重要性不证自明。它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的整个命运。在这个与我们的纲领、战略和策略有着绝对矛盾的新历史概念上,我们有丝毫权利用纯粹的术语试验进行自我欺骗吗?在世界大战的情境下,当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实,当苏联的情况将清楚地在每个人面前表现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主义跳跃就会是双重犯罪。
这几行字写得匆忙,所以尚不充分,不过我希望能在一周之内把我的更为详尽的论文寄给你。
同志的问候
V.T.O.[列夫·托洛茨基][3]
[1] 这封信是托洛茨基用英文写成的。
[2] 吉姆是坎农的昵称.——译者
[3] 由于托洛茨基流亡时期在各个国家的居住环境,他经常在信中使用笔名。信上往往签署他的英文秘书的名字。——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