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

1940年5月21日于纽约

致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我不得不向全国委员会提出关于我与新组建的工人党的关系的问题。

　　我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系斗争、它的结局，以及最近的工人党的成立，这不可避免地，让我反思自己的理论与政治信念。这种反思使我发现，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再把我自己看作、或者允许他人把我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条，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事实上我都不能接受它的传统形式。我将这些信念视为既是错误又过时或者没有意义的，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充其量也是在被限制的和修正的形式中是正确的，同时也不能再被恰当地称为马克思主义了。

　　我并不打算在这封信里进行详尽的分析，也不想对我个人的信条进行冗长的解说。不过我希望能通过几个特别的例子来阐述观点。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从未接受过这个哲学，这是真的。过去我容忍这个矛盾并在这个信念上妥协，因为那时我相信“在涉及实践和政治时，哲学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经验、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使我相信了我是错的，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使在科学上毫无意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上和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一定会在实践和政治上留下很多不利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总理论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的全部经验上的内容，在我看来，都已经被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反驳。

　　我认为，在运用于当代经济环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就是既错误又过时而毫无意义的。而那些仍旧保持正确的方面，在我看来不能证明它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的合理性。

　　我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终将到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代替”也是错误的。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将面临的一个新的剥削社会（我称为“管理型社会”）不仅是资本主义可能的替代品，而且在当前时代比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实现。

　　你们都知道，我认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把俄国定义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观点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推论：比如说，应该把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的体现，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同一种力量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我至今仍怀疑这个推论是否也适用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就像坎农早就知道的，我坚决、完全地不同意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思想——不是仅仅不同意斯大林或坎农对这个思想的修正，而是根本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本身。我不仅不同意关于党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也不同意现有的党的行为模式，它使党扮演着一个真实的实体的角色。我认为，列宁主义式的党，与真正的科学方式和真正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鉴于这样的信念，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不用说我当然也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它被工人党接受）中相当多的部分。在我看来，《过渡纲领》几乎是彻底荒谬的，它也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无力把握当代史的重要范例——它刚被提出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了，即使它是出自代表了最聪慧的、最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人之手。

　　这些信念，尤其是在它们否定的方面——也就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并不是“突然”或一时兴起的，它们并不仅仅由最近的派别争斗产生（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些信念中，很多是我一直坚持的。许多是我几年来产生的。剩下的则是在过去一两年里，从怀疑不定转变为确信的。派别斗争仅仅强迫我把它们暴露出来，并且让我从整体上考虑它们。我当然知道这些信念中很多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独创的，而在保留它们中的一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群体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按照持有某种信念的人的品德来评判信念本身的正确性。

新组建的工人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特别地说应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和列宁主义的党。这不仅仅是一个定义上的问题。它的纲领文件（尤其是关键文件《工人党的目标、任务和体制》）、以及对它绝对多数的领导权和对坚实成员的声明和主张、这个多数的行为习惯都确保了它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劳工行动》宣称党是第四国际的一部分的报头声明，还是它的理论杂志的定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机构”，或是在关键文件中反复呼吁关于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是同托洛茨基通报的惯例过程，都显著地象征了这一点。在派系争斗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决定性的趋向来远离这个方向，恰恰相反，任何尖锐的建议在这样一个方向中都会被阻塞。事实上，工人党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脱离出来，并不是因为任何根本性的分歧，它现在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派别组织之一二存在，这正是它在决定自己的“党的性质”、以及自己与坎农的立场的区别时，所遇到极大困难的确切原因。这很难做到，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因为这两个位置，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当然，我并不希望在最近和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中减轻我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希望按我所看到的来记录事实，包括我一直不是一个全职政治工作者以及没有负起我对组织应负的全部责任。

从我现在的信念、以及工人党的特征等事实来看，不免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不可能成为工人党的忠实党员；我不可能接受它的安排和训练；我不可能为它说话或做事。自然我也不会认可工人党所持的任何观点。我相信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它将会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是被贬斥的。我同意工人党对战争的态度，至少在前不久结束的派系纷争所包括的范围内。

　　但是我同意的这些观点也是其他组织和数以万计的和工人党完全不同的人共同所有的。至少在我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局限于狂热地渴求社会主义与批判战争双方。这让我特别强烈地想起，在工人党的第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我想弄明白自己能说什么，我说不出自以为应该说的话，只能作为这个组织忠诚的发言人而讲话。最后我再次妥协了，我说了在第三阵营立场上是“安全”的话，讲话结束时我觉得自己说谎了。

　　因此，对我而言只有两个选项：

　　继续作为党的成员，我可以立刻发起一次派系斗争，按这个文件中建议的方法。

　　从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来说，相比于刚刚结束的同坎农的那次斗争，这次派系斗争当然将会是更广泛和更根本的。而且从我的立场来说，会如它的主要目的一样使这个团体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

　　或者我可以简单地脱离工人党。

　　出于对“有原则的”和“负责任的”政策的一般观念，第一个方案对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在现在的境况下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对于现在的工人党来说（我认为只有极少数人会支持我），一次尖锐的派系斗争意味着组织的瓦解，至少是力量的削弱——最先动摇的会是它一点也不兼顾的基础。在这样的派系斗争中获得的成果是不划算的，没有任何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我个人不希望在这样一场斗争中承担领导。我从来不是也不会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或“组织者”，更不会是一个领导。

　　这样就只剩下第二个方案了。

　　很多人会认为或者声称我现在的信念和因之做出的决定是在编造合理化，一方面，是对轻松而资产阶级式的个人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进行合理化，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人遭到的惨痛失败所造成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人类的境况、以及战争危机的合理化。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源头，而我就可以这么说，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这样自诩的人。这封信写了这么多，也许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想退出政治活动。”我当然是被过去二十多年的失败和背叛所影响了。我认为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部分证据便来源于此：在历史进行过的各种试验中，马克思主义运动要么最终造成社会主义的失败，要么是背叛了它。它还影响了我的感觉和态度，我知道这些。

　　至于我的“个人生活”，别人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尽，究竟是因为我不愿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搅乱了我的信念，还是因为我早就有了明确的信念，使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我承认，我有点厌烦了，我受够了那种习惯，那种要跟反对者和批评者较劲的习惯，那种决定科学的争辩的习惯，那种自鸣得意地谈论“合理化”以及“异己阶级的压力和影响”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不是我唯一反对马克思的一点。我的信念是事实；失败和背叛，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体验也都是事实。它们就在这里，不管真实的根源、动机是什么。

在非意识形态的、非理论的和非政治的立场上，我才能意识到，或者能感觉到和工人党（或任何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系和支持。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再也不能伪装成这样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

　　遗憾的是，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关于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的感觉——虽然不充分但是仍然全部地被马克思主义和类似的思想所主导的七年，这可不像在打字机上那样，几分钟之内就能删掉。我曾与双方中的人进行过忠诚的合作，我也曾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别人产生了影响，对于这些人，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重。托洛茨基和坎农会把我的决定拿来佐证他们的观点——根据他们卓越而又通俗易懂的逻辑，伯纳姆的退出将会是，对他们关于战争的性质、俄国的性质、战争中俄国的角色之类观点的事实性的证明。而对工人党的很多成员来说，我的退出会被认为是开溜的行为。从道德和个人观点，我不得不同意在这个将要到来的判断中会有很多的事实。

　　但是这个因素，与其他的因素权衡，并不足以决定我的行动。事实上，现在我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道德和个人的考虑因素，我可能早已离开党了。因为我几年来的信念和兴趣（这也是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党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这封信意味着我明确地辞去组织中的职务。但是，由于我注意到的那些责任和义务，我准备好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和全国委员会商讨我离开的方式，如果全国委员会想这么做的话。这里有四种选择：

　　1.全国委员会可以开除我。找到开除的根据并不难：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在非党办的报纸上发表（确实有机会这样做），将会是一个很恰当的根据。

　　2.我可以直接退出组织和它的活动，不被任何一方所特别注意。

　　3.我可以在名义上被认为是“休假”六个月。如果选择这个选项，不会有任何误会。未来从来都不是确定的，但是这种休假结束的可能性确实将会非常小。

　　4.最后，如果全国委员会觉得我的退出会在组织独立生存的初期有很严重的影响，我准备好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进行部分合作。主要工作是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党的立场一致。在这段时间内我也将克制与党和它的计划相反的公众行为。而在两个月结束后，就必须选择其他三个选项之一。老实说，我不喜欢第四个解决办法，但是，就如我所说明的，我准备好了接受它。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任务。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冲动的行为，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做了。我最关切的是避免留下一种印象仿佛我企图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的缺点和我的错误申辩或偏袒地辩解。当我说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我没有任何鄙视或认为我“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好”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是愚笨的，在工人党内部也许可以找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如忠诚、奉献和英雄主义，但我相信自己，更甚于相信这些品质。我不能够表里不一。

　　相信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不可能盼望工人党的胜利；但是我可以并且确实希望它的成员一切顺利。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和领域里，保持他们的价值、真实和自由，我希望我们还能互相视为同志，不管我们使用什么名字，也不管有什么标签被贴在我们身上。

你们真挚的
詹姆斯·伯纳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