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詹姆斯·伯納姆退出工人黨的聲明
1940年5月21日於紐約
致工人黨全國委員會：
我不得不向全國委員會提出關於我與新組建的工人黨的關係的問題。
我經歷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派系鬥爭、它的結局，以及最近的工人黨的成立，這不可避免地，讓我反思自己的理論與政治信念。這種反思使我發現，我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再把我自己看作、或者允許他人把我看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相關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條，無論是修正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還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事實上我都不能接受它的傳統形式。我將這些信念視為既是錯誤又過時或者沒有意義的，或者在少數情況下，充其量也是在被限制的和修正的形式中是正確的，同時也不能再被恰當地稱為馬克思主義了。
我並不打算在這封信裡進行詳盡的分析，也不想對我個人的信條進行冗長的解說。不過我希望能通過幾個特別的例子來闡述觀點。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我從未接受過這個哲學，這是真的。過去我容忍這個矛盾並在這個信念上妥協，因為那時我相信「在涉及實踐和政治時，哲學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經驗、更進一步的學習和思考使我相信了我是錯的，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很多人——在這一點上是對的，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即使在科學上毫無意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精神上和歷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一定會在實踐和政治上留下很多不利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關於「普遍性的歷史」的總理論已經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它的全部經驗上的內容，在我看來，都已經被現代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所反駁。
我認為，在運用於當代經濟環境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大部分就是既錯誤又過時而毫無意義的。而那些仍舊保持正確的方面，在我看來不能證明它經濟學的理論結構的合理性。
我不僅認為，「社會主義終將到來」是毫無意義的，而且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唯一的代替」也是錯誤的。根據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證據，我認為我們將面臨的一個新的剝削社會（我稱為「管理型社會」）不僅是資本主義可能的替代品，而且在當前時代比社會主義更有可能實現。
你們都知道，我認為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把俄國定義為一個「工人國家」。而且這個觀點涉及到一個更基本的推論：比如說，應該把斯大林主義理解成一種強大的歷史力量的體現，而法西斯主義則是同一種力量的另外一種體現方式。我至今仍懷疑這個推論是否也適用於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
就像坎農早就知道的，我堅決、完全地不同意列寧主義關於黨的思想——不是僅僅不同意斯大林或坎農對這個思想的修正，而是根本不同意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本身。我不僅不同意關於黨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也不同意現有的黨的行為模式，它使黨扮演著一個真實的實體的角色。我認為，列寧主義式的黨，與真正的科學方式和真正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鑒於這樣的信念，以及其它類似的東西，不用說我當然也反對第四國際的綱領文件（它被工人黨接受）中相當多的部分。在我看來，《過渡綱領》幾乎是徹底荒謬的，它也是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無力把握當代史的重要範例——它剛被提出的時候我就這麼覺得了，即使它是出自代表了最聰慧的、最能代表馬克思主義的人之手。
這些信念，尤其是在它們否定的方面——也就是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方面——並不是「突然」或一時興起的，它們並不僅僅由最近的派別爭鬥產生（我也參加過一些）。這些信念中，很多是我一直堅持的。許多是我幾年來產生的。剩下的則是在過去一兩年裡，從懷疑不定轉變為確信的。派別鬥爭僅僅強迫我把它們暴露出來，並且讓我從整體上考慮它們。我當然知道這些信念中很多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獨創的，而在保留它們中的一些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群體中。但是，我從來沒有按照持有某種信念的人的品德來評判信念本身的正確性。
新組建的工人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特別地說應該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派和列寧主義的黨。這不僅僅是一個定義上的問題。它的綱領文件（尤其是關鍵文件《工人黨的目標、任務和體制》）、以及對它絕對多數的領導權和對堅實成員的聲明和主張、這個多數的行為習慣都確保了它是這個樣子。無論是《勞工行動》宣稱黨是第四國際的一部分的報頭聲明，還是它的理論雜誌的定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機構」，或是在關鍵文件中反覆呼籲關於論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革命傳統」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或是同托洛茨基通報的慣例過程，都顯著地象徵了這一點。在派係爭斗中沒有表現出任何決定性的趨向來遠離這個方向，恰恰相反，任何尖銳的建議在這樣一個方向中都會被阻塞。事實上，工人黨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脫離出來，並不是因為任何根本性的分歧，它現在作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派別組織之一二存在，這正是它在決定自己的「黨的性質」、以及自己與坎農的立場的區別時，所遇到極大困難的確切原因。這很難做到，事實上也沒有做到，因為這兩個位置，除了一些細枝末節之外，並沒有真正的區別。
當然，我並不希望在最近和更早以前發生的事情中減輕我自己的那份責任。我希望按我所看到的來記錄事實，包括我一直不是一個全職政治工作者以及沒有負起我對組織應負的全部責任。
從我現在的信念、以及工人黨的特徵等事實來看，不免得出下面的結論：我不可能成為工人黨的忠實黨員；我不可能接受它的安排和訓練；我不可能為它說話或做事。自然我也不會認可工人黨所持的任何觀點。我相信如果社會主義可以實現，它將會是一件好事（我們知道，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者中是被貶斥的。我同意工人黨對戰爭的態度，至少在前不久結束的派系紛爭所包括的範圍內。
但是我同意的這些觀點也是其他組織和數以萬計的和工人黨完全不同的人共同所有的。至少在我進行政治活動的時候，我不能讓自己的言行，局限於狂熱地渴求社會主義與批判戰爭雙方。這讓我特別強烈地想起，在工人黨的第一次公開的群眾集會上，我想弄明白自己能說什麼，我說不出自以為應該說的話，只能作為這個組織忠誠的發言人而講話。最後我再次妥協了，我說了在第三陣營立場上是「安全」的話，講話結束時我覺得自己說謊了。
因此，對我而言只有兩個選項：
繼續作為黨的成員，我可以立刻發起一次派系鬥爭，按這個文件中建議的方法。
從政治的和理論的觀點來說，相比於剛剛結束的同坎農的那次鬥爭，這次派系鬥爭當然將會是更廣泛和更根本的。而且從我的立場來說，會如它的主要目的一樣使這個團體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
或者我可以簡單地脫離工人黨。
出於對「有原則的」和「負責任的」政策的一般觀念，第一個方案對我是義不容辭的。但是，我不相信這在現在的境況下是有意義的。一方面，對於現在的工人黨來說（我認為只有極少數人會支持我），一次尖銳的派系鬥爭意味著組織的瓦解，至少是力量的削弱——最先動搖的會是它一點也不兼顧的基礎。在這樣的派系鬥爭中獲得的成果是不划算的，沒有任何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我個人不希望在這樣一場鬥爭中承擔領導。我從來不是也不會是一個「實踐的政治家」或「組織者」，更不會是一個領導。
這樣就只剩下第二個方案了。
很多人會認為或者聲稱我現在的信念和因之做出的決定是在編造合理化，一方面，是對輕鬆而資產階級式的個人環境所帶來的壓力進行合理化，而另一方面，也是對工人遭到的慘痛失敗所造成的影響、過去二十年間人類的境況、以及戰爭危機的合理化。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為的動機和源頭，而我就可以這麼說，我應該是最後一個這樣自詡的人。這封信寫了這麼多，也許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我想退出政治活動。」我當然是被過去二十多年的失敗和背叛所影響了。我認為必須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其部分證據便來源於此：在歷史進行過的各種試驗中，馬克思主義運動要麼最終造成社會主義的失敗，要麼是背叛了它。它還影響了我的感覺和態度，我知道這些。
至於我的「個人生活」，別人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詳盡，究竟是因為我不願全身心投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活動攪亂了我的信念，還是因為我早就有了明確的信念，使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活動？我承認，我有點厭煩了，我受夠了那種習慣，那種藥跟反對者和批評者較勁的習慣，那種決定科學的爭辯的習慣，那種自鳴得意地談論「合理化」以及「異己階級的壓力和影響」的習慣，因為這個習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這不是我唯一反對馬克思的一點。我的信念是事實；失敗和背叛，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體驗也都是事實。它們就在這裡，不管真實的根源、動機是什麼。
在非意識形態的、非理論的和非政治的立場上，我才能意識到，或者能感覺到和工人黨（或任何別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聯繫和支持。就是這麼回事。我現在再也不能偽裝成這樣了，不管是對我自己還是對別人。
遺憾的是，還有一個因素。這個因素是對過去的自己的一種關於道德上的義務和責任的感覺——雖然不充分但是仍然全部地被馬克思主義和類似的思想所主導的七年，這可不像在打字機上那樣，幾分鐘之內就能刪掉。我曾與雙方中的人進行過忠誠的合作，我也曾讓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別人產生了影響，對於這些人，我的這種感覺就更加深重。托洛茨基和坎農會把我的決定拿來佐證他們的觀點——根據他們卓越而又通俗易懂的邏輯，伯納姆的退出將會是，對他們關於戰爭的性質、俄國的性質、戰爭中俄國的角色之類觀點的事實性的證明。而對工人黨的很多成員來說，我的退出會被認為是開溜的行為。從道德和個人觀點，我不得不同意在這個將要到來的判斷中會有很多的事實。
但是這個因素，與其他的因素權衡，並不足以決定我的行動。事實上，現在我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沒有這些道德和個人的考慮因素，我可能早已離開黨了。因為我幾年來的信念和興趣（這也是事實）在馬克思主義的黨中沒有任何容身之處。
這封信意味著我明確地辭去組織中的職務。但是，由於我注意到的那些責任和義務，我準備好了在有限的範圍內和全國委員會商討我離開的方式，如果全國委員會想這麼做的話。這裡有四種選擇：
1.全國委員會可以開除我。找到開除的根據並不難：我已經寫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在非黨辦的報紙上發表（確實有機會這樣做），將會是一個很恰當的根據。
2.我可以直接退出組織和它的活動，不被任何一方所特別注意。
3.我可以在名義上被認為是「休假」六個月。如果選擇這個選項，不會有任何誤會。未來從來都不是確定的，但是這種休假結束的可能性確實將會非常小。
4.最後，如果全國委員會覺得我的退出會在組織獨立生存的初期有很嚴重的影響，我準備好了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進行部分合作。主要工作是在黨的報紙上發表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這些文章和黨的立場一致。在這段時間內我也將克制與黨和它的計劃相反的公眾行為。而在兩個月結束後，就必須選擇其他三個選項之一。老實說，我不喜歡第四個解決辦法，但是，就如我所說明的，我準備好了接受它。
寫這封信對我來說是一個痛苦和困難的任務。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衝動的行為，但是經過深思熟慮後還是做了。我最關切的是避免留下一種印象彷彿我企圖為我自己、我的軟弱、我的缺點和我的錯誤申辯或偏袒地辯解。當我說我反對馬克思主義時，我沒有任何鄙視或認為我「比馬克思主義者更好」的意思，一點也沒有。我是愚笨的，在工人黨內部也許可以找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品質如忠誠、奉獻和英雄主義，但我相信自己，更甚於相信這些品質。我不能夠表裡不一。
相信我正是這樣做的，我不可能盼望工人黨的勝利；但是我可以並且確實希望它的成員一切順利。希望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道路和領域裡，保持他們的價值、真實和自由，我希望我們還能互相視為同志，不管我們使用什麼名字，也不管有什麼標籤被貼在我們身上。
你們真摯的
詹姆斯·伯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