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舍曼·斯坦利^[1]

1939年10月8日

亲愛的斯坦利同志：

我收到了你写的认为奥布赖恩^[2]背离党的信。这封信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写得一手好文章，可这封信却充满了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全会的材料，也不知道多数派的决议文本或沙赫特曼的决议文本，但你断定这两个文本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此同时你断定“灾难”正接近党。为什么？即使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有“灾难”，而是必须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如果两个动议仅代表了表达在第四国际纲领中的同一观点的细微差别，这非原则性的（在你看来）分歧如何产生灾难？多数派爱抓住自己那点细微差别不放（如果仅仅是细微差别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少数派却宣称：“都是因为你们死抓着自己那点细枝末节，而不肯接受我们的，大难就要临头了。”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从哪一方面呢？？？……你断言你“客观看待”这不同的组合。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

例如你写道我的文章“不知何故少了一页”。你这样显得对负责同志怀着刻薄的怀疑态度。这一页在我们办公室这里因漫不经心而遗憾地丢失了，我们已寄来了一份新的完整的翻译文本^[3]。

在我看来，你提出的关于堕落的“工人帝国”的论据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发明。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布尔什维克就抛弃了“沙皇的扩张计划”。即使是正常的工人国家，也会倾向于扩张，而它扩张的范围，难免会跟沙皇的扩张计划重合，这是因为革命一般是改变不了地理环境的。我们反对克里姆林宫那帮当权派，并不是反对扩张工人国家和它扩张的地理方向，而是反对他们进行扩张的官僚的、反革命的方式。但我们同时又是“客观看待”历史事变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能认识到，无论是沙皇，还是希特勒或张伯伦，过去都没有、现在也不可能在他们占领的国家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而这一事实^[4]——它是非常进步的——取决于另一件事：十月革命并没有被官僚阶层所彻底葬送，而官僚阶层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特定场合下，我们必须去维护这些措施，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敌人破坏。当然，这些进步的措施无法抵消官僚阶层的总的反革命活动，所以我们才必须去推翻官僚阶层……

同志们对斯大林-希特勒协约极度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报复斯大林。很好。但现在我们还很弱小，我们无法立即推翻克里姆林宫官僚。于是某些同志就想在字面上找点满足感，他们除掉了苏联的工人国家的名号，就像斯大林褫夺了失宠干部的列宁勋章一样。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有点孩子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歇斯底里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1] 舍曼·斯坦利(sherman Stanley)或亨利·贾德（Henry Judd）是斯坦利·普拉斯特里克（Stanley Plastrik）的党内化名，他被誉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0年分裂中，斯坦利追随着沙赫特曼派（他是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外甥）。1952年离开沙赫特曼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与他人一同创办《异议》，1981年去世，时年66岁。——译者注

^[2] 奥布赖恩，按第一封致坎农的信猜测此人为托洛茨基的秘书V.T.O.——译者注

^[3] 《战争中的苏联》这份文件丢失了一页。这份文件的政治路线得到全会多数派认可。少数派对这失去的一页大喊大叫，此外，还指责这页被故意隐瞒。——编者

^[4] 联系当时时事，应该是指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并消灭了占领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