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拒绝撤回逃犯条例，导致抗议升级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
6月9日，100万人参加反送中游行，人数创下1997主权移交以来的最高纪录（只有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的示威才能与之媲美），展现出巨大民愤。香港的“抗议文化”由来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游行，将抗议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现在深陷政府危机和群众抗议。林郑政府愚蠢固执至极，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众运动。从雨伞运动失败至今还不到5年。
林郑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让中共独裁政权能够“合法”绑架身处香港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只是途经香港机场的人）。中国没有公平审讯，99%的判罪是基于口供而非客观证据。香港几十年的群众斗争才争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权利，而且在过去几年已被严重破坏，而送中条例是迄今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最大攻击。
2014年，雨伞革命创下大城市群众占领运动的世界最长纪录（79日），至今没有被打破，但因没有前进方向、精疲力竭而失败。自那之后，反革命和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占了上风。
所以，6月9日的游行相当于“决堤”，群众怒火一下子汹涌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绪和过去的群众抗议有多方面不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反送中运动也不是从零开始。群众毅然上街，尽管许多人都知道政府不会撤回法案。
事实也已证明政府会采取强硬立场。在游行当晚，在仍有数千示威者尚未抵达终点的时候，林郑就宣布仍会在6月12日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游行之后，政府的立场愈发强硬，紧张局势一再升级，因为中共和林郑如果不能如愿通过送中条例，其统治将遭受严重打击。林郑政府的威信已荡然无存，不过这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而且通过清洗立法会和禁止反对派参选，建制派有足够票数通过送中条例，更何况林郑背后还有中共独裁政权的支持。
反送中运动经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条运动。2003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条国安立法。但显然今次不会是2003年的简单重演。
反廿三条运动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华，而林郑受群众憎恨之深更甚于董建华。过去16年的政治斗争令港府权威千疮百孔，但林郑却加力推动送中条例，因为她害怕如果放弃修例，政府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众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恐惧将大大削弱。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香港，中共都是以“无敌”形象和群众的恐惧作为关键的统治工具。
69游行之后，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让步”，但另一方面却将立法会表决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制派议员对香港《南华早报》说，政府认为以强硬立场吓退群众运动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亲中共的资产阶级建制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回头：既然已经遭受损失，不如现在想通过条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会被群众压力撼动。
反送中斗争也和中美冲突交织在一起。中美冲突正从贸易战和科技战迅速升级成全面的地缘战略角力。外国公司已经表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谁的主意？
是林郑政府自己发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观望。林郑迫切想要讨好习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挡其他亲中派系的压力，以拖延廿三条立法。林郑明白，虽然民主斗争在过去5年遭受诸多挫折，但如果重启廿三条立法，可能会重新点燃群众运动。
但她最终还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送中条例同样激起强烈的群众怒火。可见政府的愚蠢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林郑已注定无法连任。看起来中共要等更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能任两届的特首，尽管实际上特首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一个仅1200人的委员会“选”出的。
送中条例激起的群众抗议令建制派内的分歧愈发严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制派，让他们支持林郑修例。从此时开始，中共和习近平就已经和修例挂上了钩，既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也不能容忍修例失败。
独裁的“好处”和“坏处”
中国一句谚语说：“天高皇帝远”。内斗是中国独裁制度的固有成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冲突。中国许多省份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也是为了压制政权内强大的离心力。
所以，在送中条例问题上，习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为群众压力而退却，将立即激化现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还会鼓舞中国的群众斗争。现在中国群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强烈。
这也突显出中国独裁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区别。过去10多年，中共不禁觉得保持高压统治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大收紧管控，因为大部分“民主国家”已经陷入混乱，例如英国政府摇摇欲坠、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冒起、以及其他严重问题。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强化威权统治的做法得到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欣赏。
但是中国的体制缺乏灵活性，不像资产阶级民主制有许多政治“安全阀”来释放群众压力。面对危机时，西方资产阶级经常利用选举来平息或误导群众斗争，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来争取时间，尽管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恶化，资产阶级的喘息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
中共威权体制愈发陷入一个死循环，它只能不断加强镇压和强硬统治，例如新疆关押过百万人的集中营和香港变本加厉的政治打压。当然，到了某个时间，不断升级的镇压必将引爆社会抗争。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将会持续几日乃至几个星期。
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也是上述状况。中共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但大多数台湾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中台关系的影响也已变得非常重大，因为台湾已经成为中美冲突的关键棋子。
香港现在的政治危机正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明年今年1月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这将是解严30年来最两极化的大选。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众抗议，并利用香港局势攻击中共政权和国民党。
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导致中共不仅没能从经济和政治上拉拢台湾、削弱民进党和蔡英文，反而令台湾人民更加排斥中共。习近平不得不对台湾采取更加强硬的言论和军事威胁，而这又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罢工呼吁是转折点
香港的局势发展非常快。6月4日，18万人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晚会。5天之后，100万人上街反对送中条例和林郑政府。政府没有做出让步，反而更加强硬，暗示要进一步打压民主派，令局势大幅激化，反送中斗争进入紧要关头。
69游行之后不到24小时，就有许多小商户、艺术家、社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罢工号召。一天之后，3000名教师联署，要求“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一个教师工会）发动罢工。航空公司雇员也发起同样的联署。巴士司机宣布怠工行动。学生和其他许多团结也开始讨论罢工、罢课、罢市。
尽管罢工对于希腊、法国、韩国等国家来说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对于香港来说则是历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群众政治觉醒，民主斗争才是采用一个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运动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现在这一直是香港群众斗争的致命弱点。
民间人权阵线号召在6月17日举行一日罢工、罢课、罢市。这是必要的一步，我们对此非常欢迎。如果民阵坚定地向这一方向迈进，并进行真正的组织和准备，那么三罢的号召能够得到巨大回响，而且会成为斗争的转折点。
如果坚定地组织和领导罢工，不再只是跟在群众斗争后面，那么亲民主的职工盟有机会在斗争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尽管香港工人缺乏组织和经验，而且工会参与率低，但是昂扬的斗志可以推动工人在职场建立罢工委员会、召开罢工会议、加入或建立工会。
雨伞运动没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让步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未讨论过罢工。这是严重的弱点。从反送中斗争一开始，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呼吁全港政治罢工，因为中港政权将自己的权威押在送中条例上，要想打败他们必须要有大规模政治罢工。
在69游行中，我们在横幅和演讲中呼吁罢工罢课，并为此派发了1万份传单。当时我们是唯一一个呼吁罢工罢课的组织。现在罢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众，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与民主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香港工人运动来说，反对压迫性法律、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至关重要。香港的斗争也关系到中国大陆支持新兴工人运动和反对中共威权资本主义的斗争。
过去30多年，香港民主斗争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阶级”运动。参加群众抗议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学生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但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与他们观念类似的一众NGO。这些运动领导本身组织规模比较小、自我封闭、没有真正的内部架构、而且主张去政治化的路线。香港民主斗争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领导无法为运动提供真正的领导。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民主运动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万人大游行时工会横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会领导人（例如职工盟）只会跟在资产阶级泛民政客的后面，不去为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而战。
这更突显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份子能够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第一次考虑采取罢工的情况。开始将罢工作为武器，是群众意识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对此做出了贡献。
一些宗派主义团体拒绝参加民主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关工人的利益。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则介入民主斗争，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同运动最激进的成员建立联系并为我们的纲领而战。我们主张将战斗性的民主诉求联系到终结资本主义、施行社会主义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香港这一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危机。
根据乐施会的报告，在林郑治下，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到45年来最严重的程度。香港资产阶级不支持民主诉求，因为这个威权体制就是在保护他们的利润，保持极低的税率，抵挡“邪恶的福利主义”。
自9前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活跃于所有民主斗争。我们提出具体的倡议（包括罢工），并解释需要怎样的斗争才能打败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后的中共独裁政权。我们也明确指出泛民领导人政治软弱、没有战斗性的战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众对送中恶法的怒火，一直落后于群众运动。他们依附于资本主义，看不到资本主义正是港中实现民主权利的一大阻碍。所以他们总是犹豫不定，害怕群众斗争激进化、脱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罢工罢课罢市，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导和组织三罢，只是迫于群众压力而做出敷衍。
将斗争蔓延到中国
现今中共政权和傀儡港府面临多重危机。如送中条例一样，许多危机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回应挑战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因此现在香港和中国都在酝酿爆炸性的紧张局势。
今天香港群众讨论以罢工对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着群众斗争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无论未来斗争进展如何，现在关于罢工的讨论都会带来重大影响。香港群众斗争应该采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摆脱自我孤立的状态（近几年本土派思想令这种状态更加严重），联结到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面临着更加残酷的镇压，但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政党领导中港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提出清晰的纲领将革命的民主诉求联系到彻底终结资本主义，那么独裁政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