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予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动解放”社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先进的国家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不须争论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资产阶级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者已开始胜过它了”。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它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立即表现为两个政权的并存。于是，它就该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落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做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党就掌握不到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也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大失败了。

十分明显，这种大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民中为数的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达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达一点。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毫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上。

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尔后，运动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增长。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中，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就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容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出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页)

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维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来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侵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的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它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炼出来的。

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对党提了出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在一九O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揭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一九一O年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一九O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得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空白也好。

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做出对共产国际其它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