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政治区别是什么呢？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该问题是否还重要吗？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几个共通点——如反对官僚、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并与在现存国家机关内进行渐进改革的改良主义者截然不同。但是在理论、纲要和方法的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几个重要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许多日常斗争中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比如反法西斯主义党派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如反G8峰会或在澳大利亚即将来到的反APEC的抗议）。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对工人阶级的任务和角色上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场，导致他们者常常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
随着近20年前斯大林主义官僚计划经济的崩溃，野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地推进，使本文的题目更加与今天有关。
原来的在口头上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史无前例地向右转，很多工会领导人变得极为消极，他们很多都与这些政党有联系、甚至是这些党的领导层的一部分。
这个变化在全球发生，使那些以前都凭籍工人和被压迫阶层支持的政党——从英国工党到印度的前毛派“共产党人”——现在走向资产阶级化，并毫无保留地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这意味着在今天社会主义者和工运分子在组织工作方面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更为复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变得悲观， 但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现实状况，以便向前迈进。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解释前工人政党背叛的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政党本质上是邪恶和腐败的！但是这说法完全没有解释我们应怎么办。ISA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简单化和片面化分析的对我们来说，任务是重建社会主义工运，包括重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确保新一代工人和青年能充分地吸取旧政党蜕化的教训。
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在国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有某程度上的复兴——但不是以有组织的运动或连贯的思想实体的形式复兴。一部分原因是无政府主义本质是松散的、内里充斥不同的流派，因此本身与“组织”和“实体”是矛盾的。即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之间并不拥有共同的纲领和展望。
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本意是“无统治者”。几乎有多少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多少种无政府主义，其中包括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或仇视一切形式的国家管制、而只推崇市场法则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真诚地希望与资本主义斗争。即使这样，无政府主义在很多问题上缺乏一致的立场，他们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对以下这点理想化：在无领导层以及最低组织的基础上发起的“自发”行动！
一些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1999年美国／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当时美国“误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并声称米洛舍维奇政府是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种族主义者和独裁者。这两点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与欧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声望和地缘政治利益而发动战争毫无关系。因此，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有责任反对这场战争，但是我们也强调了阿尔巴尼亚人的自决权。该例子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导致他们缺乏政治独立性，并且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敌对阶级（在这例子里是帝国主义）的武力。在1960年，在国际上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盛赞毛泽东的公社和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铁托政权的去中心化措施。
在瑞典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发行的报纸《工人》在2007年6月期里，我们发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前后矛盾性的另一个例子。该报指责在德国G8峰会期间抗议的“黑群”无政府主义者为“暴动的游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赞成这些无政府主义在示威中所用的无序混乱的策略，但是我们不会像《工人》那样，我们将罪责完全归于德国警方的暴力。
从上述例子可以见到，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党架构，因此出现混淆而且缺乏一致性，这使共同的研判变得不可能，也不能统一成共同的观点。
2. “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
话虽如此，当今多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根本完全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当中有些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出现在游行示威，但并不主张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对于当今很多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间阶级和青年学生来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是从事政治斗争，还不如说是实践流行文化中的“另类生活方式”。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之一：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不需要建立政党，参加会议、运动、或任何集体活动。你根据自己的一套定义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改变”自己而不是社会。成为一个无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概念上是矛盾的，但是对无政府主义来说是可以的。
马克思把无政府主义描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思想表达了中间阶层对资本主义的反叛，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反抗，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集体纪律和建立一个强大集中化的组织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传统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运动在南欧和俄罗斯这些低工业化的国家是最为强大，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在这些国家，农民的习惯思维在青年工人阶级中依然很顽固。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工业化时代前的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业化将工人阶级集中在大工场里，教育了工人阶级需要集体对抗老板的权力，而不是作出个体的反应。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反映了这一根本上是中产阶级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政治愿景，而非从社会阶级来看待问题。无政府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巴枯宁，把俄国农民公社视为未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无政府主义理论不会将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如农民）、甚至是小商人区分起来，并主张一切为别人利润工作的都是工人阶级。这看法显然过度笼统，忽视无产阶级作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角色。
无政府主义的共通点是推崇个人主义、而反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任何集中制，即便是受制于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集中制。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支持个体的发展，我们反对毛泽东主义那种人人穿同一套制服的荒诞剧。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个人角色和政党、集体纪律和共同行动计划之间有着互动的辩証关系，而这关系由阶级斗争来决定。
这些事情来自于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日常经历。当大会通过罢工的决议后，工人们努力确保该决议被大家（包括反对者）所拥护。一个选举产生的领导被赋予各领域的责任：面对公众、筹集基金、与其他工场的联络，组织纠察等。纠察是用来抵抗警察和罢工破坏者以保卫和执行罢工。这是在行动中“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基本例子。
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概念是对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作为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最有效手段。马克思主义宁愿以“一个声音”说话以便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但是为了达到一致的立场，当然健康的争论、批评和讨论的文化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斯大林主义对这些东西是无法容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角色是去累积工人斗争的经验和提高觉悟，这做法是与无政府主义格格不入的。在面对新的政治问题时，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一次又一次地从“零”开始。
3．直接运动
无政府主义所拥护的“直接行动”实际上无非是工人阶级对政治攻击、裁员和警察暴行的正常反应。2006年法国工人和青年抵抗右翼政府打压青年工人（所谓的CPE法案）时作出的反应，就是群众“直接运动”的一个例子。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模仿它，但是并不太成功。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支持依靠工人阶级，农民和青年人的“直接行动”。在最近几年，我们举办抗议和行动的规模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可相比的。
在美国，国际工人委员会（CWI）支部组织了数千学生罢课，反对小布什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征兵。2003年在德国、瑞典和爱尔兰，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我们的号召下罢课，反对伊拉克战争。2005年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生地震，导致40,000人遇难，巴基斯坦社会主义运动（CWI）组织了紧急救济、灾场医院及临时学校。该笔救济金是从巴基斯坦和海外工人身上募捐而来的。CWI当地的同志将募捐活动与社会主义鼓动联系起来，以反对军方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在今天的斯里兰卡，社会主义统一党（CWI）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同志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组织无数的游行和集会，领导群众反对种族主义政府对泰米尔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
在爱尔兰，CWI发动了罢交水费运动，借鉴了在英国90年代早期的经验。当时CWI英国同志领导罢交人头税运动，最终导致1800万人罢交税，是一项巨大的胜利，结束了戴卓尔的政治生涯。
在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倡议罢工、占领、游行和其他形式的无产阶级行动。但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是，我们强调群众性行动——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和民主组织方法来吸纳最多人参与。尽管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也会同意这一点， 然而在实践中很多无政府主义式的“直接行动”往往以秘密小团体来行动，只有很少群众支持，更遑论参与。
这做法吸引了那些对今天工运不活跃感到没耐心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能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机会主义和工人组织领导的背后所带来的代价，往往就是极左情绪的出现。举个例子，在反法西斯斗争场合，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需要动员群众和订明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作为制止法西斯组织壮大的关键手段；而无政府主义团体则强调秘密行动（防止警察和法西斯分子发现他们的计划），并因此排斥动员群众。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多次与无政府主义者辩论，指出他们的路线会所造成负面影响，这影响不限于对反法西斯运动。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解释的，这个方法的最终结果是由小团体活动取代群众运动，降低觉悟。假如出路是由一个“英雄”小团体从外部带来解放，为什么群众应该自己参与斗争？无政府主义专心与法西斯主义者的个人肢体冲突上，将这凌驾于动员群众和向群众解释政治立场之上。这做法在一些国家致使反法西斯斗争处在低迷状态。
现在，法西斯主义者和极右组织不再如上世纪20和30年代那样，对工人阶级整体形成即时的威胁。可是他们对作为个体的移民、工会分子、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等法西斯的攻击对象依然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采取运动反对法西斯和极右党团，以防止他们的威胁在未来扩大是很重要的。击败他们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去取代资本主义、失业、低工资和过分拥挤的住房而斗争。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往往利用这些社会问题来争取支持。我们反对所有法西斯游行和集会，并制造群众压力阻止这些活动。我们并不要求警察或政府禁止法西斯的游行示威，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宁愿禁止和镇压左翼，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依赖它。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由我们自己的纠察队用棍子等工具来保护反法西斯游行。这做法经常被无政府主义者指控为“官僚”而反对。同时，无政府主义组织通常弱化与反法西斯运动相关的任何反资本主义宣传，并主张政治是不太重要的，而阻止法西斯分子的行动就是一切。当他们在更广泛运动或联盟与其他人合作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和非政治化的立场，把他们的重心放在“行动”上。
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方法和纲要上的基本区别。马克思主义支持面向工人群众斗争的方向，并将斗争连系至社会主义立场，然而无政府主义支持没有任何清晰的政治路线或工人阶级参与的“行动”。在中国针对一状况曾经有过很多历史教训，尽管在现阶段在这个国家有众多的明显不同，所有的公共政治活动和运动都被认为违法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策和国家镇压只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工人组织才能阻止，而非仅靠一些孤立的少数人行动能改变的（无论发起人的意愿是多良好的）。从中国工人近年来的游行和罢工可见，中国的工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一问题。
4．国家
对一切国家权力抱着敌视的无政府主义，似乎不仅为资本主义、也对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官僚斯大林独裁的腐朽提供了肤浅的解释。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俄罗斯工人国家在贫困和倒退的条件下处于孤立状态，而为俄国革命是一早注定失败的，因为“所有国家权力都导致腐败”。
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最大的政治分歧。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有力挫败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有些无政府分子争辩说列宁“窃取”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如号召废除常备军而支持工人民兵。相反，列宁的主张是为了防止官僚滋长（罢免一切官员的权力，废除特权——民选代表领取工人水平的工资，官员职位的轮流制），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权力问题持有的辩证观点完全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应该“在一次攻击下”废除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必须废除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必须代之以民主的工人国家，以便防止被赶下台的资本家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帮助下复辟。
列宁用术语“半国家”来描述工人国家。这是因为当民主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措施根除了阶级分化、并使人类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时，国家——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分离出来的机构——的必要性将消失。不同于历史上种种类型的国家机关，工人国家作为一个过渡形式，随着建立在人类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消亡”。
在俄罗斯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一个经济落后和被战争毁坏的社会里建立起来的新工人国家受到孤立，国家消亡的过程没有发生。工人革命产生的国家财产形式之上，形成一个寄生的精英阶层，意味着扭曲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其原因是西欧和美国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延迟。
也因为如此，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斯大林主义暂时性地向中国、东欧和其他国家扩展。正如我们所知，官僚阶层只能在一开始成功发展计划经济，但之后却不能继续，最终大部分官僚把他们自己转变成为财产所有者和资本家。同时，由于官僚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掩盖他们的罪行，这个过程严重破坏了这个思想的声誉。因此引起了90年代反社会主义的反弹情绪。但现在随着新时代来临，反社会主义已经开始降温，社会主义思想注定回强势回潮。
可是，考虑到斯大林主义的经历及其在群众意识产生的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不再用马克思的术语“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极易在工人意识中把社会主义和斯毛的一党专政等同起来。现在，“工人民主”这个术语最能概括工人国家的概念。
5. 反资本主义的教训
全球反资本主义者和反财团运动受半无政府主义者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抗拒政党观点。首先是因为建立的政党组织，包括大多数的所谓的工人政党，都在运动之外甚至对之敌视。因此不奇怪的是，一些青年甚或工人把政党组织视作“旧派的”，而希望更广泛的和更松散的活动网络和社交论坛。
尽管如此复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反资本主义网络、单一议题运动和论坛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CWI发起过许多这样的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战、反私有化、维护女权——并且正因为通过这些运动网络，才能够动员更广泛的工人和青年阶层。但是我们并不把建立临时运动网络与社会主义群众政党对立起来。与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相反，我们把阶级斗争的当前需要和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正如我们在其他的CWI的材料中已经解释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明确的无产阶级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工会组织都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而非政府组织（NGOs）在决定运动理念、方法和口号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尽管在现阶段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参与的薄弱，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否则将是宗派主义的。
我们将这运动视为未来世界上工人斗争浪潮和政治觉醒（即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的前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为游行进行动员，同时也明确提出取代资本主义（及其机构如IMF、G8等）的社会主义方案。
在2005年香港的反世贸的抗议中，只有CWI组织在运动中不仅仅反世贸和新自由主义，而且公开地反资本主义
。在香港的反世贸抗议里，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组织都采用了非政府组织认可的“官方”口号，例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CWI不使用这种极为模糊的口号，CWI队伍在我们的文宣中采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这句口号。
同样在2005年苏格兰和2007年德国的反G8的抗议中，CWI的队伍与“使贫困成为历史”明确区分开来。这个运动由基督教教派、NGOs和各摇滚明星发起，甚至受到布莱尔的支持。我们提出“使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口号，我们队员穿红衣游行，而其他的左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穿由教会和NGOs指定的官方白色衣服。
无政府主义者基于政党是在工人阶级中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之来源，因此抱持反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而这场运动的经验确切回答了这一问题。
反全球化运动尽管具有组织松散和非政党的性质，知识分子和名流实际上变相成为了运动的领导。这场运动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Naomi Klein、Susan George和Walden Bello对新自由主义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批评。但由于他们不在民主监督，也不需要向有组织的群众问责，他们也不可避免地犯下错误，并屈服于资本家的“公众舆论”的政治压力。如911后，抗议组织“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TTAC）的发言人Susan George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有Walden Bello错误地主张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比其他亚洲国家要更严厉地对对抗外国资本，暗示这是其他国家的模范！
6. 普选
无政府主义者是“弃权主义者”，反对参与任何选举活动。贝克宁赞同蒲鲁东的格言：“普选是反革命的”。顺便提一下，这没有妨碍蒲鲁东后来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政客！马克思主义者同意资产阶级“民主”是富人用来维护权力的工具，而作为社会多数的穷人则被欺骗他们有话语权。引述列宁的著名术语，我们不是“议会痴”，我们理解工人们必须在议会外加强他们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选举而被消灭。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统治可以数人头，可以打人头！”换句话说，当他们的权力、利润或营商稳定受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会准备去掉资产阶级民主的伪装而转变为独裁统治，正如我们在去年泰国所看到的。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此抱有幻想，而我们支持创建工人政党，并在选举中为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积极活动。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我们利用选举活动来提升群众的政治意识，赢得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我们不仅仅要赢得选票，而且要赢得积极拥护斗争的人。
特别在中国（包括在香港），无政府主义“弃权主义”立场将会对任何想要在未来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组织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群众对民主渴求正处于觉醒的边缘，将会抱有对“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污染、腐败、不平等和压迫——的强烈幻想。马克思主义者警告除非推翻资本主义，是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而即使在“民主”政府下这些问题将依然存在下去。但是我们在旁边冷言冷语，把普选视为“反革命”，我们会投入在斗争之中。
马克思主义者是最积极为民权战士，例如要求罢工权、工会权和结社权、自由选举和结束一党专政的。用列宁的短语说，我们是“坚定的民主派”，这意味着我们比羸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彻底。如在香港，资产阶级民主派试图安抚中共领导人和香港富豪们放心在普选制度下是“安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威胁到大财团的超额利润，也不会把普选由香港传播到大陆。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截然相反。我们说落实一人一票普选，同时必须为了作为多数的工人阶级之利益而斗争，并且不限于香港！我们要求16岁以上人士有投票权和移民工的投票权，以真正受问责的人民议会取代橡皮图章的立法会。人民议会有权力推行8小时工作制、体面的最低工资、扭转私有化，并把主要的公司和银行收归公共。
我们批评指出泛民领袖每半年或一年举行一次游行的战略是不够前进的。我们主张：“现在要在职场发起运动，全力动员工人阶级支持民主诉求。我们支持一天的总罢工，同时进行游行和群众大会，作为第一步。”（《要求全面民主权利——没有让步！》，中国劳工论坛，2005年12月30日。）
7．为民主权利而斗争
将深远的民主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诉求连结起来，正是列宁所指的“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同时并进。”[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全集第二卷]
这个方法是不限于香港，而且适用于大陆。马克思主义者倡议工人民主——基于选出产民的工农民会议或者“苏维埃”的直接民主——这是比最民主的议会更民主得要多。但是，不能无视政治客观条件而在任何时候都提出苏维埃的要求。只是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工人阶级和受压迫阶层才会响应这个号召。斯大林主义者在1928年中国革命遭到大挫败后却还提出“苏维埃”的要求，就被托洛茨基批评为愚蠢。
在1925-27形势高涨的时期，他们拒绝为“苏维埃”发起鼓动，但是之后为了用激进形象包装自己，却提出完全不切实际且空洞的“苏维埃”要求，反对立宪会议的口号。
托洛茨基解释道：“民主的阶段在群众的进步过程中很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会允许无产阶级超越该阶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将推动那根本上不容易的及预先根本不能保证成功的未来的发展，有必要利用它在这整个革命低潮期去耗尽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源。这可以通过在广大群众面前宣扬民主口号和通过迫使资产阶级在每一步中置他们自己于矛盾中来做到。”
“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理解过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机会主义者（编者注：即斯大林主义者），对自己的工人害怕得要命，也不能理解这个政策。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蒙羞的机会主义者，而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是既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又理解其转折之动态的革命辨证家。”[托洛茨基 中国和国民议会 1928年12月]
将民主诉求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意味着与中共独裁和警察恐怖扣连在一起，是新一代工人和青年斗争的重要任务。
民主诉求已经在最近的斗争中有限程度地浮面，包括在（嵊州和呼和浩特）的反暴力强迁、反污染（厦门和无锡）和珠江三角等地的罢工。假如革命者采纳无政府主义的弃权主义和抗拒政党的立场，他们会将自己隔绝于这个中国政治觉醒的过程。他们不仅会被边缘化，还会将这个斗争阵地拱手相让于装扮成“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其他亲资力量。
8. 新的工人政党
无政府主义者在选举斗争中毫无角色。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排除在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之外（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阵地）。在许多国家，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农运分子努力不懈地尝试打破由新自由主义资本家政党的政治垄断。新的左翼组织——有些是政党，有些是松散的选举联盟——在几个国家户立，预视著未来更大的运动朝这方向发展。在巴西、比利时、德国、尼日利亚和苏格兰，CWI支部帮助发起和建立这类新左翼组织。
由于许多工人阶级意识混乱，甚至是当中具战斗力的部分工人也是如此，新工人政党或左翼组织一开始时不太可能就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纲领。CWI所用的方法是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轻视纲领和政策问题。CWI的同志一贯地主张采用清晰的社会主义政策将会强化这些新左翼组织。我们拒绝一些左派组织的观点，包括如IST等所谓的托派所说——社会主义纲领是“吓怕群众”的障碍。
但是我们不会唯我独尊地主张自己的观点——即除非左翼组织采纳完整的社会主义纲，否则我们不会参与和付出贡献。正如在为民主权利斗争中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实际行动和成果证明，建立广大的斗争与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我们指出，除非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派为何和怎样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教训被吸取，否则这些新组织的命运将会一样，而且蜕化过程将更迅速，因为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下压缩了民族的和改良主义的政策之空间。
新左翼政党必须拥护清晰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并遵从民主路线完全允许派别的自由，面对阶级斗争以避免依赖选举。这些党派中选举出来的干事必须言行一致，领取工人的工资维生，不能享有特权。除非这样，否则即使是现在新生的左翼政团也可以官僚化、成为纸面组织、无法建立积极的工人阶级成员基础，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将不免被推向右翼。
CWI在五大洲都有一定的参选经验。自2002年开始我们就有11个民选市议员，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爱尔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瑞典，就有36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的民选市议员，他们都领取工人水平的工资。我们运用这些民选职位去动员议会外的斗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揭露其它党派的腐败和亲资本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甚至派代表进入沙俄橡皮图章的杜马国会，并以此作宣传社会主义的平台。今天我们的工作也在同一传统之下进行。
很清楚，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该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赢得工人阶级的耳朵？多数在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依然指望着议会的舞台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使其理由是消极——希望通过投票防止那群最腐败的政客上台，并惩罚那群最腐败的政客。因此，像如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抵制议会的舞台，将议会这阵地让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也占据着媒体、公共讨论和流行文化了），会是个重大错误。
1986年，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CPP）放任自己与反马可斯（Marcos）独裁的群众运动切断联系。因为菲律宾共产党错误地视农民武装斗争为第一位，忽视那实际上可以推翻马可斯的城市运动。选举伴随着革命高潮举行，但菲毛共在当中没有发挥作用，把阵地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阿基诺（Aquino）。然而菲毛共路线源于毛派“农民战争”的愿景，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观点，总结果还是明显一样，该党因为错失革命机遇而力量被大大削弱。
有些情况抵制选举是正确的，但不是以消极的姿态，而是作为反资本家的积极进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主张：“作为一般原则，一个革命政党只有当它有能力推翻议会时， 也就是当可以通过总罢工和起义、直接夺权来取代议会行动时，才有资格联合抵制议会。”[托洛茨基，《再一次：ILP》，1936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在英国19世纪晚期在建立工党和派出工会候选人中起著先锋作用，却曾经受到克鲁泡特金的攻击。克鲁泡特金把这描述为“恶毒策略……在选举部署他们全部的力量反对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等同于支持保守派……”[克鲁泡特金，《Words of a Rebel》, 1885年]
克鲁泡特金所用的观点和现在美国民主党反对左翼“第三政党”的观点完全一样，他们称这等于支持共和党。在美国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支部）在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给作为反战和反财团的候选人Ralph Nader给予批判性的支持。我们不支持Ralph Nader的所有政策主张，因为他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参选吸引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和兴趣，而他们正寻求打破“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式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党对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两党制。Nader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赢得了3百万张选票，这是在过去50年里左翼独立候选人所得到的最高的票数。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无政府主义缺乏统一的立场。2004年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违背他们的弃权原则，投票给Nader。他们的说法像对伊拉克战争一样，因为今次是“特殊情况”（而Nader是反对伊战的）。他们并没有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采纳一个共同立场，而是纯粹以个人为基础。因此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考验，如战争和革命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再作为一个联合的或者可辨认的政治力量，并且瓦解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当中的一些最无产阶级的元素，靠近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他部分则走向自由主义。这与俄国革命时的状况相似，当时很大批无政府主义战士加入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第三国际时。
9. 政党的任务
但是如何防止工人代表的出卖，变成和其他政客一样呢？
无政府主义者指著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蜕化说：“看吧，我们是正确的！”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提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的，有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于工人代表身上，使他们与他们的阶级根源断裂。但是联合抵制选举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列宁评论说，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彻底改变社会，而又说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代表，是多么“幼稚”啊。
相同的资产阶级的压力施加在每一个群众性组织上，政党也好、工会也好，还是妇女或青年运动也好。西班牙的经历，唯一一个无政府主义成为真正群众力量的国家，表明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压力。在1930年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府中接受了部长职位，从而对工人阶级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没有成百万人参与的革命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群众斗争中面对压力、相互矛盾的诉求以及周期性起落是不可避免的。如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那样，预先嫁接一个能避免这些状况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建设革命政党的原因。这个党需要基于一个清晰的纲领、能应对这种压力、分析每一个新阶段形势，并提出必要的口号和策略以推进群众斗争。当中要求工人代表以工人的工资水平生活是关键点。这适用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组织，也适用于未来的工人国家。这是对抗官僚滋生和在工运中与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的手段。对抗官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公式，唯有依靠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成员积极的互动与监督。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我们的公众代表在党的纪律和民主控制下对党负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侵犯“个人”神圣权利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坚持在杜马议会里要有党领导的机构。这个中央代表，如果必要的话，会修改议员的演讲稿和文章，并且对他们的决定具有否决权。事实证明是有必要这样做的。如在1914-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例如当一些布尔什维克代表在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压力下摇摆不定时。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例子。但是不同于由官僚集中制的斯大林主义，列宁时代的集中制是严谨民主的，党内进行过无数辩论，并有一个完全对党员负责的领导阶层。
10．西班牙的教训
在1931-37年的西班牙革命时期，该国出现世上唯一一股群众性的无政府主义力量。工人阶级中最英勇、最革命的阶层被吸引到无政府工团主义CNT-FAI的旗帜下。根据无政府主义者作家Daniel Guerin所说，当时CNT-FAI比西班牙的官方政府还有强大。
特别在巴塞罗纳，无人能阻挡工人委员会夺取他们实际已经行使的权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几十年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告诫人们反对“政治”的欺诈，并强调“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在革命的边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让政客去做他们会做的，我们作为“非政治的人”将把精力放在经济上。”[Daniel Guerin，《无政府主义月》，每月评论报，1970]
在1937年5月，在相当于彼得格勒和上海的革命巴塞罗纳，斯大林的警察代表资产阶级行动，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并破坏工人对企业的控制，受到工人起义反对，导致革命悬在空中。斯大林分子起初被强大的工人起义击败。巴塞罗纳和西班牙革命的悲剧是工人阶级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政权，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这次是CNT-FAI——基于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权力”的主张而出来反对夺取政权。
正如Guerin在巴塞罗纳所解释道：“工人在斯大林派指挥官的命令下被解除武装。在反法西斯联合行动的名义下，无政府主义者禁止工人雪恨。”[同上]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最后接受两个政府中的部长职务：第一个是在加泰罗尼亚，随着是在国家政府。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著作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说得更准确些，无政府主义工人本能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靠拢（1936年7月19日起义和1937年五月事变），而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则竭力把群众拉进人民阵线——即资产阶级制度的阵营。”
“无政府主义者一心只想缩在自己的工会里，躲在这个浸透了和平时期的墨守成规的气息的组织里面，对于工会大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群众、政党和政府机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不闻不问，这暴露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则，不懂得革命的任务。假如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一开始就应该号召成立苏维埃，把所有城乡劳动者的代表团结起来，包括那些从未参加工会的受压迫最深的阶层。那样的话，革命工人自然会在这些苏维埃内占据支配地位；斯大林党也就仍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无产阶级也就会相信自己拥有无敌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悬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托洛茨基，《西班牙的教训：最后的警告》，1937年]
11. 结论
如上简括的那样，在1990年代旧的工人政党右转并且瓦解，导致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巨大的困惑，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使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问题上的意识降低了。这个广泛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无政府主义观点在某一阶层中复兴，特别反对革命党的偏见。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中国和国际上巨大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阶级将重新获取政治制高点和建立有力的社会主义工会和政党。
这不是说去站在局势之外，等待这个过程的成熟。现在CWI在现今不同的重大议题上斗争，这些议题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但是表现著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加深。无论是与种族主义的斗争，还是奴隶和拐卖的重新出现，还是妇女受压迫、战争或环境破坏的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方法提供了唯一确切的前路。
在1930年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得到了机会，但是在历史的考验中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是更为任重道远之路。它需要艰苦的组织、认真的研究和集体纪律，但是超过150年的国际工人阶级的经验表明，这是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