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鎮壓群眾抗爭 反映警察需要民主控制
鄧美晶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警察工會的問題在近日被社會廣泛討論。三月份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期間，年僅45歲的苗栗縣警員柯雄飛因加班執勤而過勞死亡。這引發社會爭論，爭議警察「過勞」的問題，一些社運組織及學生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組織者的立場應該是甚麼？
太陽花運動中警察的角色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兩個矛盾的意見。一方面，由於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更廣泛地被認為過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驅離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抗運動。警察被政府和統治菁英作為政治工具，去鎮壓示威者，而且鎮壓手法越來越強硬，這令群眾對警察失去信任。
同時，前線警員被要求不斷加班以致某些過勞死事件的發生，也令社會上產生了對他們的同情。底層的警員在前線工作受著極大壓力，面對著日益增加的群眾示威和反政府運動，警員必定被上級要求加班，在超長工時下當值。
台灣工時長 過勞死嚴重 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過勞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反服貿運動，而是一個長久的制度性問題。在太陽花運動執勤的警員柯雄飛，曾工作長達34小時，期後數天曾在派出所執勤12小時後，再2度北上支援，因身體不適回家休息，期後中風不治；曾在2013年過勞死的一名警員王琮郁，平均每日工作15小時，在死亡前1個月至少加班100個小時，死亡前1天雖為休假，卻仍被長官要求回去受訓上課，否則將以規避訓練記小過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記者表示，長達半年都無法請假，否則就被記申誡，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時待命。
亞洲地區的極端超長工時問題已不是新鮮的事，台灣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時便高居全球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香港，過勞死的事件頻頻發生。在2011-2013年三年半內，台灣有111名勞工過勞死，製造業、運輸倉儲業和保全業最多。2011年官方統計指出，平均每7.6天就有1人過勞死，比前一年成長3.4倍，超過3成企業違反勞基法。
警察過勞死 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台灣的警察工時長和過勞死現象，是整體社會過勞現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資本家違法剝削，那麼警察就是被其「老闆」即政府要求超時加班。在2012年期間，就有半年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過勞死事件現生。曾有警眷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員警過勞問題；也有警察眷屬組成了「中華民國警察警聲會」，支持警察組織工會。
警察出現過勞死，但警政署長卻是第一時間出來反對警察組織工會的人，可見國家的本質，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層或前線警員執行任務，而一點也不重視底層警員的性命。而且警察在過勞死後，統治者更將事件扭曲為「群眾運動是警察過勞死的元凶」。
國民黨曾經動員遊行，利用警察過勞問題來攻擊反服貿的佔領運動。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新也曾發起「反反服貿」遊行，聲稱「警眷因為加班而長期見不到家人」，呼籲運動解散。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警員柯雄飛去世後表示：「希望抗爭活動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會紛亂，造成員警沉重負擔」，企圖利用事件抹黑群眾運動。事實上，正是國家統治者剝削警員，調配警力去暴力鎮壓群眾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國警察及其工會
一些社運團體及學生支持警察組織工會，網路上也有一些群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工會與「警察保護示威者」的童話故事》被廣泛傳閱。文章作者認為，在3月30日於德國法蘭克福「聲援凱道示威」中，警察在「保護示威者」。該文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德國的警察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工會。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描述。在德國的確存在警察工會，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對示威者變得「客氣」。事實上，德國警察經常對示威者使用武力，並打傷許多示威民眾，不論是在「法蘭克福佔領行動（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圖加特21（S21）」運動中也是。
工國委（CWI）德國支部成員，也是科隆的市議員Claus Ludwig表示：「德國警察在過去三十年也變得越來越軍事化。他們嘗試避免被媒體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改變戰術，利用大規模逮捕、利用『圍堵』（Kettling）、胡椒噴霧和水炮車等鎮壓群眾。尤其在反法西斯的遊行中，警察對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為嚴重。」
在德國有兩個警察工會。一個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屬於較保守的「公務員聯盟」，可以說是一個右翼的民粹抗議團體而非一個工會。另一個較大的是「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屬於「德國工會聯盟」，它參與公共服務中整體的工資談判，提出警員和行政員工的訴求。在這個層面上，它是一個真正的工會。警員們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待遇，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批評過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工會要求「更好的裝備」和更鎮壓性的法律，要求給予警察更多權力來「保護警員」。這工會為挑釁性的警察行為辯護，而且在遊行發生暴力衝突時，往往斥責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團體曾批評警察GdP工會的領導層，也提出反對國家鎮壓，他們主要是工會內的年輕派系。那些活躍分子其後受到騷擾，最後被踢走。在今天再沒有任何內部批評警察工會的聲音。
一些左翼認為「任何警察都不應參與工會」，並要求GdP警察工會應被「德國工會聯盟」踢走。工國委（CWI）反對這種宗派主義的極左立場。但我們對警察工會持批判的態度。工國委（CWI）德國支部的同志支持警察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德國警察並不容許罷工），警察工會的存在可以令鎮壓機器更易分裂和兩極化。但正如德國警察工會的經驗反映，單是警察工會本身並不能保證群眾的反抗運動不被鎮壓。
巴西第三大城市薩爾瓦多（Salvador）近月發生了軍備警察的短暫罷工，而其他某幾個州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討論罷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擁有任何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只有一些相關的警察組織。有時候他們像現在地非法進行罷工。這些組織在政治上並不激進。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敗，也經常被民眾指責濫殺無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殺人最多的警察。英國《獨立報》曾在09年報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都有12宗謀殺案發生，當地人指當中其實有不少是警察所為，殺死被視為社會問題的街童。社工德梅特里奧指，死者往往是一貧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兒童，因家太窮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頭，「這些年來有六百名街童被殺，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組除掉。」。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竊﹑搶劫和賣淫，有警察認為他們是社會問題，私下組成行刑小組將這些少年趕盡殺絕。當地警察承認，警隊確實存在行刑小組，市內最少1/3的謀殺案都是他們做的。
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同志主張警察應該去軍事化，也支持警察的工會和罷工權利，並且與工人運動連繫起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區民主地控制。
警察去軍事化 由社區民主控制
工國委（CWI）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罷工和遊行的權利，並且隸屬於工會聯盟，連結至廣泛的工人運動。底層的警員應該由下而上地組織工會，民主地選舉警察工會代表，不應該由上而下地由上層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會的問題不能純粹是一個「勞工」議題，不單單是工時、工資和工作待遇的問題，在社會上同時需要建立起一種壓力，去教育群眾關於警察的鎮壓性角色，例如在罷工中作出武力鎮壓、在群眾運動中拘捕民眾等，而且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危機深化之際，社會動盪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發，這些鎮壓將會加劇。
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的問題，是警察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運動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制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會的權利，這是作為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但正如德國的例子證明，即使警察組織了工會，也不能反抗由國家統治者所下達的命令（鎮壓群眾運動），更重要的，是警察需要由社會民主地控制。工人運動需要警告資本家如何使用國家機器，包括警察、軍隊、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等，目的是打壓工人、社會運動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當我們積極地支持警察組織一個真正民主工會的權利，鼓勵其底層和前線警員為自己的工作權利抗爭時，工國委（CWI）同時認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