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反對派人士遭國安法大規模拘捕。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 香港報導
中共獨裁政權在香港再次進行新一輪的全面鎮壓，實際上是在封殺這座城市的反對聲音。香港曾以脆弱的「民主」成為全中國的唯一例外，然而這樣的「民主」今天也被實質上扼殺掉。
1月6日， 53名香港反對派運動人士和政治人物被捕，
新冷戰
這次鎮壓的發動時機並不在預料之外，而且也與世界局勢有關。習近平政權與美國正進行新時代的冷戰，兩個資本主義超級大國正在爭奪對於21世紀的主導權。習近平預見，在即將上任的拜登執政後，這場衝突不會緩和，因此習政權趁著美國政壇陷入權力真空、趁著全球疫情分散了國際注意力之際，在近幾週採取了一系列激進的外交舉措，一週前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就是一例——中國與德國領導下的歐盟迅速達成協議，以免拜登上台後施壓歐盟，夜長夢多。
許多人指出當前香港大規模逮捕與中歐協定背後的連結性，正如中國異議人士漫畫家巴丟草在推特發文：「如果沒有歐盟擔保北京，今天香港不會發生對50多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規模逮捕。」
警方稱，這53人被捕是因為參與去年7月的泛民初選（2020年9月立法會選舉後來取消了）。幾乎所有泛民前立法會議員被捕，包括左翼草根代表、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其他被捕者包括已經被判入獄的社運人士黃之鋒、組織初選的前港大副教授戴耀廷、以及參加初選的每一名候選人。2020年立法會選舉表面上因疫情延後了一年。實際上，中共只是要找藉口推遲選舉，未來也有可能再次推遲選舉。現在立法會內只剩下建制派，只有中共確定一切「製造麻煩」的反對派不會參與立法會選舉時，下次選舉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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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歐盟擔保北京，今天香港不會發生對 50多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規模逮捕。」 ——巴丟草
政府聲稱，這53人意圖參加初選協調，「密謀」
攬炒
被當局認定為「顛覆國家政權」的泛民選舉策略 （透過協調贏得多數議席），借用了2019年群眾運動示威者的用語「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攬炒」在群眾鬥爭中廣為流行，是因為抗爭者希望找到一種戰略能夠讓單一城市的人民能戰勝世界上最大、經濟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但就像在群眾鬥爭中冒出的許多概念一樣，「攬炒」意義含混不清、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演繹，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回應根本問題：只要群眾運動仍僅限於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而沒有嘗試去輸出到全國各地，那麽這場戰鬥必將無法成功。
初選期間，許多本土派或親美自由派的立法會青年候選人都主張「攬炒」策略。他們所謂的「攬炒」是透過推動美國和西方制裁來癱瘓香港經濟，並在立法會則以多數議席否決所有中共欽點的政府提案，令到政府無法正常運作。
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和策略上與「攬炒」派有許多分歧；但與此同時，我們完全反對這次的大搜捕。
意味著什麼
這次大規模逮捕意味著合法的政治反對派時代已經過去。如此嚴厲的鎮壓意味著，除非有比2019年更強大的運動，否則獨裁政權不會退縮。侷限在香港的運動是不夠的，香港可以作為「星星之火」，但任何運動想要成功，都必須得到中國大陸廣大工人和青年的支持。
中共政權的舉動是企圖一網打盡整個反對派。它希望「斬首」泛民政黨，來製造香港的穩定。但是，這種想法很是短視。現今中共獨裁政權並不明白，1841-1997年港英政府創立的立法會是有原因的，而且為何當初中共在24年前接管香港時沒有簡單地廢除它。
這個偽議會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政治「安全閥」，來某程度緩和極端的階級和社會矛盾，畢竟香港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去年香港失業率增加一倍，升至16年來的最高水平。疫情期間，工人和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沉重的負擔，加劇了對政府的憤怒，讓政府滿意度創下新低。貧窮人口（每月收入不足5000港幣）佔總人口比例已上升到逾20％，而香港的億萬富翁的財富在2020年卻激增了19％（增加了600億美元）。
中共以前在香港的策略曾經是逐步摧毀泛民反對派，有時被稱為「溫水煮蛙」。但是現在他們正在急劇加快這一進程。2019年英勇的群眾鬥爭獲得極廣泛的群眾支持，儘管政治上有局限性但它仍然具有一些革命性的特徵。正因為這場鬥爭，使習近平無法容忍再有反對派勢力可能折損他權威和「強人」形象。
對選舉的恐懼
在局勢動盪期間舉行的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中共嚴重誤判了情勢。他們認為運動已經消耗殆盡，建制派將獲得重大勝利。但現實卻是反對派贏得了近90％的席位。同樣，去年國安法頒布幾天後舉辦的初選中，仍有超過60萬張抗議性的選票，這震驚了中共，使這個獨裁政權極為擔憂。作為非官方的初選，60萬的投票數佔選民總數的1/4，已經是相當高。因此，中共擔心未來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變相成為反政府的全民公投，這可能會提高群眾士氣，甚至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大搜捕意味著，如果北京決定允許舉行香港立法會選舉，
今年9月還不確定政府會不會允許舉行立法會選舉。港府可能會再次推遲，因為擔心反對派的任何競選活動都可能成為新群眾運動的集結點。另外，北京可能還想藉此機會清洗並重組香港現有的建制派政黨，北京認為他們在執行中共命令方面無能且效率低下。北京希望有一支新的建制力量可以使中共更牢固地控制香港。這再次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滿足於透過傀儡對香港間接統治，而希望更直接地控制。
歐盟再一次背叛工人
習政權利用了拜登宣誓就職前的空窗期，和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而癱瘓的這一機會，採取了老謀深算的行動。中共與歐盟簽署投資協定僅一週後，香港就發生了大規模逮捕。據報導，談判中出現的關鍵問題包括了中國對於工會運動的鎮壓、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廠（包括向蘋果和Nike等多家著名跨國公司供應產品的工廠）使用了強迫勞動。
但最後無論如何，以德國的默克爾為首的歐盟領導人還是批准了該協議。習近平的談判代表唯一做出的「讓步」非常可笑：只承諾中國將持續爭取簽署並落實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強迫勞動的基本公約。這再次顯示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對香港、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鎮壓的虛偽表態。他們唯一關心的是本國企業的利潤和生意。
習近平有多強大？
習政權在世界舞台和香港展現的殘酷和謀算，並不能真正反映其實力和信心。相反，它透露了某種程度的絕望和焦急。他試圖展現實力，但實際上是反映中國對特朗普（以及不久後上任的拜登）的冷戰政策感到不安。但同樣重要的是，中共政權急於遏制內部挑戰，這些挑戰將來自中國工人和青年，以及對習近平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共黨內。
中共政權希望向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發出強烈訊號，因為他們越來越同情香港的運動，現在也因經濟危機而變得激進化。這次大搜捕是對群眾運動的進一步嚴厲打擊，但港府和中共政權將無法用這些政策達致長時期的穩定。由於對疫情處理不當，和經濟危機（特別是債務危機），群眾對於中共不滿將會不斷升級。
儘管總的來說，自由派的泛民領袖一直試圖限制和避免群眾鬥爭，但香港的立法會在某些情況下仍是政治辯論甚至動員群眾抗議的平台。它也被用來限制政治辯論的範圍，並將群眾憤怒導向有限的法律改革和技術問題的討論中。短期內，群眾運動將失去這個聚焦議題的平台，但這也將帶出習近平鎮壓政策的矛盾──因為從長遠來看，政治辯論會被迫在政權控制的體制外發生，並變得更加激進。
泛民在2019年的群眾抗議中幾乎沒有扮演任何作用；實際上，他們的主要「貢獻」就是散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幻想，希望用「民主」力量制衡中國帝國主義。由於這些政黨沒有真正的成員架構，因此它們唯一的影響力來自其立法會議席。因此，現在迫切需要建立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左翼和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以應對挑戰，與中共和香港親中共資產階級進行鬥爭。
長遠來看，習近平的超高壓控管只會損害香港和中共自身的資本主義。這些政策正蓄積著未來香港和中國爆發社會和政治事件的燃料。香港的工人和青年需要反思過去幾年的艱苦教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過去沒有協助中國工人組織現已非法的工會，現在也不會協助香港民主權利鬥爭。如果鬥爭能使香港、中國大陸以及整個地區的工人團結起來，廣大群眾將更快且更可能贏得這些民主權利，而不必靠政權施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