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IMF和稅制——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Per-Ake Westerlund，社會主義正義黨 (ISA瑞典)
為什麼IMF、拜登、英國政府等資本主義政府和機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加稅？他們的政策能解決資本主義下富者愈富的問題嗎？
近期，眾多資產階級政府和組織紛紛做出了加稅的決定：
- 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決定在未來4年將公司稅從19％上調至25％；
-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提議將公司稅從21％增至28％，並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稅，藉此應付3-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此外，新政府還希望對公司稅實行全球最低限制；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主張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應額外繳納稅款。
那麼這些決議會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呢？有這樣一條評論可以說明：
「上週我看到了新聞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警告，說不要削減公共支出和借款。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捍衛著財政穩健政策，但現在他們卻告訴工業化富國的決策者不應為新冠危機期間的過多公共債務而煩惱。他們回到了凱恩斯主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如是講到……但在過去，他們的對經濟問題的處方卻是：採取財政緊縮、小政府和/或市場自由化的政策——亦即華盛頓共識。」 （《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決定加稅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英國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國家；拜登的加稅計劃更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
為什麼會這樣？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稅率平均為40.11％；此後，各國開始意識到高公司稅率對商業投資決策的影響，並開始減稅。於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稅的平均稅率削減到了23.85%。
經合組織重申了「為富人減稅」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盤活「商業投資」。實際上，削減對富人的稅收就是在削減公共部門財政、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利潤。
市場力量的「解放」從來沒有實現政客向群眾所承諾的穩定、經濟增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帶來了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破壞了社會福利，並加劇了現存的氣候危機。大約20年前，這個體係就已經受到了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質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開始設立托賓稅（外匯交易稅），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反映出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一些億萬富翁開始提倡增加稅收，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在提醒人們要注意不平等現象。
但當時沒有哪個政府真的去試著打破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格局。在過去的十年裡，他們削減人民的福利，又給富人以補助。這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鬥爭和群眾運動。在2019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捲了世界，直到疫情開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這種政策轉變有以下兩個基本原因：1）在過去幾十年裡，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沒有能穩定經濟；2）當局害怕人民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打擊資本主義及其政黨。
當然，疫情及其引發的危機帶來了一點轉折。為了避免經濟全面崩潰，許多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企業獲得了能夠保證其不破產的資金，甚至連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錢——特別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派錢給工人以維持消費。
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20年，經合組織國家根據經濟周期調整後的基本赤字佔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債務總額增長相當於將近17%的GDP。 G20國家的平均債務從2019年佔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沒有這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去年的全球經濟萎縮將是三倍。這可能是又一次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稅收戰爭和避稅天堂
十多年來，經合組織國家和20國集團（G20）進行了談判，以尋求解決各國政府之間稅收競爭的全球解決方案。公司稅儘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從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愛爾蘭的12.5％，到法國的32％以及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35％左右。當然，也有一些零稅率的國家/地區，開曼群島、澤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避稅天堂。
據非政府組織「全球稅正義聯盟」估計，「各國每年因國際公司濫用稅款和私人逃稅而總共損失超過4,270億美元的稅收，大致相當於每年損失近3,400萬名護士的年薪——或每秒損失一名護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逃稅資料就披露了眾多知名大銀行和公司的逃稅行為，他們用各種左手倒右手的交易來隱藏利潤、進行逃稅；而避稅天堂向罪犯和洗錢活動敞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國家之間的稅收戰可謂「競相逐低」。公共部門收入的減少不可避免地有助於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國的公司稅率為35％，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在2017年將其降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議增加到28％不過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歐洲，歐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歐盟內部，稅收和其他競次仍在繼續。當歐盟委員會命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支付130億歐元的稅款時，愛爾蘭政府拒絕接受，稱蘋果已經支付了「合理金額」——對此，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指出，大企業的低稅率與對工人執行的緊縮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麼？
拜登提出的加稅措施將使國家收入增加2-2.5萬億美元。由於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實際上的每年增幅並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場上企業市值的總和就超過50萬億美元。
作為經合組織稅收談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經向135個國家政府提倡這種稅改模式。德法兩國對此積極回應，並會在夏天之前準備好最終提案。
提案會包括經合組織所稱的「兩大支柱」：1）全球公司稅最低稅率定為21％； 2）跨國公司應根據在每個國家的銷售額繳納稅款。對於更願意繼續減稅的特朗普來說，他不可能選擇後者；而拜登的提議雖然意味著谷歌或微軟在某些國家交納更多稅款，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避免的各國政府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所謂數碼稅的方法。
美國企業少了出於避稅原因將總部轉移到國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額也將增加美國的稅收收入。因此拜登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實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強化國家地位、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是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一部分。
全球稅收計劃也並非是大膽進取的計劃。這仍然會使較富裕的國家受益，亦無助於阻止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在經合組織最初的全球稅收計劃中，覆蓋範圍僅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以及近期對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使拜登獲得了一些短期優勢。儘管如此，共和黨仍將將在一些議題上反對他的計劃。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會對全球稅率存有異議，尤其是在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日益走向民族主義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議儘管看起來是一大進步，但他們的施展空間也很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建議對疫情期間產生的超額利潤徵收臨時的、有限的稅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政策負責人加斯帕爾（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是有史以來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資項目」。他說，由於許多人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對超額利潤徵收「團結稅」（solidarity tax）將產生有益影響。
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正面評價財富稅和遺產稅，但他們和經合組織的提議都強調：任何支持措施和國家支出都是暫時的，勞動者不應慣於獲得國家援助。
社會主義者與徵稅
高稅收經常被政治家和媒體描述成社會主義政策。我們當然贊成增加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的徵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加稅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採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額外的兒童福利等。他透過這些措施釋出信號：「總統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不需要進行民主組織的群眾運動」。但是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今，它們甚至有明確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內。雖然拜登提議將這項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過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沒有給工人以長期收益。
財團和富人不會默默接受加稅。他們將僱用上千名專家來幫助他們逃稅，並提高價格、削減工資，藉此將負擔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1945-1980年間，瑞典被視為通過增加稅收和公共福利來改善工人生活的典範。但這不可能在當前再次發生了，因為稅收本身無法動搖經濟大權和所有制。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反擊，是因為社民主義依舊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之內。皮凱提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的確，溫和的加稅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養老金、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終付出代價的仍舊是全球的普羅大眾。
政策改變不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國內外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沉重的債務和通貨膨脹風險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不是加稅政客的拉拉隊。我們支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也為捍衛和改進這些鬥爭的成果作準備。如果來年政客們想要取消對工人的臨時援助措施，我們將會去鬥爭阻止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工人階級政黨，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為廢除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以加稅來箝制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是不可行的，這種做法與控制私營石油公司來阻止氣候危機一樣困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對私有企業徵稅是不夠的，事情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大企業國有化，並實現無產階級對企業的民主管理，並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經濟上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