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Edwards 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本文首先發表於2022年7月7日）
美國的工人階級正面臨著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油價在許多地方已經漲到每加侖6美元、日用品價格在這十二個月內上漲超過10%；租金也正在飛漲。這對生活非常勉強的數百萬人來說已是一個災難，但是這次並不會有政府的補助。
官方統計表示，今年五月的消費者物價比去年高出8.6%，早在今年四月日用品費用已經較去年上漲超過10%，但相較之下薪資卻只上升4.7%。當物價上漲超過薪資，表示著工人階級正遭受損失。換句話說，除非你在這十二個月加薪不少於8.6%，否則你的實質薪資是倒退的，你的經濟負擔能力衰退了。
整個過程是從2020年2月新冠疫情導致美國股市崩盤開始的，2020年3月的時候，各國央行卻在全世界陷入防疫封鎖時，投入數萬億美元至整個金融體系中，用以回購各銀行和企業的證券。
導致通貨膨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貨幣的供給量遠超出貨物和服務的供應，光就美國來說，新冠疫情的紓困款在這兩年來為銀行體系增加超過8兆美金的貨幣量，此外貨品生產無法滿足需求也導致的通貨膨脹。
這次的通貨膨脹風潮起源於新冠疫情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在防疫封鎖的同時，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持續升高，外加氣候變遷對農業造成衝擊，俄羅斯在今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更助長了食物和油料的短缺，這儼然成為一個完美風暴。
資本主義矛盾是一切的根源
通貨膨脹並不全是新的發展，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幾十年來住房成本持續上漲——公共住屋的破壞、抵押貸款行業狡猾的圖利行徑、以及數十年來的投機性質開發——最後導致50年後的2008年經濟大衰退。美國的住房開支自從1965年以來已經成長118%，這還是考慮通貨膨脹調整過的數據，而且比家庭收入中位數成長快上7.6倍，相較之下家庭收入只些微成長15%。光就2008年以來，房價增長速度就超過收入三倍，超過八百萬家庭欠租過日。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內，燃油價格已經上漲接近50%，同時新舊汽車的售價也持續往上跳。日用品消費也令人震驚，部分商品的漲價幅度甚至高出官方數據許多，舉例來說，今年四月雞蛋價格因為禽流感上漲44%，禽流感之所以快速傳播，也是因為農業使用高密度的工廠化養殖方法，而蔬果的價格上漲幅度也令消費者怯步。
2021年已經有5300萬人得利用食物銀行或社區計畫來維持三餐溫飽。2022年三月，美國200家的食物銀行中有超過2/3表示，尋求食物協助的人數比去同時期成長超過15%。
無可避免的，這些數據常常會拿去和1970年代做比較。上一次食物價格高漲一倍為1979年，為美國右翼總統列根當選前一年，當時他曾通過承諾結束當時美國的高通貨膨脹而當選。時任美國聯準會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大幅提升利率以降低通貨膨脹，結果導致經濟衰退，後來這一時期稱之為列根衰退。
當時的工人階級社群被一波失業潮擊垮，官方的失業率達到11%，直到1989年仍有超過5%失業率。許多弱勢族群受害最深，如1983年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高達20%。換句話說，當時政府藉由攻擊工人階級、削減他們的生活水平來控制通貨膨脹，世界進入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時代。
美聯儲的通貨膨脹解方比疫情惡劣
情況或許跟當時不同，但是資產階級的回應都一樣——讓工人為危機買單。
六周前的5月4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宣布將利率調升0.5%，他表示有意透過此舉減少就業，藉此減少薪水以壓制物價。「藉由適度調整需求，我可以看見「職位」缺口降低，並以此結果⋯⋯讓薪水下降然後通膨下降，而避免經濟趨緩、衰退和失業高度成長。」
所謂的「調整需求」的情況就是讓商業和個人借貸成本上升，導致業界降低投資、減少工人。
鮑威爾於7月15日再次重申其論點，這次更將利率調升0.75%：「我們有過多的需求，舉例來說勞動市場平均每位積極求職者有兩個職缺，這導致在薪資協商上求職者和雇主間的話語權變得非常不平衡。我們將爭取回到薪資仍然有持續增加的動力，不過通膨將維持2%的情況。」
換句話說——削減工作崗位，逼迫勞工接受比通貨膨脹率更低的加薪幅度，這就是鮑威爾的方法。儘管鮑威爾宣稱這樣可以避免衰退，但多數經濟學家並不贊同。
薪資上漲不是通貨膨脹成因！
如同許多評論家，包括Breaking Points的Krystal Ball以及多位主流經濟學者指出，鮑威爾把通貨膨脹歸咎於薪資上漲是荒謬的——事實上目前薪資仍然處於停滯，但是物價持續攀升。
燃油、租金和食物價格等，都是由全球經濟體系內的各項因素反映得出——鮑威爾在參議員面前被迫承認，提升利率對這些價格並無直接影響，儘管如此他仍執意打壓薪資和就業。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拜登則是全權授權給美聯儲，表示他把這個問題交給專家處理，不進行干預。
這樣幾乎無法避免衰退的結局，如此會影響職缺數，甚至是威脅到現有工作。已經有數家大企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如Uber、Meta/Facebook、Twitter和Redfin已經開始裁員、撤銷新職缺以因應可能的經濟大幅下行。這將會是從金融海嘯後14年來經濟第三次遭到衝擊，對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來說是個完完全全的大災難。
哈佛經濟權威呼籲創造1500萬失業人口作為通貨膨脹「解藥」
從民主黨的經濟權威——薩默斯（Larry Summers ）那裡，我們可以窺見這場衰退的潛在深度；薩默斯鼓吹道，現在正需要大規模失業：
「我們需要五年失業率高於5%才能遏制通貨膨脹，換言之，我們需要兩年失業率達到7.5%，或五年失業率6%，或一年失業率10%。」
薩默斯在六月底做出的這些暗示完全是癡心妄想。他不知為何相信，經濟和工人生活蒙受的一切損失可藉由單一年份的10%失業率反轉。但是薩默斯不同於他美聯儲的同事，點出了社會上層不想講白的話語，大規模失業是億萬富豪階級和經濟顧問替我們準備的解方案。
新自由主義的後遺症
2008-9年的金融海嘯有高達數百萬人失去住房和工作，但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戰後嬰兒潮終結，各大企業老闆們得出結論說，他們只能藉由削減工人生活水準來確保其利潤，因而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成為主流經濟政策，自此以來他們一直在處心積慮策劃讓工人薪資降低的經濟衰退，並讓這樣的衰退從未停止。受盡摧殘的美國鐵鏽帶，如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和弗林特（Flint）、印第安納州的加里（Gary）以及威斯康辛州的基諾沙（Kenosha）——這些地方曾經有世界最大的汽車工廠，現在成為了白人至上主義的武裝衝突根據地。所有被摧殘的城市都成為了殘酷緊縮政策搖搖欲墜的紀念，同時這些城市也有許多找不到工作的非裔美國人聚居，像是報復他們在60年代未竟的民權運動。
許多對列根衰退有記憶的工人們已經退休，但是有更多工人被迫留在當地，接受更低的退休金、不穩定的股票財務計畫，這些都是在新自由主義下創造出來的。
新自由主義下的世代，見證了產業工作被更換成低收入的服務業工作、增長且不穩定的工作時數和停滯的收入。這些對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對身心障礙人士、對單親家庭、對需要面對社會各種欺壓的人士來講，只會導致大量失業和流離失所，在加上物價高漲下，缺乏保障的程度已經達到新高。
對工人階級家庭，這波通貨膨脹使原本生活更為困苦。2020年五月，麻省理工學院的生活工資專案，計算出四人家庭的平均生活工資約每年68,808美金，但是美國普查局公布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僅67,521美金。
換句話說，2020年有超過一半的美國家庭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這項關於生活工資的數據已被各項來源證實，證實者也包括特朗普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禾頓商學院，而且狀況則是越來越糟糕：
「根據禾頓預算模型，上漲的通貨膨脹率可轉換成每個工人階級家庭3,570美金的額外生活開支，與此同時收入增加4.5%，為1983年以來最高幅度的成長。但是這樣的增長卻無法跟上通貨膨脹率的增長，代表平均每個家庭都有實質的收入倒退。」
通貨膨脹是全球現象
倫敦的資產階級菁英顧問媒體《金融時報》近日報導指出，就算在烏克蘭爆發戰爭以前，物價就已經在許多國家創下幾十年來的新高，隨著國際貨幣基金會預測有143個國家（超過全球4/5的國家）面臨經濟成長放緩，全球的通貨膨脹已經水漲船高，二月的預測為6.2%，比一月的預測高出2.25%。
《金融時報》警告，美聯儲的升息措施將造成「停滯性通貨膨脹」的風險－一種結合物價上漲和成長停滯的經濟狀態，這在1970年代晚期曾施虐於各西方經濟體。他們談論到，2022年的滯脹帶來全球範圍的衝擊，並闡述各國一個接著一個都在發生類似的狀況。
聯合國認同《金融時報》的分析，並擔心「已發展國家央行，實施貨幣緊縮政策過快」會對世界其他國家造成影響，這是因為美國和歐洲央行快速提升利率，將造成世界貧窮國家的債務危機，尤其是以美元發行的債務更危險。聯合國也知道這將使工人和窮人起身反抗，如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最近蘇丹的社會抗爭，以及被稱作「粉紅浪潮」的拉丁美洲左翼在多個選舉中的接連勝利。
《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指出：「糧食價格接近歷史新高，威脅著世界最貧窮的人們。」這篇文章引述一位專家說，「根據聯合國相關數據，價格攀升幅度達到2011年來新高，這將造成大規模社會動盪。」
是什麼造成這次危機？
很多供給面上的因素加劇了美聯儲政策造成的通貨膨脹，包括造成許多人喪生的烏克蘭戰爭、氣候變遷的效應、不永續的農業食物供給鏈、中國封鎖港口和工廠，再到美國的卡車司機缺工，這些現象都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的結果，也是雇主們40年來攻擊卡車司機生活水準的結果。
但造成這次危機的真正原因，得歸咎於資本主義無序生產的本質。如同美國前勞工部長列治（Robert Reich）指出，幾個擁有寡頭地位的大企業，會盡其所能操縱市場價格，而不是消除通貨膨脹，這就是超大企業主導經濟和市場下的產物。
央行嘗試解決2008年金融海嘯的崩潰，並且在2020-21年重複，為了重啟經濟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印鈔，向市場注入鉅額的「流動性資金」，而2020-21年那次「刺激政策」的大部分落入至大企業的口袋中，這被許多財經媒體統一稱作為「容易錢」政策。代表著30年來新自由主義和貨幣政策被逆轉。
許多媒體和評論家聲稱紓困金流入普羅大眾，實際情況卻是大相逕庭，不然照理來說，紓困金額已確認發放超過一年，許多低收入戶家庭的儲蓄戶應「填充著」紓困款才是。
但實際上眾議院通過的6兆美金紓困中，仍然有1/3額度從未使用，其中只有1.497兆美金花在個人和家庭上。眾議院是無法投票決議真正的印鈔機，款項是出自美聯儲和歐洲央行，而且大財團的御用名嘴們從來不提這個事情。聯合國在2022年2月的調查報告，點出這些鉅額款項的去處。
「自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日本、英國、美國和歐元區的央行在其龐大的資產表上，再增加約10.2兆美金的證券資產，讓其總金額於2021年9月末升至25.9兆美金。美聯儲每個月花上1200億美金購入證券，總計已經投入超過2.6兆美金購買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及5.5兆美金在美國國庫證券上。」
雖然這成功重啟經濟，但絕大多數的資金都用於回購股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聯合國很直率地坦承：
「其中一個抑制投資的要因就是公司回購庫藏股，這在美國尤其嚴重。股價的上升通常只對董事會成員和大股東有益…比起持續增加投資，我們發現企業一直存有供給面的瓶頸，這助長通貨膨脹壓力。」
換句話說，2010年到2020年的鉅額資金並沒有用於增加科技產能、建設平價住宅、改善教育或醫療、或更新國內殘破不堪的基礎鐵路公路建設。這些錢都流進了超級富豪的口袋內，而以上的引言代表聯合國的經濟學家也承認這個問題。
過去14年來，資本主義制度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危機，資本主義無法發展實體經濟更是反映出危機逐漸加深。資產階級基於私有財產權發財，受制於民族國家界線和日漸不穩的政治體制，一次又一次更換其絕望之下實施的手段，每次都制造出新的問題，包括迫在眉睫的衰退可能。
短短14年來的第三次經濟衝擊將大幅改變工人的生活及意識，已經有許多青年質疑資本主義解決社會問題（以及氣候問題）的能力。如此新一波的危機將使激進思想更深入人心、受到更廣泛人群支持，並且尋找能永久終結不平等和剝削的方法。
怎麼辦？
中央銀行懼怕持續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貨膨脹將激勵工人反抗，如同1970年代的重大反抗一樣——當時工人的戰鬥精神根基於社會運動，發展出對抗種族主義、對抗性別主義、對抗恐同和反越戰的力量。
藉由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工人將能藉由勞資條約中設立生活費津貼保障他們的生活。要讓這些行動成功，重點在於社會主義及其他激進社運人士的影響力，因為他們一直都是抗爭中的重要角色。很不幸的，目前沒有廣泛的工人階級政黨打造鬥爭，這本可以強化這些最優秀的戰士、為工人階級提供鬥爭方向，並且傳承鬥爭經驗。與之相反的，正是接受資本主義灌輸的觀點（包括工人加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那些工會領袖為美國進入列根時代鋪平道路；這些工會領袖甚至誤導工人說工資上升導致了通脹問題，他們沒有捍衛工人生活水平，而是鼓吹勞資調和，為保住自己身為工會領袖的舒適位置。
現今已和列根時代完全不同，2008年經濟大衰退已經把資本主義憧憬未來的美夢打碎，民主黨背叛了工人階級並導致右翼崛起。這些情勢造成不同意識，在青年和工會工人內更是如此。這包括美國的必要工作者（泛指新冠疫情期間，維持社會醫療、物流、生活、必需品等服務的工人們）於疫情期間相繼出走罷工，甚至在2021年夏季，工人們以一系列的強力罷工反擊鬥爭這個體制。
在強鹿（John Deere）集團，雖然有UAW（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官僚領導層強迫會員們接受共識協商，甚至遭到貪汙收回扣的調查，但是工人們選擇反擊，防止工作被外包到第三階廠商、也為試用期員工爭取權利，且最重要的是，贏回了之前被取消的生活補助津貼。其他如納貝斯克（Nabisco）和家樂氏（Kellogg’s）的罷工，儘管有著軟弱的工會高層，基層仍展現了同樣的戰鬥精神。同時華盛頓州西部的木工們也起身，反抗已被摸頭(最終也證明是陷入貪腐)的工會領導層，發起野貓罷工，並建立遊走的糾察隊、封鎖西雅圖地區許多重要的建築工地。
工人們需提出加薪幅度高於通貨膨脹率的訴求，並在未來的合同內加入生活補助津貼以確保穩定的加薪，否則我們只會持續敗退。歷史上，當通貨膨脹壓力上升時，美聯儲官僚就會受到壓力，要為了將工人實際承受的苦痛降至最低而調整消費者物價指數，所以工會必須抗爭，為成立工人階級購屋者委員會而奮鬥，設定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經濟指數。
在英國，英國工會聯盟（TUC，等同於美國的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號召在6月18日倫敦組織大型抗爭——提出「更好的要求」。數萬人參與遊行並要求加薪以對抗通貨膨脹。之後的一個禮拜英國的鐵路工會RMT（英國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帶領全國鐵路運輸網發動三次單日罷工行動，並預計往後會有更多行動。我們就是需要這種行動，不論群眾是否有參加工會，由工會帶領廣大工人階級群眾進行抗爭，但是美國的AFL-CIO從1981年之後就沒有號召全國性抗爭了。
時至今日，工會領袖們和民主黨之間關係匪淺，幾乎沒有對工人的困境有所表態，AFL-CIO應該提出對獨佔企業，尤其是食物和能源企業實施價格管控，也應該要求民主黨國會議員設定全國適用的、與生活工資綁定的最低工資。但是這些領袖們數十年來一直對雇主退讓，儘管面對現在狀況也不打算起身對抗，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工會會員數一落千丈。
為了對抗來自大企業對員工的打擊，我們需要重建戰鬥性勞工運動。亞馬遜工會的發展振奮人心，以及零售業和咖啡業星火燎原的工會運動，代表年輕世代工人準備起身反抗。
這些工會幹部成員需持續挑戰現有工會領袖們，並且取代這些領袖以備未來的抗爭。我們需要工會領袖們只領取普通工人水平的薪資、受到工會活躍成員們支持、言行對他們負責。為了對抗通貨膨脹，以及反擊只會讓叫工人們承擔資本主義危機惡果的兩黨政客，工人組織必須要以清晰的階級鬥爭方案、運動主導的方法來武裝自己，也需要成為獨立於親財團兩黨的政治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