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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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大選之後——PSOL該何去何從?

    圖片: via Wikimedia Commons

    要決定性地粉碎極右翼(他們現在還陰魂不散),並確保我們能重奪自己的權利,我們只有奮起鬥爭,在街頭鬥爭,且倚靠著工人階級、社會運動與被壓迫人民的力量。

    Pedro Meade 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ISA巴西)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2年11月22日)

    盧拉在選舉中擊敗了博索納羅成功當選,這為巴西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簡稱PSOL)現在必須決定是否要回到初衷,建立一個獨立的左翼替代出路,還是要屈從於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的階級調和政策之下。

    博索納羅在第二輪選舉失敗的重要性,對於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尤其是女性、黑人、原住民與LGBT來說無庸置疑:他們在這個種族滅絕的極右翼政府多年以所受到攻擊、威脅與殺戮,現在終於獲得了片刻的喘息。但是我們不能陷入任務已經完成、挫敗已經實現、博索納羅與博索納羅主義只是不正常現象並且已經得到修正的錯覺之中。

    我們更不能指望盧拉的勝利可以自動扭轉近年以來的挫敗,也不能指望他們會無條件地歸還我們的權利。我們應該清楚,盧拉首先是一個階級調和分子,他的首要任務是要表現出自己是個「優秀」的政客、討好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展示政黨更替和盧拉政府的上台將只是「復常」,利潤將會得到保障,而巴西的社會運動將會再次被馴服。

    只有在街頭才能擊敗博索納羅主義

    要決定性地粉碎極右翼(他們現在還陰魂不散),並確保我們能重奪自己的權利,我們只有奮起鬥爭,在街頭鬥爭,且倚靠著工人階級、社會運動與被壓迫人民的力量。

    PSOL有可能成為這場鬥爭的主角或領導,但是該黨也正在經歷身份定位危機。一方面,該黨在選舉中取得重大進展,在巴西眾議院的席位從8個增加到12個,其中包括夏克里亞巴(Célia Xakriabá)、瓜賈賈拉(Sônia Guajajara)等原住民婦女;無家可歸工人運動領袖布洛斯(Guilherme Boulos);希爾頓(Erika Hilton)是首批當選聯邦代表的跨性別女性之一,他們都贏得了很高的選票。

    褪色的政黨形象

    與此同時,自從在第一輪選舉之中決定支持盧拉之後,該黨的形象在本次選舉中愈發被沖淡。由於沒有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且在一些重點的州裡面也未推出自己的州長候選人,該黨實際上放棄了獨立發聲的機會。PSOL退出選舉舞台,為其他政黨讓路,這一點在電視辯論之中尤為明顯。設想一下,如果布洛斯、布拉加(Glauber Braga)、瓜賈賈拉,或者其他的PSOL政治人物與其他總統候選人進行辯論,會是什麼樣的情形?PSOL的政治人物本可以提出廢除改惡措施、向超級富豪徵稅、捍衛女性權利等重要議題。但是在該黨缺席之下,特貝特(Simone Tebet,屬於「巴西民主運動」黨)、甚至索尼克(Soraya Thronike,屬於保守派政黨「巴西聯盟」)等傳統右翼政黨人物試圖推出一種侷限性極大的、僅僅為富人服務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女權主義。

    如果PSOL在巴西的競選舞台之上推出具有戰鬥性的候選人,來與右翼和極右翼正面對抗,本可以突出其政黨,同時也在更廣泛的平台傳播左翼思想(包括提出勞工黨沒有提出的主張)——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PSOL是有可能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的

    正如我們在之前幾篇文章所説明的、在PSOL黨大會上我們所堅持的那樣,該黨可以根據競選情況退出自己總統候選人,如果情況表明有必要在第一輪投票中投票給盧拉,屆時則可再撤回該候選人。在第一輪與盧拉競爭(甚至是攻擊盧拉)的右翼候選人最終在第二輪加入了他的選舉陣營。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不僅會受到歡迎,而且還會因這樣更被譽為英雄。

    但是這並不是PSOL在全然成為盧拉的啦啦隊後,唯一失去主動地位的方面。在巴西街頭,盧拉與勞工黨的官方競選活動畏畏縮縮,這一因素早在選舉期之前就已經形成。勞工黨選舉至上的策略並沒有受到PSOL的堅決質疑與反對。這意味著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和經濟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也沒有全力投入在推翻博索納羅的鬥爭中。這一情況也反映在盧拉勝選的最初幾天,當時PSOL的部分地區繼續遵循勞工黨的路線——不「激怒」封鎖高速公路和組織政變示威的博索納羅主義分子。他們拒絕動員左翼來解除道路封鎖,並反對將反極右的鬥爭帶到街頭。在如此政治真空之下,最後是有組織的球迷採取了主動,然而該黨的一部分成員還在坐等警察「履行他們的職責」。

    押注在資產階級機關,犧牲了鬥爭

    該黨即使有著更具戰鬥性的起源,但這反映了他們現在不僅屈服於勞工黨的壓力,而且也遵循其制度的邏輯。PSOL發佈了一系列聲明和帖子,表示呼籲檢察官辦公室或最高法院,調查極右翼的野蠻行徑。

    看起來,PSOL已經忘記呼籲發起抗議、鬥爭、罷工,或者使用我們階級其他一切鬥爭方法,反而更加押注在資產階級機關。甚至是聚焦於彈劾這種純粹的議會手段,也反映出了這一點。這並不是説我們不應該堅持對贊貝利斯(Carla Zambellis)、西爾韋拉斯(Daniel Silveiras)或博索納羅家族本身進行調查、懲罰,或採取其他的法律機制,而是説單純的法律機制不會產生任何的成效,如果沒有來自底層的真正壓力,這些國家機關也不會對博索納羅集團採取行動。

    因此,PSOL需要成為幫助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進行鬥爭的工具,這一場鬥爭將要保證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奪取權力,並且借此擊敗極右翼,包括扼殺他們密謀推翻新當選政府的一切政變企圖。

    保持獨立性

    但是,以上只能在PSOL保持獨立性的情況之下進行,因此必須在「廣泛陣線」政府之外進行,因為這一陣線涵蓋了大企業和新自由主義的右翼代表。只有這樣,PSOL才能在我們階級眼中保持它的公信力和政策連貫性。我們知道,儘管現在已經採取了一些進步的措施,盧拉的承諾也無法完全兌現他的承諾。金融界、右翼政黨,以及與勞工黨結成主要聯盟的傳統右翼勢力,將極力保證他們自身的利益高於工人階級的利益。新的鬥爭即將出現,我們必須準備好迎接挑戰。

    PSOL內部的一些人已經開始公開主張該黨加入新政府。PSOL已經通過了由布洛斯和PSOL主席梅代羅斯(Juliano Medeiros)加入政府交接團隊的提案。梅代羅斯已經在接受《Valor》報的採訪中聲稱「PSOL沒什麼可能會作為反對派」。這一切的言論都指向了參與組建盧拉政府。PSOL的成立,本來是要把自己打造成為一個左翼的政黨,並從盧拉的錯誤及其階級調和政策中吸取教訓,然而現在黨員在政府中任職的想法,將令PSOL的存在意義存疑。

    其中一個加入政府的論據,是有必要保護盧拉的政府免受極右翼的攻擊,但即使在這一方面,加入盧拉政府也是一個錯誤。沒有必要通過加入這樣一個政府來捍衛民主、抵抗極右翼的攻擊。但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建立一個有綱領的、左翼的、一貫且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才有能力譴責與對抗極右翼,並且阻止這些極右翼被視為這個新政府的限制之唯一反對派。

    活在勞工黨的陰影之下

    另外一種論據是,加入政府將會使得PSOL成為一個具有群眾影響力的「認真的政黨」。這一假設意味著PSOL仍能保持獨立的身份、不會完全被盧拉和勞工黨的陰影所收編,並且勞工黨會關注作為他們合作夥伴的小黨,但是這一假設在歷史上從未真正發生過。加入政府有助於勞工黨等勢力控制、馴服PSOL,壓制一切有可能威脅到勞工黨霸權的左翼反對派。2020年,在PSOL成員布洛斯、埃德米爾森(Edmilson Rodrigues)分別在聖保羅市、貝倫的市長選舉中參選時,以及在其他一些時刻,勞工黨就感受到左翼反對派對自己有著這種威脅。但也正是可以提供替代方案的左翼形象突出了PSOL的身份,有助於增加其民選代表,並有助於推動在新政府下取得勝利的鬥爭。

    捍衛貫徹始終的社會主義綱領

    PSOL沒有必要通過加入勞工黨政府來受到重視、贏取進步或是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正是因為對於社會主義綱領的一貫捍衛、以及真正投入鬥爭,PSOL才能夠吸引民眾,推動我們的議程,並使得PSOL成為左翼的榜樣。當新的危機爆發之時,若盧拉政府依舊不推進結構性改革,他將無法兌現所有的承諾,整個制度將再次顯示出無力應對的局面。此時此刻,人們將渴望去尋找另外一種替代方案——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而獨立的、戰鬥的PSOL——即反對階級調和政府的左翼勢力,將有能力成為這一替代方案,以疏導人民挫敗感,並指出真正的出路。這也是該黨18年前成立的原因,更是其存在的意義。

    我們必須為一個獨立的PSOL而戰,它將根植於鬥爭與社會主義綱領。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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