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極權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深入推進
清風 中國勞工論壇
11月4日，知名翻牆工具「Clash」Windows版本的作者被警方約談後宣佈停止更新，並刪除了其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上的所有數據。這一事件引發了強烈的寒蟬效應，為避免警方的調查，在兩天內，「Clash」全系列軟件（包括內核）的作者們均刪庫「跑路」。
而今年八月初，中共擬針對未成年人實行更嚴苛的手機管控——每天僅能使用1至2小時，且深夜至凌晨禁用。一石激起千層浪，青年們紛紛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早在兩年前，中共就已然在網絡遊戲方面對未成年人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限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針對未成年人的數字繩索在不斷收緊。
人人受害
更為普遍的網絡監視發生在每個公民身上。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大都會在其APP上留「後門」，以採集信息和監視用戶，美其名曰「個性化服務、優化體驗」。譬如，年初Google的一份報告顯示，電商軟件「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統漏洞，獲取高級權限，進而掌握用戶的私密信息。其後有員工表示其公司甚至有專門的小組來研究漏洞和竊取數據以便使公司更好地盈利。東窗事發後，該小組已經解散。但窺一斑而知全豹，拼多多不是個例，他們以及一眾互聯網巨頭如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和百度等，都存在大量竊取隱私的劣跡，並且會將數據進行秘密交易和共享。中國網民戲稱國內互聯網已進入「大裸奔時代」。
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要「監管」科技，只是要確保資訊牢牢由中共控制，並且要聽從國家的金融政策，但為什麼卻放任這些黑客行為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共當局將企業置於其專制獨裁之下，是為了提高對人民的警察監控。互聯網公司竊取的隱私數據，當然會自願或「被自願」地與政府共享，二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為了剖析這種資本主義的罪行，我們指出其官商勾結的過程大致如下：網絡公司竊取數據建立大數據系統並利用其區分用戶群體進行「大數據殺熟」等行為，以達到其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作為放鬆監管、優惠政策的回報和對政府的討好，這些公司又會將數據貢獻給政府，使其掌握每位公民的網絡活動軌跡，並與政府本有的數據庫深度結合，建立起龐大的監視系統。
政府自身的監視行為則更為粗暴，且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例如三大運營商（移動聯通電信）就會利用手機卡實名制度（香港也已全面推行）讀取你的短信和通話記錄。而政府自身的軟件（如銀行、政務軟件等）則甚至會直接讓國內手機系統為其「開綠燈」以監控人們的手機，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國家反詐中心APP就已經實現出廠植入在大多國產系統中，甚至還有部分基層政府強制市民安裝該軟件在手機中。近日承德公安對於翻牆使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的程序員予以嚴苛的天價處罰，展現了當局的高壓管控，並在網上引起了公憤。此外，據可靠消息，自去年十一月「白紙運動」後，上海等大城市部分路段時至今日還會組織便衣警察在路口隨機抽查路人手機，尤其是大學生的。他們會強制要求你打開手機交給他們，檢查裡面是否有Telegram、Twitter（X）、TikTok等國外軟件，要求你刪除並簽署承諾書，然後登記你的個人信息。
今年兩會通過的國務院改革方案中提到設立「國家數據局」這一點（儘管微軟等外企表示不會提供數據給中國政府，但我們很難相信這類壟斷公司的話），這意味著政府管理數據將更加精細和系統化，每位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其網絡活動將被實時綁定整合，網絡極權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深入推進。
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
成書於1948年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為我們展現了極權統治下的恐怖情景————人人都要被政府通過實時開啓的大屏幕監視著。七十多年後，實行資本主義極權統治的中共當局已經近幾實現了此目標。
中共建立的數字極權制度為其打壓異見人士、鎮壓群眾抗議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政府指令下，互聯網平台都建立了嚴格的內容審查制度以審查政治敏感內容，譬如去年11月的富士康工人運動、今年的反醫保改革（「白髮革命」）和反拆清真寺運動。中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府害怕群眾運動，渴望政權穩定，因此急於建立網絡集權，以便配合內宣的愚民政策，穩固其邪惡統治。當然，有壓迫的地方自然就有反抗，我們看到不少的網絡技術人員在網絡分享保護個人隱私和逃避中共監管的經驗心得，致力於打破中共的審查和捍衛言論自由。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博主「編程隨想」阮曉寰和其他部分民主人士已被當局以莫須有罪名逮捕，儘管自由派人士在政治觀點上跟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並不尋求終結資本主義專制，而只是要求一些零散的改良），但我們仍發聲要求中共釋放這些維權人士，並與人權分子共同聲討當局對民主權利的野蠻踐踏。固然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在於我們看到這些打壓的制度性源頭——資本主義——並與之鬥爭，而非只解決表徵。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極權的斯大林主義者（復辟資本主義前的中共）毫無相似之處，我們重申對粉碎專制、捍衛自由和消滅剝削的承諾，「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
作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識到，如今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群眾可以借助互聯網實時瞭解到各類新聞報告，瞭解多元的思潮和觀點，以及自由發表言論。得益於此，群眾情緒最終將更快、更廣地蔓延。一場局限的地區抗議很有可能快速發展成一次席捲全國的變革浪潮，正如我們在一些國家見到的那樣。我們也看到連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也透過操控社交媒體（還有其他打壓手段）來打擊、消耗並迷惑群眾鬥爭。在幾月前的法國大罷工中，「民主的」馬克龍政府也一度考慮實行互聯網管制，來繞過民選國會去推動反工人階級的退休金改革。作為剝削者的中共資本主義政府當然不會容忍被剝削者有良好的反抗條件，因此其早就建立了隔絕外界的「防火長城」，並一步步收緊監管，從而使網絡成為其奴役人民的又一個手段。
反對一切形式剝削和壓迫
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捍衛人民的民主權利，當然也包括網絡和言論自由。但我們必須指出，包括中共在內的全球資本主義政府都是蛇鼠一窩，在剝削本國無產者方面。歐美國家的民主權利，並非是該國資產階級統治者「仁慈地」賦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歷史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而迫使政府做出的讓步。
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西方沒有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正是革命的威脅迫使各統治階級讓步進行民主改革來避免革命。不瞭解這一事實就會沈溺在改良的幻想中，以歐美所謂「民主」政體為理想，從而忽視了階級矛盾，這正是許多自由派人士的局限性所在。我們不要「仁慈」的剝削，我們要消滅剝削。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用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待問題，並剖析其癥結所在。
中共建立數字極權控制輿論和鎮壓人民，本質上是害怕群眾威脅其政權統治。近年來工人運動和群眾抗議的頻繁反映出中國正陷入更深的一輪危機中——貧富差距加大、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激增等，這又反過來促使中國政府如坐針氈，從而加緊社會管控和極權統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我們為遊行、罷工、結社等一切民主權利而鬥爭，而由於本國的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實現它們，因此這一任務理應落到工人階級頭上。在接下來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中，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在面對資產階級的瘋狂打壓下（就如在香港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力量，並實行工人民主統治——實現自下而上的民主計劃經濟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