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傲慢的資產階級精英藏在致命的國家暴力背後
葉瀾 中國勞工論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
自8月底以來，印尼一直被抗議運動所震撼，而這已經是1998年該國蘇哈托為期32年獨裁統治倒台以來最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在警方與軍隊對示威進行殘酷鎮壓下，目前為止，已經有10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3000多名示威者被捕。
這一波抗議是今年2月印尼全國抗議浪潮「黑暗印尼」的延續，導火線是政客特權與腐敗。當一名21歲摩托車的士司機阿凡‧庫尼亞萬（Affan Kurniawan）在8月28日遭一輛裝甲警車撞死後，公眾怒火便一發不可收拾，與2011年突尼斯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之死類似。他的離世引發了整個阿拉伯世界隨後幾個月的一場反獨裁革命運動。隨著阿凡‧庫尼亞萬之死的消息傳開，短短數日，示威從首都雅加達的街頭，迅速蔓延至印尼38個省份中至少32省裡眾多城市，數以萬計民眾走上街頭。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國（2.85億人口），東西橫跨超過5000公里。
導火線是印尼政府8月15日的決定：580名議員除了本已高額的薪資外，還將獲得每月5000萬印尼盾（約3000美元）「住房補貼」。這一筆金額相當於雅加達法定最低工資的十倍、貧困省份最低工資的20倍。在普遍實行緊縮政策、工人消費能力受壓的時期，這一事件暴露了脫離現實的政客與群眾之間的鴻溝。近期調查證實，眾議院（DPR）和人民協商會議（MPR）是該國「最不值得信賴」的機關。
緊縮與增稅
印尼上千萬計的工人群眾首當其衝，飽受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緊縮政策、稅負飆升、工廠關閉與裁員與生活成本危機之苦。今年上半年，每月裁員人數就達到約2萬。與中國的情況相似的是，15-24歲的年輕人有16%處於失業狀態，這一比例是泰國與越南的兩倍多。由於真正就業機會不足，上百萬民眾被迫投入不受規管的「非正規部門」或「零工經濟」工作、未簽訂勞動合同。該國56%勞動力未享有完善的社會安全保障、醫保與退休保障。
面對嚴峻的經濟不安全狀況與困境，愈來愈多印尼人夢想著「逃走」。根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道，#KaburAjaDulu（「我們先逃吧」）在兩個月內獲得逾200億次互動（X、TikTok為主）。外送騎士阿凡‧庫尼亞萬喪生後，原本指向「議會特權」的抗議，擴張為針對全國與地方議會及政客、範圍更廣的社會起義。
據路透社報導，西努沙登加拉省、中爪哇省北加浪岸市和西爪哇省芝拉汶市的地方議會大樓被示威者縱火，另一部分示威者則衝擊並洗劫至少4名最受憎恨的議員的住所。據報道，數座警局也被洗劫焚毀。普拉博沃大幅削減預算，地方議會首當其衝，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被削減了約1/4。通過了增稅，並終止多個項目，如此緊縮政策的負擔轉嫁到了地方民眾身上。因此，憤怒情緒直接指向了這些機構。
讓步與鎮壓相結合，但還是由鎮壓主導
普拉博沃試圖通過表面讓步和更多鎮壓軟硬兼施的方式平息抗議浪潮。8月31日，普拉博沃宣稱各黨「同意」撤回部分國會津貼；他並一度宣布取消出席中國「九三」閱兵以「專注國內」。即使如此，他還是去了。名義上獨立的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含糊承認25日、28日行動中警力過度用武。
政府宣稱調查並起訴涉案警員。普拉博沃高調探視阿凡‧庫尼亞萬家屬，表示致歉，並以2億印尼盾「撫恤」（一名21歲的青年、一個家庭經濟支柱的死去，而這「撫恤」金額還沒有一名議員一個月的薪水多）。
但這些試圖平息民眾怒火的舉措當然是非常虛偽，人們立即看穿這些把戲。阿凡父親斷然表示：「數以億計的金錢換不回我的兒子。」最終僅有7名警察被處以20天「特別拘留」——不是入獄，只是在警局內關押，近似放學後被留下。這種對正義的嘲弄再度激怒大眾。
全印尼學執委主席直指這些讓步「遠遠不夠」。8月25日，雅加達摩托騎士揮舞漫畫《海賊王》草帽海賊團旗幟象徵反壓迫。普拉博沃雖然後退半步、做出了一些表面上的讓步，但還是變本加厲地鎮壓民眾，將群眾抗議比作「叛國與恐怖主義」。他的中國之行旨在傳遞抗議現已受控的訊息，但這仍有待觀察。
馬克思主義非法
去年在這個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家」的總統選舉中，右翼民粹的普拉博沃以59%得票率取得壓倒性勝利。但由於他的政府採取激烈的緊縮政策，他上台執政未及一年，這個國家已歷多輪抗議。這與米萊（Javier Milei）上台後阿根廷的情況有些許類似之處，但印尼工運更為弱小。
印尼的工會成員數正在下降，目前只有約12%的勞動力加入了工會，而這一比例在2017年為13%。在1965-1998年蘇哈托軍事獨裁統治下，工運遭到殘酷鎮壓，至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仍屬非法（這也是未遭取締的無政府主義能蓬勃發展的一個原因）。
1998年以來，名為「民主秩序」的印尼資本主義未能帶來民主或哪怕一丁點的經濟安全，反讓資本寡頭發財致富、數百萬人仍然貧困。印尼最富裕的1%人口坐擁該國49%的財富與60%土地。最貧窮的40%只擁有1.4%的財富。新政府以巨額預算刪減來「復甦」經濟，卻攻擊教育與醫療等僅存的微薄福利。普拉博沃急劇的緊縮措施，即「普拉博沃經濟學」，背後隱藏著一些民粹主義陰謀，例如他的「免費學校午餐計劃」。該計劃被用來合理化今年針對公共預算做出的700萬億印尼盾大幅刪減（約合330億元港幣，當中包含削減1/4的教育預算），並且學童食物中毒等問題百出。
普拉博沃也將資金轉入另一項旗艦政策——新的主權財富基金「達南塔拉」（Danatara），旨在轉向更具「國家資本主義」色彩的干預措施。「達南塔拉」的目標是接管該國的國有企業，並將它們轉變為盈利機器。與其他幾個東南亞經濟體一樣，這聯繫到與華裔資本家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根據一些數據顯示，華裔資本家擁有印尼80%以上的大型企業。
受美國訓練的戰爭犯
普拉博沃的黑歷史加深了群眾不信任：他是一位在美國布拉格堡（Fort Bragg）接受訓練的特種部隊將軍，和獨裁者蘇哈托的女兒結婚，並被指控在東帝汶犯下屠殺行徑，以及在1998年綁架、拷打反蘇哈托人士。他在11月上台後，將政府與政治進一步帶向右翼與威權主義。
除了他正在推動緊縮政策，他正在推行激烈的「大國強軍」軍事化政策，建立了100個新軍營（每個軍營約500名士兵），並計劃再建立400個營。普拉博沃今年3月《國民軍法》修正案打開現役軍官出任要職的大門，軍人可任職的文職機關由10個擴至14個，比如包括醫療部門。這使得軍方高層對政府政策擁有了更多的控制權、以及更多的賺錢機會，進一步侵蝕了印尼本已脆弱的資產階級民主。在普拉博沃之前執政的佐科威（Joko Widodo）時期，這種威權轉向就已開始出現，但現在轉向威權的步伐或許正在加快。
中文互聯網上，不少人也在討論並嘗試追蹤印尼如今的示威浪潮，除了很多人在分析示威起因、表達對於示威者的同情與支持外，也有人擔憂重演1998年慘劇——當時，瀕臨倒台的蘇哈托政權和印尼軍隊策動了針對華人的屠殺，試圖阻止反獨裁政權的起義。
與此同時，中共政權屢以「不干涉內政」作為掩護，來保衛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利益（中國在印尼有700億美元的政府支持投資，以及94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對血跡斑斑的政客張開紅地毯——普拉博沃便是一例。中共對有關印尼屠殺的線上討論進行審查，既為掩藏北京八九鎮壓的記憶，也為維繫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力量。
一場無領導的鬥爭？
路透社報道提到：「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誰在推動這場表面上看似缺乏核心的抗議運動。」 近年來，這種現象在亞洲地區日益普遍——從2019年的香港，到2022年的斯里蘭卡，再到2024年的孟加拉。這些群眾鬥爭主要由無組織或組織鬆散、但也英勇的青年主導，他們得到了基層工人的支持——而且這些鬥爭大多沒有工會組織的參與，或者工會很少真正參與。這些運動主要針對腐敗的政治精英或權勢家族，但並未充分理解這兩者的角色、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繫——其中一方是作為政治外衣的議會與政府，另一方則是資本家與億萬富翁的經濟獨裁統治，他們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真正的掌權者。
最近，印尼抗議青年帶著從腐敗政客家中搶來的手錶甚至寵物遊行離開的場景，讓人想起了當年衝進斯里蘭卡科倫坡總統府、並佔領其游泳池的抗議者。人們的憤怒與短暫的伸張「正義」衝動可以理解，但一場追求真正變革的運動需要一個更清晰的計劃，並且必須首先致力於組織起來，然後為工人階級奪取真正的政治權力。
印尼的主要工會領袖與右翼政黨關係密切，包括總統所屬的政黨。賽義德·伊克巴爾（Said Iqbal）以及印尼工黨、印尼工會聯合會的領導層就是這種情況。這些工會領導人或將會迫於群眾壓力而支持罷工與抗議，但最終會煞停這些行動，尋求與政府達成腐敗協議。這場鬥爭的一個關鍵要素，便是爭取民主工會與一個新的、戰鬥性的領導層的鬥爭，這樣的領導層紮根於工人階級，以普通工人的工資與生活條件過活。
早期創建群眾性左翼政黨的種種努力都徹底失敗，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特別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人民民主黨（Partai Rakyat Demokratik）的失敗和瓦解。這是一個工人政黨，成立於蘇哈托1966-1998年獨裁統治末期。人民民主黨沒有獨立地為工人候選人而奮戰，而是在一些「左翼理論家」的誤導下，採取了「階段」論，在1999年第一次「自由」選舉中支持「民主資產階級」候選人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這造成了人民民主黨的最終瓦解，其幾位重要的工會代表和前領導人選擇投奔資產階級建制，放棄了工人階級。
不要誤以為「無領導」是一件好事、並完全專注於行動而非政治思想。需要的是圍繞明確綱領建立真正的民主組織，以推動鬥爭向前發展。
目前的鬥爭提出了「17+8」訴求（17項短期訴求與8項長期訴求）。其中許多訴求都很重要，而且作為底線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釋放所有被拘留的抗議者、軍隊返回軍營、對阿凡·庫尼亞萬和其他受害者遭非法殺害而進行獨立調查、取消（原文用詞是「凍結」）議員的薪資調漲與福利。這些都是迫切的最低限度訴求、是一個起點，但作為挑戰一個反工人階級殘酷政權的綱領，它們還遠不足夠。「17+8」當中的其他一些訴求則極為模糊，例如「確保全國所有勞動者獲得合理工資」、「更公平的稅收改革方案」以及要求政府「與工會展開對話」。
還有一些訴求根本違背抗議者和廣大工人的實際生活經驗，例如要求各政黨「宣布在危機期間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承諾」——但資產階級政黨之所以存在，就是要「站在」他們所屬的階級那邊，而不是站在人民一邊。正因如此，正如整個歷史所表明，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黨。這種將「長期」但很有局限性的改良訴求，與更具體的迫切訴求混合在一起的主張，當中一部分感覺像是非政府組織（NGO）和學術界操刀的「傑作」，而非來自街頭鬥爭實際經驗。遺憾的是，這一綱領遠不能滿足當前嚴峻局勢所需。
需要的是民主集會，來將學生、青年工人、女工和其他參與群眾抗議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鬥爭策略和訴求。如果資本家及其制度繼續掌權，腐敗、專制政治、軍方控制和警察暴力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更加惡毒地捲土重來。
正如其他國家爆發的群眾鬥爭所示，普拉博沃會嘗試空口白牙開出各種空頭支票，但這不過是緩兵之計，只是為了破壞與耗盡運動、化解群眾運動的威脅。這些承諾總是會被拋棄。工人階級不能滿足於種種承諾——需要一個政治替代方案、一個工人政黨和一個綱領。要求普拉博沃下台；民選代表應以工人水平的薪資生活，開支應由公眾檢查與控制；建立一個工人與貧民的政府，大幅提高工資，並終止外包和不穩定的「零工」工作條件；將大公司與銀行收歸公有、並由工人民主控制。在所有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並為全體工人的總罷工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