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論壇紀念1925-1927：我們在今年紀念1925-1927年第二次中國革命百週年。這是史上最引人注目、意義最重大的群眾鬥爭浪潮之一。在1925這一年，上海、廣州及其他產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發動了數百次罷工，反對外國佔領、專制管理者與低得可憐的工資，並建立了強大的工會組織，為中國農村群眾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初生的共產黨迅速發展成了一個群眾力量。如果有正確的領導，引領中國受壓迫群眾的工人階級本可奪取政權，不僅改變中國歷史，也改變世界歷史。
今天的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研究1925-1927年革命最終悲劇性失敗的原因，這場失敗最終導致了蔣介石治下腐敗、混亂與殘暴的資本主義獨裁統治。這是一場反革命，由斯大林的政策、及日益官僚化的共產國際對中共黨員進行犯罪般誤導所促成。至關重要的是，這以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國民黨的所謂聯合陣線為核心，結果卻使共產黨屈從於國民黨及其領導層，淪為追隨者和啦啦隊，而不是一個擁有清晰獨立聲音的革命黨。本文為本系列文章第一篇，由彼得‧塔夫於1980年所寫。
1925-27年革命
Peter Taaffe，首次於1980年刊登於《戰鬥報（Miltant）》
中國革命，特別是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當時的中國人民是帝國主義勢力最為蔑視的群體，他們如同牲畜一般工作，卻被認為還不如牲畜有價值。然而，1925-1927年，正是他們在一場偉大的運動中登上了歷史舞台。如果運動勝利了，那將改變中國，也將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世界歷史的進程本將會變得截然不同。
帝國主義的角色
在大革命前夕，中國是一個極其落後的社會，尚未完成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
1）全面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農民，從而能夠建立國內市場；
2）擺脫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扼殺，由此解放出生產力；
3）實現國家統一，按現代化路徑發展國家。
早在17世紀，英國就已經完成了這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在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大致在1779-1879年間完成。中國和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未能完成這些任務。
1925年的中國擁有4-5億人口，絕大多數以務農為生。中國總人口中55%為無地勞動者，20%擁有不足以維生的小塊土地，同時約65%的耕地掌握在10%至19%的人口手中。
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的歷次農民起義雖然規模巨大，但缺乏城市中的領袖，無法確保土改的順利推行，於是每次起義都以新朝代的建立而告終。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已經牢牢把控了中國所有的經濟命脈。他們控制了中國最大的工業——棉紡織業的一半，直接控制1/3的鐵路，通過帝國主義壟斷企業持有的抵押權間接控制其餘的2/3。中國水域一半的航運被帝國主義控制，而這一半運量承載了中國80%的對外貿易。我們今天在亞非拉看到的所有落後特徵都存在於當時的中國。
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征服史與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血腥殘酷。與昔日列強在如今（至少口頭上）對毒品的態度截然相反，為了確保鴉片能流入中國，帝國主義國家在1840年至1858年發起了一系列戰爭。民眾被迫接受用鴉片作為商品的支付方式。中國的白銀被鴉片貿易消耗殆盡。這導致了19世紀中期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這一頗為矛盾的局面。這場是一場帶有半基督教色彩的農民運動，最初得到了在華傳教士的同情。但當它與鴉片貿易發生衝突，帝國主義就選擇反對起義，支持清王朝。
中國的被征服史以炮艦外交開始——各帝國主義列強從不同的地區開始侵略中國，並將其納入各自的勢力範圍。此外，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群眾進行了種族主義侮辱和蔑視。
誰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對於每名社會主義者來說都至關重要，不僅關乎中國革命史，也關乎今天半殖民世界的未來。在中國革命中，這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關乎生死。
農民的角色
1917年俄國革命表明，農民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農民本身就存在著階級分化，上層日漸融入資產階級，下層日漸成為工人階級。
縱觀歷史，束縛於小塊土地的農民視野極其狹窄；而且由於其內部分化，他們總是仰賴城市階級的領導。在現代，領導權要麼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要麼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如果資本家領導農民，就會形成典型的資產階級發展模式。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分子就積極利用德國和意大利的農民與中產，來建立群眾基礎、擊潰工人階級。俄國資產階級太晚登上歷史舞台，且懼怕工人階級的力量，無力完成自身的革命任務。
土地問題
在1925-1927年，中國的地主和資本家之間幾乎難以作出區分。因此，徹底的土地改革——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特徵，只能由工人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通過對抗所謂的「民族資本家」來推行。正如十月革命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一旦完成這一步，工人階級便會投身於革命的社會主義任務中。
有人可能會反對說，中國遠比俄國落後，所以無法進行一場類似的革命。然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與俄國社會驚人地相似，尤其是工人階級的人口佔比和角色。1905年革命時，俄國的產業工人階級不超過150萬人，卻領導著約900萬城市人口。
到了1917年，他們又得以領導俄國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也就是農民）進行革命。而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在許多方面甚至比俄國還要強大、還要鼓舞人心。
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
中國產業工人階級真正發展起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時期。中國第一批現代工會成立於1918年，短短6年間，就有300萬工人湧入工會隊伍。圍繞工時、工資和工作條件等問題，工人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運動。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新生的工人階級在1918年一年內就發動了政治罷工，動搖了帝國主義的根基。1926-1927年，他們在上海發動了一場勝利的起義。7年內，200萬城市產業工人領導著1000萬城市苦力、運輸工人和其他從事貿易的工人。
俄國布爾什維克誕生於20年的英勇地下鬥爭。相較之下，中共是在1919-1920年的早期社會主義圈子中成立的。1921年中共建黨之初只有51名黨員。即使到了1923年，黨員總數也不過432人。然而到了1927年，已經有6萬工人加入了中共。在國際勞工運動史上，如此快速的發展實屬罕見。一場聲勢浩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此興起，而且與英國或德國的工人階級不同，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受到龐大的保守官僚機構束縛。中國工人階級展現了巨大的主動性和戰鬥精神，不僅在工資和就業問題上如此，而且在反帝鬥爭中也發揮了主導作用。
萬事俱備，一場足以成功完成革命的運動本應就緒。弔詭的是，阻礙工人階級的並非客觀情勢或力量對比，而是中國工人階級自己付出巨大努力才建立起來的那些組織。
共產國際的墮落
俄國革命大約從1923年開始走向墮落，這與中國革命發展的決定性時期不謀而合。俄共和共產國際部分領導層的政治墮落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共領導人。
共產國際領導階層日益將目光投向殖民地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依賴於他們，而非鼓勵勞工運動和共產黨獨立發展。他們在國際上放棄了獨立革命和社會主義政策。同時，他們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將目光投向勞工和工會運動的高層，而非工人階級，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以及與勞工及工會領袖的勾結來尋求革命捷徑。在英國，這種做法最終釀成災難：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與英國工會聯盟（TUC）總理事會勾結，從而導致1926年大罷工的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在其發展初期曾獨立自主地發展，在新興的勞工運動和工會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但到了1924年，中共的路線卻轉向在反帝鬥爭中，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結盟。同年，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獲得了來自俄國的巨額物質支持，共產黨也被要求服從國民黨。這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俄國正在形成的官僚層的其他領導人，以「四大階級集團」（工人階級、民族資本家、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學說為基礎，為這項政策辯護。俄國歷史表明，資本家無力完成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中國，情況更是如此。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後，本有機會完成他們自身的革命，但他們卻無能為力，因為他們與農村地區現存的封建和半封建土地關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實際上，斯大林的政策是將孟什維克的思想重新包裝，並套用到中國的情況。孟什維克在俄國提出了這樣一個學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取得勝利，工人階級就必須與所謂的「進步資產階級」聯合起來。
一種階段論就這樣推出：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一旦遙遙無期的工人階級發展壯大，社會主義任務就會隨之提出。托洛茨基將此與不斷革命論對立起來。不斷革命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才能完成。所謂「四大階級集團」的模式，最終將在中國釀成徹底的災難——導致中國工人階級的覆滅。
1925年的中國革命，確切地說是第二次中國革命，實際上始於一戰之後。1919年5月4日——即五四運動爆發當天，中國主要城市的學生們挺身而出反抗北京政府（其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並反抗凡爾賽條約對中國的種種敲詐勒索。
學生們加入了工人階級的行列，參與了1919年至1924-25年間發展出來的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整個時期都是工人階級為改善生活水準、工作、工時、教育等，而發起的一場巨大運動。由於當時中國工人階級所處的惡劣環境，「8小時工作制」的口號對他們產生了振奮人心的影響。
同時，1911-1919年間一度衰落不堪的國民黨得以復興，發展成為一個具相當規模的組織。在莫斯科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支持下，國民黨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人們常常忘記，這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其實是由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資助、進行軍事訓練的。蔣介石於1923年訪問俄國。國民黨的俄國顧問欽點他擔任國民黨的軍事領導人，並負責管理1924年成立的黃埔軍校。
革命開始
革命始於1919年，但真正觸發工人階級大規模運動的，是1925年6月23日英法士兵機槍掃射學生與工人示威隊伍的事件。如此挑釁引爆了先前一段時期持續累積的怒火。廣州與香港的工人發動了規模浩大的罷工，持續約16個月（譯者註：即省港大罷工），使帝國主義在整個中國陷入癱瘓。這場運動涵蓋罷工、抵制法貨，以及特別是抵制英貨等行動。運動進行得如此徹底，以致10萬中國工人從香港轉移到廣州，在那裡工人成為真正行使權力的力量。他們清掃鴉片煙館，關閉賭場，並在廣州臨時建立了一個蘇維埃的雛形（哪怕這場運動發展程度比不上帝國主義束縛的香港）。
當時中共面臨獨特的機遇。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開始改變中國的力量對比，使之有利於工人階級。然而，中共卻刻意讓自身服從於國民黨和蔣介石。逐漸地，工人階級在1925年事件過程中艱苦取得的成果遭到侵蝕。反革命勢力愈發得勢，利用廣州和香港的黑幫勢力來鎮壓工人運動。在此階段，中共以及斯大林和布哈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其口號是「全力支持革命的國民黨」。1926年，國民黨被接納為共產國際的同情支部。
1925年於數座城市（特別是廣州）進行的這場運動，同時伴隨著農民階層一場同樣輝煌的運動。
上海的工人階級也正充滿期待地望向廣州的運動。若有正確的領導，本可能引領中國革命走向成功。不幸的是功敗垂成，這正是因為中共屈從於國民黨，而蔣介石則將權力攬於己手。
1923年後，托洛茨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主張共產黨應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他並不反對在特定的反帝行動上進行有限度的聯合。原則上，工人組織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在特定問題上聯合行動並無不可。但托洛茨基認為，共產黨不應從屬於國民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層散播幻想、將他們美稱為「革命的國民黨」和「完成中國革命的載體」，是極其錯誤的做法。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採取行動鎮壓工人階級。工人組織遭取締，工人領袖被捕。隨後約有300名共產黨員被槍決。然而，中共直到在一年後上海發生的事件之前，從未出聲抗議。工人階級在前幾年取得的所有成果都被收回，廣州建立了軍事獨裁。即使面對這一切，中共仍然不肯譴責國民黨。
中國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陳獨秀在1925年前曾順從於中共依附國民黨的策略，但在經歷1926年廣州發生的事件後，他主張共產黨應制定獨立的策略，動員工人和農民反對國民黨以奪取政權。然而，莫斯科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堅持中共應繼續從屬於國民黨。
共產國際掩蓋了廣州發生的一切，隱瞞工人組織遭到斬首的事實。中國工人階級在廣州和香港的運動於1926年10月終結，當時香港的罷工走向結束。工人們在未能贏得任何訴求的情況下復工。
繼這些事件之後，國民黨領導層於1926年7月主張進行北伐，特別是向上海進軍，以清除華北的軍閥。之所以一開始他們取得了一定成功，是因為共產黨為國民黨提供了軍事和政治骨幹——那些在工農中開展工作的幹部。由於他們的宣傳，加上國民黨軍隊向北推進，農民起義發展起來。
因此，在農民眼中，國民黨被視為將給予他們土地的力量，從而一勞永逸地終結中國社會中的死循環——起義一波接一波發生，但都僅以朝代更迭、進一步剝削而告終。當國民黨軍隊推進時，大規模的農民運動爆發，使軍閥部隊癱瘓。
地主被帶到農民的群眾大會前，頭上被戴上愚人帽。他們像學校裡頑皮的孩子一樣被迫站在椅子上罰站。被處決的地主很少，但他們的土地被徵收。然而，一旦國民黨軍隊征服一個地區或城市，就發生了和之前在廣州一樣的情況。農民領袖被捕，土地歸還地主，工人被解除武裝，他們贏得的所有民主權利都被剝奪。一旦國民黨的真實面目被揭露，國民黨軍隊的進一步推進便受到延遲。農民和工人們看到他們不會得到好處。只有在那些主要由共產黨部隊和共產黨員領導的國民黨軍隊進駐的地區，國民黨軍隊才得以迅速推進。在那裡，土地分給了農民，工廠歸工人所有。
上海起義
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發展之一，無疑是1927年上海無產階級英勇而浩大的運動。北伐軍於1-2月間抵達該城門口。當國民黨的先頭部隊距上海40公里時，那裡的工會（特別是上海總工會）號召工人於2月19日舉行總罷工。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領導層及其追隨者故意讓國民黨軍隊停在上海城外，以便資本家和北方軍閥有機會斬首並摧毀這些工人組織。國民黨隨後便可和平佔領這座城市。2月19日，約有35萬工人響應了總罷工的號召。然而，北方軍閥的部隊隨後開進城區，與上海外國租界的帝國主義勢力聯合，槍殺了示威的工人。
一名被發現閱讀傳單的工人被立即梟首，頭顱被插在木樁上，遊街示眾，以恐嚇上海工人階級。在接下來的一週裡，恐怖統治接踵而至。然而國民黨軍隊拒絕進城。相反，他們等待中國資本家來鎮壓工人。經過一段停頓後，3月21日至少有500名工人被處決。這並不足以嚇倒上海工人階級，他們以一場英勇的運動作為回應，如同1936年不朽的巴塞羅那工人那樣。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階級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約80萬工人走上街頭。他們臨時組建了一支5000人的工人武裝。這些工人大多赤手空拳，僅憑幾根手槍，他們向兵營和北方軍閥的部隊進發，並擊潰了他們。深受共產黨影響、經驗豐富的國民黨第一師決定不再拖延，響應這場聲勢浩大的起義，無視蔣介石的命令開進上海。第一師的師長是一位傾向共產黨的將領。在主要的工人階級區域，北方軍隊被擊潰。整個上海在兩三天內就落入了工人階級手中。直到那時，國民黨軍隊整體才開進上海。蔣介石秘密地在上海郊區與黑幫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代表會面。他們共同商討了一個鎮壓計劃，以粉碎城市的工人運動。
儘管距12個月前的廣州事件僅過去不久，中共仍以「英雄將軍萬歲！國民黨軍隊萬歲！」的口號，再度強化了上海工人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幻想。倘若中共立足於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本可奪取政權。當時警方已經被打垮，上海治安已置於工人控制之下。工會實質上掌握著上海，工人階級佔據多數，然而工會和中共卻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結成了聯盟。在政府19個代表席位中，中共僅佔5席。
在蔣介石籌謀政變初期，他在上海缺乏足夠可靠的部隊。僅有約3000名士兵，而國民黨第一師正與工人親善。托洛茨基雖未掌握全部細節，仍主張中共必須在農村和工業區提出蘇維埃口號——這些組織真正代表了工人階級。
上海工人階級自發組建了蘇維埃的雛形。每50名工人推選一名代表參加中央組織。當時只需讓中國工人階級認識到自身力量，使其充滿自信，蔣介石和國民黨就會成無本之木、有機會一擊即潰。然而他們得以公然籌備政變。上海報刊對此多有記載。
短短一周內，蔣介石便解散了上海總工會，建立所謂的新「工會」——實為國民黨依靠流氓勢力組建的組織。然而工人階級的力量依然完好無損。此時上海存在的是雙重政權，這個術語意指，資本家和工人運動當中，誰有真正的統治或控制權尚未確定。國民黨的權力實際為空中樓閣，隨時可能被中國工人階級的運動推翻。另一方面，上海工人階級通過自身組織建立了真正的雙重政權。
政變準備工作進展迅速。起義於3月21日爆發，一周內公開的反革命措施已籌備就緒。工人領袖遭到暗殺，國民黨軍隊襲擊工人組織。
政變前夕出現重大轉折。蔣介石甚至在上海並無可靠部隊，遂命令第一師師長撤離上海。該師長（譯注：薛岳）隨即拜訪中共領導人詢問：「我該如何行動？我準備留守此地對抗蔣介石，逮捕蔣介石及國民黨領導人。」此舉本可使上海工人階級全面掌權。
中共領導人和鮑羅廷（斯大林在華代表）經過48小時的權衡、猶豫與推諉，最終只是該軍司令服從蔣介石命令，第一師遂撤離上海。上海工人階級慘遭屠殺的根基就此奠定。
這起事件對當今具有極其重要的其實意義。葡萄牙革命以及在智利都出現過類似的發展：在智利的情況下，軍隊和警察當中部分勢力曾主動接觸人民陣線政府，詢問如何防止政變。智利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人的做法與中國如出一轍。倘若當時中共明確引導第一師師長，很可能就能將其與其他軍方領袖一同爭取過來。但由於他們的怯懦和背信棄義，這位將軍在1930-1934年間率軍進攻廣州，追剿紅軍。這位將軍和許多軍官本可被爭取到工人階級一邊，但由於中共未能展現出果斷領導，他們最終倒向了國民黨。
1927年4月12日，致命一擊落下。國民黨的軍隊使出了資本家所有的卑鄙手段。當他們襲擊上海一個工人總部時，這些青幫流氓偽裝成工人，穿著藍色的粗布工裝。國民黨軍隊以「調解」為名闖入總部，將工人排成一列抵牆槍決。工人們被告知國民黨軍隊是站在他們這邊的，所以見到此情此景被打了個猝不及防。
在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總工會曾明確警告政變陰謀正在醞釀，並號召組織總罷工。然而中共與上海工人領袖從未點名反革命的源頭──即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因此當災難降臨時，其根源竟來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面對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上海工人進行了英勇抵抗，戰鬥至最後一刻。
上海工人階級在血泊中被鎮壓。光是1927年4月12日至年底期間，上海就有約3.5萬名工人遇害，其中許多是中共黨員。
中共領導階層的懦弱與準備不足令人不齒：後來成為紅軍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在上海總工會總部遭遇襲擊時，僥倖逃脫後竟徑直奔赴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部，質問事態緣由、並堅稱必有誤會。
1927年上海工人階級的失敗，意味著中國工人階級在整個歷史時期遭受了沈重打擊，但這並非終局。在中國另外兩個重要省份——湖南、湖北，農民和工人階級開始行動起來，運動的萌芽正在那裡萌發。即便在這一階段，如果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領袖們願意吸取上海的教訓，或許在最後關頭，仍有可能改變中國力量對比，使天平向工人階級傾斜。1927年12月，第二次中國革命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根。革命勢頭正衰，中共在廣州發動暴動卻遭血腥鎮壓。美國領事如此描述廣州起義後的景象：
「行刑隊巡邏街頭，遇可疑者便盤問盤查，檢查其頸部是否有（因佩戴紅色領巾而形成的）紅色痕跡。若發現，便勒令受害者張口，將手槍塞入其口中，其共產主義生涯就此終結。」
至此，上海、廣州等地的中國工人階級當中最先進分子被徹底摧毀。這為蔣介石長達十餘年的殘酷獨裁統治鋪平了道路。鬥爭舞台從城市工人階級轉向以農民為基礎的遊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