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展望
本文件在2019年12月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中港台支部第四次大會上一致通過
中國正進入革命衝擊和動盪時期。香港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表明了這一點，其中具有革命性特徵、不成熟的特徵以及在群眾意識在某些關鍵方面落後的特徵。群眾意識的落後在此問題上尤其清晰可見——哪怕只是實現該運動的部分民主訴求，唯一方法也是推翻中共獨裁統治，群眾仍然感到中共過於強大而難以推翻，因此寄望於一種幻想，即可以在香港一地實現民主，並且能與中共在中國其他地方實施的殘酷專制統治共存。
中共政權已執政70週年，是所有當代「共產主義」政權中時間最長的。中國晉身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但對於未來還是感到誠惶誠恐。習近平在2018年底的講話總結了這一點，當時他警告未來幾年「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實際上，該政權發現自己已經處於一股「完美的風暴」之中，來自多方的威脅正結合在一起：不斷加劇的中美衝突將影響未來幾年的全球性事件、中國邊陲的香港、台灣和（中共試圖監控當地所有人口的）新疆的群眾抗爭、全球最大的債務使經濟下滑加速惡化。這些都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危機，將影響中國和中共政權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因此，習近平政權處於嚴重危機。我們不贊成那些僅僅重複中共宣傳部「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論調，因為這是誇大了習近平的地位。由於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高度集中，現在越來越多的評論員意識到中國政權越來越脆弱。
習近平在國家機器、安全機構、軍隊和控制國有企業的領導小組中發起了一系列小型「內戰」，旨在重新集結國家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是「反鄧小平」的——他打算扭轉鄧小平將權力去中央化到地方政府和在北京權力結構內下放權力的做法。這被視為對於恢復國家權力以干預與克服慢性癱瘓和決而不行的至關重要計畫，而這狀況正是習近平的前任統治的特徵。然而，今天習近平的統治也再次陷於這種癱瘓。習近平現在正被與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這個停滯不前的代名詞相提並論。習近平實施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僅流於表面，被其瘋狂的個人崇拜和震耳欲聾般的宣傳所放大。
「習主義」的三個主要特徵是：強化專制統治和中央集權（完全拒絕「西方」政治改革），加強民族主義、並通過「一帶一路」等全球項目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結合中共高度管制和更多的自由化，以「修復」該制度的低效、巨額浪費和創紀錄的債務）。在威權統治、民族主義和（有限的）經濟改革這三方面，中共政權都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阻力。全球資本主義正在擊退中國的國際野心。資本主義危機使中共的經濟改革計劃行不通，迫使其更依賴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在整個中國社會，民主權利的缺乏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社會的不平等也在加深，所引起的不滿情緒已威脅著要爆炸，這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驗習近平的巨型「維穩」機器。香港只是一道「前菜」。
因此，香港群眾鬥爭的頑強和韌性使中共政權動搖的程度超過了1989年後的任何事件。中共政權通常只需很短時間處理短暫的抗議行動、一個地區或區域的動亂和僅持續幾天的罷工。它的鎮壓機器足以做到這些。而半年多來香港前所未有的抵抗，其真正群眾性的本質、創造力和毅力令中共政權感到恐懼。如果在一個或多個主要內地城市爆發類似的群眾起義，中共政權該如何應對？習近平政權的恐怖哲學，對異議人士的零容忍，比起對抗群眾運動的策略，更多是作為一種阻嚇多於實際能夠對付群眾運動。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手上的那顆催淚彈，能製造的問題比起能解決的問題多得很。
正如我們2019年在香港、智利和伊拉克等地群眾起義中所看到的，血腥鎮壓將激怒廣大群眾，從而推進這些運動。香港評論人林和立指出：「我預計中共政權的維穩機器不會維持很久。」這對中共來說是相當高風險。駐北京的政治異議人士章立凡持有類似的觀點：「政府運用高科技手段來控制社會的麻煩在於它一旦被反控制或是高科技控制失靈的話，國家就會面臨全面崩盤的局面。」
然而，特別是在短期內，中共政權並不會轉向採用更溫和的做法或在民主問題上作出讓步。世界和中國國內的資本家，包括作為中國統治階級核心、與中共掛鉤的寡頭，可能會在之後發覺，習近平強硬的威權主義路線（據稱他向新疆地方官員演說時強調「絕不憐憫」）只會起反作用。但是鑑於中共（政治層面上的）自由派的極端弱勢，倘若不再推行強硬政策的話，將導致中共的嚴重分裂、「宮廷政變」或政府危機，而且最有可能令習近平下台。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正如歷史所表明的，危險在於高層嘗試改革時，有時會觸發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
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一年之末尾，令習近平政權迄今最為尷尬的可謂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北京完全錯估了群眾情緒，似乎已經痲痹於自己的宣傳，令人難以置信地期待著建制派的勝利。相反，為期六個月、來自中共的警察部隊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攻擊催生了創紀錄的71%投票率，驅使了泛民和其他反對派力量贏得87%的席次。中共龐大的宣傳機器癱瘓、震驚和失聲了近三天，無法解釋它認為不可能出現的選舉結果。這說明的不僅是中共政權與香港實際情況之間有多麼脫節。因此，誰會相信中共對於中國在地的情況有更充分的掌握呢？再嚴密的審查制度也無法完全阻止中國大陸的人民知曉親中共勢力在香港的慘敗。中共高層當然已經知道慘敗的全部狀況，但這只會激起內部權力鬥爭，並引起人們對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政治戰略和整體能力的懷疑。
1月11日的台灣大選有著更重要的意義，可能會讓習近平受到更嚴重、更恥辱的挫敗。北京不太可能會在台灣選舉再次像香港如此迷失方向。但由於蔡英文很可能連任，而其勝選基本上基於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立場，再加上香港群眾運動的不屈反抗，習近平政權將會面臨新的重大問題。對於與美帝國主義的戰略衝突（台灣是其中一塊關鍵的「骨牌」），中共現在意識到這場衝突將是長期的。但是在不能夠「示弱」的壓力下，習近平採取的流氓一般的脅迫立場限制了中共的選項範圍。不僅如此，在中國，對於香港局勢採取現實主義的呼籲也在高漲——這無疑隱含著對習近平作法的批判。
中共懼怕香港的運動，因為它懼怕所有群眾運動和「不穩定因素」，但這主要是因為這種趨勢可能蔓延到中國大陸。雖然內地直接複製香港運動的機會不大，但當內地群眾抵抗國家鎮壓而起來鬥爭時，香港示威運動將會成為他們的重要參與點。這將從根本上改變局勢，並對中共統治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而單靠香港一地還不足以造成這樣威脅。最重要的是，1989年學生發起的群眾抗議促成獨立工人運動的冒起，而中共害怕再度發生如此的工人階級運動。溫和泛民及其同盟工會領導層淡化並拒絕承認工人階級在香港鬥爭中的潛在作用，這無意中幫了中共和港府大忙，侷限運動進一步升級的能力，並使運動變得更加複雜。香港的工人運動如果能將革命的反威權主義訴求與反資本主義以及工人權利的訴求相結合，那麼將對中國大陸產生更大的影響。
香港的爆炸性反抗是習近平政權野蠻的威權主義政策所付出的代價。中共地方官員奉命實施習近平的政策，加劇了極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災難。儘管面對群眾的不屈，中共政權不斷遭受羞辱並被迫撤退，但對於香港、台灣、中國均沒有打算重新評估局勢或改變方向。
相反，統治集團加倍採取強硬態度，將更多資源投入鎮壓，打造「科技威權主義」國家，並將新的控制和監視方法也應用在中共政體精英階層。10月的四中全會確定了這一點，是次會議沒有宣布任何新政策，而是重複了許多既有政策。實際上，這種表面上的力量展示反映了高層越來越多的虛弱和不安全感，並帶有一點偏執。由於缺乏想法和選擇，習近平政權不厭其煩地重複過去的老腔陳調。傳達的信息是以習為「核心」並實施更多「控制」，但實際上這種控制力正在減弱，而非在增強。面對香港群眾的反抗，北京的評論員吳強指出中共「由於目前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解決這場危機，習近平政府實際上採取了拖延策略」。
在2018年中國出現了一輪罷工浪潮，以及標誌性的佳士鬥爭，及後政權的鎮壓引起了工人鬥爭的低潮。但與香港一樣，鎮壓只會積累更多憤怒，導致日後更大浪潮的鬥爭。2018年代表著重要的轉捩點，因為中國的一批先進青年取得了鬥爭經驗，更明白到政權的性質（減少了對改良的幻想），這跟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所帶來的影響一樣。
習近平與美帝國主義在國際權鬥上的多個挫敗，正在嚴重破壞他的強人形象。圍繞在一帶一路和中國科技企業鉅頭的民族主義宣傳遭受到反彈，中共正進一步失去威信。華為太子女孟晚舟被拘留一週年時，內地網民的反應表現了群眾意識的轉換。華為虐待員工所引發的憤怒，掩蓋了孟晚舟被美加當局拘留所挑起的民族憤恨。
即使在2018年7月中美衝突升級之前，一帶一路計劃已經面對挫折。債務陷阱對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小國造成了問題，引起取消項目的浪潮。西方帝國主義反對一帶一路的措施意味著新殖民國家的政府將會在列強之間嘗試平衡，並且分裂為親美和親中派。中國在一帶一路成員國的新合約和直接投資在2017年首次出現下跌，由2016年的1432億美元下跌至2017年的1164億美元。2018年首半年的新合約總值只是2017年同期的42%。
由於習近平需要用大漢中華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使其對新疆的強硬路線不能逆轉。前所未有的鎮壓、種族隔離式的法律，以及大規模拘禁，展示了中國通過自己的極強硬政策自製了一場危機。那些比較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地方官員，也表現得不太願意執行部分鎮壓措施，所以使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分歧。最近有400頁的中共內部文件洩漏，揭露總共有12,000名中共地方官員因為推動鎮壓不夠猛烈而被調查。這份文件洩漏至西方媒體的事件本身已是國家機器內部對這些政策不滿的訊號。
中國經濟放緩
中國的經濟表現是確立對下一階段展望的關鍵因素。根據官方數據，GDP成長已降至近30年來新低，季度增長率放緩從未間斷，從2011年的平均約9%降到2016年以來的6.5%。李克強於近期承認，要將GDP增長率保持在6%「非常困難」。這意味著2019年第四季度增長率可能會低於6%。大多數國際機構都預測明年及以後中國的GDP增長率將低於6%。
當我們考慮到實際增長率可能大大低於官方數據，已經說明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階段在習近平時期已經結束。香港中文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者於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從2008年至2016年，中國的GDP數據平均每年被誇大1.7%。如果屬實，這意味著中國的真實經濟規模比官方數值少12%。這項研究將中國32個地區的GDP數據與國家統計數據進行了比較，發現的數字上出入表明存在對數據的嚴重操弄。至少有三個省政府因偽造其GDP數據而被公開點名批評：遼寧、內蒙古和天津，但這一狀況在市級遠遠更多。
即使將自2007年以來官方GDP增長率減半，也不足夠說明全部情況。中國的經濟困境已更加嚴重。2007年，時任總理溫家寶著名地談到了四個「弊端」：中國經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之後真正改善了多少？可以說，溫家寶指出的問題在今天變得更加嚴重。
特別在溫家寶親自推動的2008-2009年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之後，中國將自己推向了無法控制的債務積累軌道。隨後是數輪規模較小、但按世界標準衡量仍然巨大的經濟刺激，注入了數萬億元人民幣信貸。特別在2015年，當時經濟可能已接近金融「心臟病發作」，而這一點在當時從未被揭示出來。在此期間，中國已經對以大量信貸注入的「續命」方式成癮。這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在這些進程中，量化寬鬆、零利率或負利率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預支持著世界主要經濟體。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刺激性支出，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將陷於零成長。
「 2008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拯救了資本主義」，著名的民族主義學者胡鞍鋼的這一觀點是指北京的第一個大規模刺激方案及其在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大蕭條」的作用。當中共政權已經不再有可能在保證不會引發新金融危機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大規模的信貸擴張時，這些政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現在已越來越明確。就像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實施的經濟刺激計劃佔到全球一半，彷彿在吃注入了類固醇的次貸。」
中國債務巨山在短暫地停止增長後，很快再次成長。習近平政權已放棄了2016年的去槓桿政策來抑制影子銀行的增長。由於經濟的急劇放緩，而貿易戰更令情況惡化，造成這一經濟上的大轉彎。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債務總額佔GDP的比例從去年的297%上升至303%。以當前名義GDP增長率（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前）為8%，而總信貸增長率為11%，債務與GDP之比只會惡化。
《南華早報》稱：「中國的銀行系統規模是美國的兩倍」，報導稱中國銀行系統中的總資產為40萬億美元，而中國2018年經濟總量也不過14萬億美元。美國銀行系統的總資產達17萬億美元，GDP則是20.5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中國區負責人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國銀行體系規模龐大與其說是一件值得歡呼的事情，不如說是一個跡象，表明經濟過度依賴銀行融資的投資，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派（及其在中共的擁躉）希望加快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開放」，而事實上，這種「療法」甚至比「疾病」還危險——這可能引發他們想避免的金融危機。但是中共目前加強管制的作法，加上部分地對外資鬆綁及開放（它也希望籍此在貿易戰中換取讓步），不能保證可以避免銀行危機。
地方銀行業日益嚴重的危機可能預示著更大的震盪。這些「小型」銀行資產約6萬億美元，佔中國銀行體系的六分之一，因此，它們總體的影響是巨大的。政府於2019年在內蒙古、遼寧和山東省至少救助了三家銀行。根據彭博新聞社的報導，內蒙古包商銀行被徹底國有化，這是自1998年以來的第一次國有化，並且是「開創先例的大突破」。在另外兩個案例中，國家帶頭進行了救援行動，部分其他公司和銀行注資，或者為其注資。在河南以及最近幾年經歷了經濟衰退的遼寧，當地銀行出現擠兌，迫使當局進行干預。政府正竭力支持地方銀行部門，以防止地方銀行倒閉影響到更大的銀行。央行於2019年11月最新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將586家金融機構列為「高風險」，佔中國4379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的1/7。這些機構中有超過10%未能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在2018年進行的壓力測試。
地方銀行危機與中國地方政府不斷惡化的金融危機密切相關，而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機又與脆弱的住房市場有關：土地銷售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而大多數銀行貸款與房地產掛鉤。2019年地方政府實體違約的數量激增。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佔GDP比例（官方數據）從2013年的16%成長到2017年底的36.9%。但是，IMF通過將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預算外借款包括在內，算出了更高的數字。在此基礎上，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將從2013年的48.1%成長到2023年的91.6%。北京的「解決方案」是大規模增加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這相當於變相對地方政府部門進行紓困，將債務從一套帳本轉移到另一套帳本。如今的地方政府特別債券大多由持有現有債務的同一家銀行購買。由於已經達到今年的配額，中央政府最近允許地方政府出售一部分2020年債券配額。這不是解決方案，而是換取更多時間的一種金融手段罷了。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中國的經濟及政治分析師用「灰犀牛」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威脅」，而「黑天鵝」則比喻「隨機發生而不可預計」的危機。然而，香港當下的運動被喻為「黑天鵝」事件，其實它是不可避免的，或是一隻政治的「灰犀牛」。
中國的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可列入世界最高之一。在北京購買平均價格的公寓要花費45年中位數水平的工資，而這一數字在紐約是11、在倫敦是22。儘管建屋數量超過其他所有國家，但由於房價上漲抵銷了工資上漲，中國的住屋負擔危機將成為引發社會動盪和工人鬥爭的主要誘因。同時，可怕的房地產泡沫及其與銀行系統的緊密聯繫日益限制了中共政策的選擇餘地。
政權在寬鬆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麼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麼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槓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這解釋了過去一年的刺激政策未能產生動力和刺激經濟成長的原因。製造業和大多數其他經濟活動指標在2019年的每個月都持續下降，但3月至4月例外——這時恰逢全國人大會議宣布主要刺激措施。消費支出情況仍不樂觀，無法彌補出口下降（貿易戰和全球成長放緩）和投資下降（由於企業傾向使用新信貸來償還債務）帶來的損失。
中國的消費支出僅佔GDP的39.4%，遠低於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低於印度（59.3%）和巴西（62.4%）。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以及教育和醫療保健的高成本，是抑制中國居民消費能力的主要因素。
這也反映在家庭債務的急劇增加上，中國以前以其高家庭儲蓄而聞名世界。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IIF）計算得出，到2018年底，中國的家庭債務收入比從2008年的30%上升至92%。這意味著中國的家庭債務水平已經超過德國（86%），並且已經達到接近美國（97%）和日本（100%）的水平。 《南華早報》警告說：「槓桿率和家庭債務的迅速上升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中國可能沿著與日本在1990年代初和美國在2008年經歷過的同一條毀滅之路疾馳而過。」
這使得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好比經濟學家凱恩斯所形容的「推一根繩子」一樣難以實施。和大企業不願增加投資一樣，每個家庭對刺激措施的反應不是增加消費，而是還清債務。隨著今年通貨緊縮（價格下跌）再次出現——儘管這尚未體現在由於豬肉危機而達到八年來的最高水平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中國的消費支出可能會像1990年代以來日本那樣變得更疲弱。
經濟壓力的如此結合，引起了對於為何中共政權規模不小的刺激措施未能產生預期的經濟增長率恢復的許多爭論。許多經濟學家預計，2020年中國將頒布更激進的刺激政策。但這將進一步加劇債務危機，並且可能只會證實經濟處於「刺激疲勞症」之中。
中共政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樣，發現由於工具所餘無幾，其選擇餘地非常有限。儘管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特徵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在過去十年中，兩者都依靠大量的信貸投入來維持較弱的增長率。一場新的全球衰退將提出他們無法解答的問題。正如《金融時報》所言，中國可以繼續用盡國家對銀行的控制和資本控制憑空賺錢，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機制總有極限。隨著地方銀行危機的爆發，這一過程的初步跡象在2019年變得顯而易見。
對於革命者而言，很明顯，下一時期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盪。中共政權目前的政策不斷朝著大規模危機和社會衝突前進。正如我們在香港群眾鬥爭中所經歷的那樣，關鍵任務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準備好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從而作為新工運的先鋒介入其中。這是當前形勢迫切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