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經濟迅速增長，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民族和宗教衝突正在進一步上升。一些中國左翼對工國委（CWI）在這一重要問題上的立場提出了質疑–本文將解釋我們的立場。
文森特·科洛，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是新疆地區人口最多的民族。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他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不順從於北京的統治。這是一系列官方種族歧視、政治和宗教壓迫所帶來的結果。800萬維吾爾族、200萬哈薩克族和其他不到200萬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承受着比漢族高得多的失業、更嚴重貧困和更低的預期壽命。儘管多年來中國一直保持着經濟高速增長，但收益的分配卻是極端不平等的。就中國整體而言，即使漢族中大部分人口也幾乎與所謂的經濟「奇迹」的成果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復辟和對毛時代遺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破壞也大大促進了新疆的漢、維吾爾和其他民族間的疏離。維吾爾族的預期壽命比漢族平均少大約10年，由於醫療費用和教育成本高到了農村人口不能承受的地步，這一差距仍在擴大之中。維吾爾族和其他非漢族人口占整個新疆人口的60%；在農村地區這一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三。2004年，新疆人均收入是7600元，但農村人口收入只有2269元。(《人民日報》，2005年2月22日)
正如一份西方媒體所報道:
「在過去20年裡，隨着『鐵飯碗』政策的取消和在勞動力市場中受過良好教育的維吾爾族人口的增多，特別是更多外來漢族人口到來；一些維吾爾族精英階層的出路已日益成為問題。因此，許多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出生的年輕的維吾爾族責備中國政府沒有提供與他們所接受教育相當的工作機會，而熱衷於把漢族人放在管理崗位上」(《新疆的維吾爾族-不滿日增》，Rémi Castets，《中國觀察》No 49，2003)
新自由主義和鎮壓
在「市場」之鞭驅使下，現實導致一部分維吾爾族青年轉向犯罪和吸毒。而還有一些人則轉向政治性的伊斯蘭教義──希望從過去中尋找出路。這種情況也說明了中國政府沒能成功地在新疆穆斯林人口中培養出更多的親中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確實存在，但並不廣泛。根據上述報道，1997年新疆的中共黨員中只有不到38%的人來自少數民族，而且他們通常也只能擔任權力較少的職位或者那些易於控制的職位。自1949年以來，一直由漢族黨員出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這一關鍵職位。
而另一個能清晰證明漢族在當地統治地位的是准軍事化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XPCC，簡稱:兵團)。兵團控制着新疆近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四分之一的工業產出。240萬兵團成員中90%以上是漢族人，難怪很多維吾爾族人將兵團看作是「殖民」力量。
今天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增強的國家鎮壓力量使當地局勢具有潛在的爆炸性。根據國際特赦組織2004年7月的一份報告:「越來越多的漢族地產商強迫維吾爾族居民離開他們的土地。數千冊維吾爾語書籍被禁，在新疆大學，維吾爾語在多數科目中被禁止作為教學用語。」
中共發言人以今天新疆支持獨立的言論不象十年前明顯來安慰自己。但這是由幾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9/11恐怖襲擊和2001美國對阿富汗的入侵後日趨加強的鎮壓；2)經濟繁榮惠及少數的城市化維吾爾族人口；3)邊界另一邊前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在資本主義復辟后的痛苦現實，使人們對「獨立」的幻想破滅。但在表面的「平靜」之下，新疆依然是一顆定時炸彈。
「西部大開發」
新疆的面積是法國的三倍，占今天中國領土的六分之一左右。它擁有中國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四分之一以及煤儲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國當局正日益成長為全球性強權的同時，新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對北京方面來說，新疆也是獲取哈薩克斯坦和其他中亞國家的石油和煤炭資源的「門戶」。伴隨着一場新的中國、俄羅斯、美國和其他地方勢力之間的為爭取能源和政治影響力而進行外交與軍事角逐的同時，一個由中國出資的龐大的石油管道建設項目也正在中亞地區緊鑼密鼓地進行着。已於2005年12月完工的由中國建設的從哈薩克庫侖盆地到新疆的石油管道輸送了佔中國總進口量15%的原油。（新華社，2006年5月25日）
由於害怕失去對新疆和其他西部省份的控制，北京政府於2000年發起了西部大開發項目，其中包括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努力吸引外資注入這些非漢族人口依然超過漢族人口的省份。被中國政府描述為另一個「沙特阿拉伯」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豐富能源儲量已允許外國石油公司進行勘探。由於中央政府投資的猛增，新疆人均GDP 水平由最後幾位上升到中國31個省和自治區中的第12位。但是開發再一次忽視了大多數普通維吾爾族；儘管石油和天然氣豐富的塔里木盆地是四分之三新疆維吾爾族人的家鄉，但是全自治區人均GDP最低的地區之一。
1949年革命和少數民族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民族問題顯得格外複雜並具有潛在爆炸性，滿清封建王朝和蔣介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專制統治（1927-49年）曾經帶來諸多民族壓迫的後遺症。1949年中國革命曾經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以解決這些民族衝突。雖然1949年革命不是一次真正由城市工人階級發動的無產階級革命，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制度，在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推進工業改造；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教育、醫療健康、工業基礎及廣大群眾的基本生活條件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
與由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1917年俄國10月革命不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是建立在農村的群眾基礎之上。進行改變的主要工具不是依靠於大量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的民主的工人政黨，而是在陳舊的官僚統治結構下的農民軍隊。因為農民階層固有的民族概念和革命觀點，(列寧解釋說農民「是最不具有國際視野的階層」)，以及中共斯大林主義的領導層完全模仿蘇聯斯大林主義一黨官僚專制的政治模式，所以新的國家不僅沒有解決相反進一步激化了中國的民族對抗性問題。
新疆享有的名義上的「區域自治」並不能滿足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對於掌握自己生活的強烈願望。在實踐上，這意味着政策的不穩定性，當局不停地在放寬和加強宗教控制和政治鎮壓的的問題上來回搖擺；地方領導人得以隨意闡釋來自北京的政治指示，加以修正以滿足他們的自身利益。
確實，毛澤東時代中央政權試圖實現民族融合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條(1954年憲法)保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在1950年代，少數民族語言出版物和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曾經出現過大規模的發展；但這是在中央政府嚴格的審查制度下進行的。在少數民族或至少相當部分的少數民族人口中，中共軍事官僚體制的鎮壓本質使得其廢除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以及進行深遠社會改革的作用顯得黯然失色。
毛澤東所實行的土地革命-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國有化並分給廣大窮苦農民-不僅對於中國乃至對於整個亞洲大陸都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由於是自上而下的「用一個模式套用一切」的官僚主義方式實施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消極影響。對於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顯得尤為清楚，在新疆大多數地方几個世紀里一直所採用的放牧的生產方式方式並不適合於中央政府強調的定居農業。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下過度樂觀的農業計劃，導致了大量的漢族農民向新疆的移民，侵佔了傳統上維吾爾族用來放牧的土地。
政策的逆轉
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推動全面的農業集體化，但在工業化依然低下的情況下註定以失敗而告終。而完全「共產主義化」的農村生活-人民公社內勞動、吃喝和生活都在一起，公共食堂提供標準化的中國式飯菜，其中包含穆斯林禁食的豬肉，這也導致了新疆地區民族關係的緊張。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僅宗教、甚至穿着民族服裝、使用民族語言和文字都被貼上「封建」和「落後」的標籤，少數民族語言的報紙和電台也被關閉。
文化大革命中攻擊宗教的行為絕對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無關。當1870年代倫敦的無政府主義者宣稱「向宗教開戰」時，恩格斯曾經嚴厲駁斥。恩格斯說這是極其愚蠢的，並預言結果將適得其反；冒犯信仰基督教的工人的宗教情感，只會進一步增強他們的信仰。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團結所有的工人階級，包括有宗教信仰的工人，一起進行鬥爭是極為重要的。只有當貧困、飢餓和壓迫這些產生宗教信仰的物質條件已經被消滅之後，宗教信仰才會徹底為群眾所放棄。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領導層的策略性和靈活性是極其重要的，而並不需要毛主義紅衛兵式的「橫衝直撞和胡亂折騰」。
中蘇兩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的衝突日益緊張，導致1962年蘇聯從中國撤走所有軍事和技術顧問，並促使超過10萬名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從中國投奔到蘇聯。這也促使了兩個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權為爭奪新疆和其他中亞地區的穆斯林民族而展開激烈鬥爭。莫斯科方面開始資助主張新疆獨立的地下組織並使用維吾爾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種進行反中國的電台廣播。這與真正支持維吾爾族群眾的民族權利毫無關係，而只是兩個相互競爭的官僚集團為榨取政治資本而想方設法羞辱對方。而且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也可以通過口頭上支持維吾爾族獨立來麻痹蘇聯的4000萬穆斯林的覺醒。
1980年代在鄧小平統治時期，中央政府的代表為文化大革命時期所犯的錯誤表示「道歉」，並且鼓勵恢復宗教和文化。許多新的清真寺和教讀古蘭經的學校得意開設，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私人資助的。中央政府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是在於親資本主義的「鄧派」為了反對守舊的「毛派」需要贏得新的群眾支持。
根據A. Altuni的描述:「為了贏得對經濟改革的支持，
在新疆問題上經常性的180度的政策變化一直持續到今天，每次並只會造成當地群眾中更大的不安和不信任感。北京當局的短視也表現在鄧小平支持美帝國主義在阿富汗反對蘇聯的戰爭，這場戰爭培養出了一批瘋狂「反共」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其中就有奧薩馬·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中國政府甚至在1980年代後期還派遣數百名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顧問在巴基斯坦和新疆訓練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穆斯林聖戰主義者。根據1996年被塔里班拷打和處死的前阿富汗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的說法，「中國方面在戰爭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John Cooley《反神聖戰爭》，Pluto Press，2002年）
由於鄧在與新疆交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執行的政策帶來的「反作用力」，導致中國1996年不得不進行反「分離主義」的「嚴打」行動。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統計，1990年代後期新疆地區的死刑率是當時中國整體水平的的十倍。
九一一事件和右翼的政治伊斯蘭主義
布什政府在全球發動的「反恐戰爭」和2001年對阿富汗的入侵成為中國在新疆內部政治上的一個新轉折點。中國當局抓住在國際形勢上的這個轉變以進一步加強對新疆當地清真寺和宗教組織的控制，並且將所有要求更多民族自由的行為都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本來在這些事件之前，北京方面已經選擇淡化武裝的聖戰組織的危險。九一一事件之後早已沈寂的(假如不是徹底被消滅的)的聖戰組織的作用也開始在官方的宣傳中被大大地被誇大。
1990年代後幾年，在新疆一度出現越來越多的暴力衝突。1997年2月，伊寧市的和平示威活動轉為暴亂后，大約有200名維吾爾族被處決。此後中央政府的「嚴打」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粉碎採用個人恐怖主義的維吾爾族民族主義運動，他們往往錯誤地採取暗殺漢族官員或親當局的維吾爾族人的做法。其中最嚴重的攻擊是發生在1997年2月的烏魯木齊公共汽車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和74人受傷。
馬克思主義者一貫堅決反對個人恐怖襲擊。對於亟待解放的被壓迫者而言，這完全是個死胡同。而且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利用恐怖襲擊成功推翻壓迫階級實現解放的先例。與之相反，這隻會為更殘酷的鎮壓提供借口，因為這在工人階級中加深了種族和宗教分歧，恐怖主義的方法最終只會嚴重損害反抗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
當中共在新疆的發言人已成功地宣告，「相較於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離主義的威脅明顯減少」，繼續存在的鎮壓和種族宗教的歧視會在未來再次促使新一代維吾爾族青年採用恐怖主義襲擊，並錯誤地認為這是他們唯一可用來反擊的途徑。
2007年1月，解放軍襲擊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真主黨(ETIM，簡稱「東伊運」)在新疆西部帕米爾高原近阿富汗邊境的一處訓練基地，擊斃了18名所謂的恐怖份子。這次軍事行動的真相至今不明。東伊運也被美國布什政府列為恐怖主義集團，然而該組織的支持無疑被中共政權誇大，以合理化對新疆的鎮壓。東伊運跟阿富汗和中亞的「聖戰分子」有聯繫，包括基地組織阿爾蓋達，不過大部分維吾爾族人屬於伊斯蘭教中的蘇非派，而屬於極端反動的瓦哈比派的阿爾蓋達則將其視之為異端。
來自新疆內部的資訊表明，目前極端原教旨主義的組織如「東伊運」的影響力已經不再重要。對多數維吾爾族而言，目前的分離主義運動仍然主要是民族主義的泛突厥運動，而不是泛伊斯蘭的宗教運動。這也為另一個事實所證明，即使是如「東伊運」這樣的伊斯蘭宗教組織也並不試圖招募說漢語的回族成員，而回族也是新疆另一個重要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根據官方統計在當地接近1百萬，在全中國有接近1000萬人口。
對於居住在城鎮里的維吾爾族而言，也包括維吾爾族的工人階級；無論他們多麼不喜歡中國當局現在的統治，神權統治也毫無吸引力。當然這並不能保證政治性伊斯蘭教義影響不會在未來成長為反對北京當局政策和日益擴大的民族不平等的力量。而確實存在的真正危險是在更廣泛的地區活動的宗教組織的影響下，泛伊斯蘭主義的傾向可能會發展成為極端宗教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從而使建立跨民族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以反對中國當局右翼政策的任務變得更為複雜。
中亞–失敗的資本主義國家
新疆所經歷的獨立情緒的爆發，與蘇聯解體後中亞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這些共和國都已不可避免地成為專制、腐敗、壓迫和貧困的代名詞。整個地區成為世界上最不穩定地區之一，也很難再成為獨立的維吾爾國或「東耳其斯坦國」的典範。即使是新自由主義的喉舌《經濟學家》雜誌也不得不承認，「從經濟角度來看，蘇聯的解體對中亞地區而言是一場災難」。（《中亞的經濟調查》，2003年7月24日）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亞地區的資產階級政權也在拚命地向中國大獻殷情。這一過程以2000年形成上海合作組織(SCO)到達頂點。這一旨在與該地區「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進行鬥爭的「安全聯盟」建立對夢想依靠中亞統治精英們的泛突厥「團結」而反抗壓迫的維吾爾族來說是最後的一擊。到90年代末，流亡在中亞國家的數萬維吾爾族面臨了一場實實在在的惡夢。他們被不斷威脅將遣返回中國，而遭遇遣返的人多被處決或關押。這也是為什麼約有1000名維吾爾族流亡者逃到了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因為對其中的許多人來說這是僅存的避難所。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國際工人委員會(CWI)支持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其中也包括實現分離的權力。我們支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國，並呼籲少數民族留在一個聯合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它們將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治，而不是現在虛假的自治權。這將成為戰勝資本主義並建立一個真正世界性社會主義社會的最有利的基礎。但這隻能建立在自願而非強迫的基礎上。毛澤東和中國斯大林主義者的立場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在1930-4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政權進行鬥爭的時期，特別是當毛的紅軍部隊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他們曾經允諾尊重維吾爾族和其他所有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但是一旦中共的統治地位變得牢不可破的時候，這些允諾便被玩世不恭地所背棄。
這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在蘇俄成立初期的立場截然不同。羅莎·盧森堡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民族問題上她卻犯了嚴重錯誤。她聲稱列寧的政策將導致國家分裂和並在工人階級中產生分歧。列寧解釋說，正好相反，隨着強迫因素的消除，大多數的舊俄羅斯帝國的少數民族會自願選擇留在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內。當然在芬蘭問題上，當芬蘭群眾清楚而明確地表明希望脫離的時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府支持了他們的決定，並於1917年12月給予芬蘭獨立。對於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決定性因素在於如何可以最好地強化及保存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團結，而這比國家邊界更為重要。
在當今世界上，在強大的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民族問題幾乎從各個方面看都比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時代顯得更為複雜，新疆問題亦不例外。即使我們假設大多數維吾爾人希望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居住在新疆東部和北部的多數人口漢族顯然不會同意。而這就由可能製造出嚴重的種族衝突並為各自民族的統治精英為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
維吾爾族人口今天不到新疆人口的一半(45%)，而且隨着最近石油和天然氣能源經濟帶來的繁榮，漢族人口在進一步的流入；現在漢族人口預計佔新疆人口的41%，並在如烏魯木齊之類的大城市中明顯佔據多數。維吾爾人仍然在新疆的貧困的南部和西部地區佔據多數，其中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蘇等地。當然在整個自治區內穆斯林人口仍然占多數，大約有60%左右；這其中包括哈薩克族(總人口的7%)、回族(5%)、以及其他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吉爾吉斯族、塔塔爾族、烏茲別克族，塔吉克族等。這些民族間的關係也是相當複雜的，例如，說突厥語的穆斯林民族和講漢語的回族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就很對立。
即使在漢族社區內部，包括世代居住在新疆的原少數漢族人口、1949年以後前來定居的多數漢族、以及最近一批並不打算永久定居的農民工之間，也存在着諸多社會和文化差異。社會主義者在完全反對對維吾爾族的民族壓迫同時，也反對以對新疆的漢族的民族壓迫取而代之。如同科索沃的塞爾維亞族發現今天他們成為了當地的被壓迫民族，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衝突的問題；民族衝突只會一次又一次的劇烈，並甚至會威脅到整個地區的安全並導致戰爭。所以社會主義者有責任反對工人階級之間的民族分裂，並為推翻資本主義和專制制度而努力實現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
列寧為此如下總結了烏克蘭社會主義者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關係:
「如果烏克蘭的馬克思主義者讓自己對大俄羅斯壓迫者的完全合理而自然的仇恨，發展到以致對大俄羅斯工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事業也懷著這種仇恨的程度，哪怕只是一丁點，或者僅僅是分離疏遠，那麼這個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滾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泥潭中去了。如果大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哪怕是一刻，忘記了烏克蘭人對於全面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記了他們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那他同樣也會滾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泥的潭中去，並且更是黑色百人團（譯按：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的民族主義。」(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 )
支持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疆和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
在這個階段，仍然不能確定多數維吾爾人想獨立。儘管今天經濟增長非常一面倒的效果，但顯然新疆
也仍然得益於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融合，並且甚至在維吾爾族中也存在假如建立獨立東突厥斯坦國可能會遭受失去工作和投資的擔心。當然如果多數傾向獨立，社會主義者將支持他們的決定，但必須明確提「建立獨立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東突厥斯坦」的口號，而且需要向廣大維吾爾族解釋:要真正擺脫北京當局(以及中亞反對獨立的資產階級精英)的壓迫，只有通過在全中國乃至全亞洲範圍內進行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才可實現。
換句話說，只有把他們的鬥爭聯繫到中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群眾革命運動，並以終結資本主義與專制為目標，才能解決維吾爾人面對的民族壓迫。只有在工農民主政府的治理下，新疆人民才可能自由地決定自己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是否尋求獨立(同時保證新疆漢族聚居區自治與分離的權利)或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實現真正的自治。這將在民主和自願的基礎上，組建包括中國、中亞諸國、蒙古和俄羅斯在內一個完全平等的廣闊的社會主義聯邦，並將為發揮歐亞大陸巨大的經濟潛力提供無限的可能性。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下，新疆乃至整個區域的民族衝突是不可解決的。這是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支持任何現存的民族主義政黨或組織（不論是宗教性的或是政教分離的），無論他們所聲稱的目標如何，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能提出資本主義以外的替代方案，因此他們皆非主張廢除壓迫和貧窮，而只是改變了這個壓迫的國族型態。
但同時我們也完全反對中國當局對民族主義或宗教組織的壓迫，並呼籲給予所有人完全的民主權利:政治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等。我們捍衛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權利，包括:在與官方交流時使用他們自己語言的權利、在教育系統內使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教學、結束在就業、住房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各種歧視。
在新疆和其他地區的工人階級必須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而自己組織起來；為實現自身的解放，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