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被趕出中國，但政治權力卻落入了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手中
文森特-科洛，中國勞工論壇
主辦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週年慶祝活動的正是這個極為不安的共產黨（CCP）政權。這個政權越來越依賴於奧林匹克似的華麗慶典來顯示對自己的支持，儘管幾十年來超記錄的經濟增長，但該政權目前面對的是山洪般的來自工人、農民和年輕人的不滿。
領導中共取得政權的毛澤東被視為”國父”，然而當前官方觀點認為毛的政策是”極左”的並且需要後繼者鄧小平始於1978年的親市場經濟的變革。為了瞭解真實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我們必須從他處著眼。
中國共產黨不是在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下取得政權的。它帶有斯大林主義的色彩和方法，一開始它尋求的是相對有限的議程，即建立一個仍然保留資本主義經濟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不過雖然如此，它依然不得不順應當時世界歷史上出現的一個強大的革命潮流，正是這個二戰後興起的國際框架下的群眾性的革命熱情推動毛政權推進根本性的變化，該變化不限於中國而且是波及世界的大變化。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東亞病夫”–甚至按當時亞洲標準，也是貧困的。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1949年時為4.75億），可是近半個世紀裡，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失敗的國家”。從1911年至1949年，中國處在軍閥混戰的四分五裂下，其時的中央政府腐敗不堪，還遭受外國列強的欺凌。結束屈辱的外國管理的海關和駐紮在中國土壤上的帝國主義的軍隊是革命的許多實際成果之一。毛澤東政權還推行了世界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土地革命–沒有俄羅斯那樣的大但涉及到比俄羅斯農民多四倍的人口。
革命性的變革
正如歷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莫裡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指出的，”這一土地革命消滅了作為社會階級的中國士紳地主，從而最終消除了世界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階級，該階級長期來一直是中國復興和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1950年，毛澤東的政府頒布了婚姻法，禁止包辦婚姻、納妾，重婚，並使得男女的離婚更容易。這是在婚姻和家庭關係領域中政府曾經嘗試過的最具戲劇性的革新之一。
中共上台的時候，中國五分之四的人口是文盲。1976年毛澤東過世時減到不足百分之十。看看它49年前的落後狀況，1949年前整個中國只有83個公共圖書館和8萬張病床。到1975年有1,250個圖書館和160萬張病床。
平均預期壽命，1949年只有35歲，在同一時間跨度裡提高到65歲。公共醫療和教育領域的創新以及文字書寫的改革（推行簡化字），以及後來涵蓋大多數村莊的『赤腳醫生’改善了農村貧困人口的狀況。在當時比現在貧窮得多的中國取得的這些成就是對現在作為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結果的醫療和教育危機的控訴。
廢除封建主義是中國走上現代工業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然而在毛澤東的政權的初期，仍希望聯合資產階級，把重要的經濟部門留在私人手中，到50年代中期，不得不將政策推行到到底，剝奪”愛國資本家”並且把他們納入以蘇聯的官僚計劃體系為模式的國家計劃下。相對於一個真正的工人的民主制度，毛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的計劃是一個相當生硬的手段，但仍然比虛弱和腐敗的資本主義制度要強得多。
鑒於中國經濟起步階段的薄弱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的計劃經濟階段所取得的工業化真是驚人。從1952年到1978年，工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0%上升至35%（經合組織觀察員1999年）。這是有史以來工業化發展最迅速的記錄之一，超過1801年至1841年的英國（工業革命），也超過1882年至1927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工業化進程）。在此期間中國發展出了製造飛機、核能、船舶、汽車和重型機械行業。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200%，而人均收入增80%。正如邁斯納無可辯駁地說的：”正是毛澤東時期為中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的。沒有它，毛澤東後來的改革者將無處著手。”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兩次偉大的革命，俄羅斯（1917年）和中國（1949年），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事件更多的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兩次革命都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完全不能解決人類的根本問題的結果。兩者都是史詩般群眾性運動，而不是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聲稱的軍事政變。話雖如此，這兩個革命有著根本的區別，決定性的差別。
史太林主義
毛澤東建立的社會制度是斯大林主義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歐洲和其他地方革命運動的失敗導致俄羅斯革命孤立起來，這使得斯大林統治下的保守的官僚機構的興起，該官僚機構依賴於國有經濟，這樣的國有經濟給他們帶來了權力和特權。所有的工人民主的要素–由民選代表來管理和控制以及廢除官僚特權–都被遏制。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的，計劃經濟需要工人民主控制就像人體需要氧氣，沒有這一點，在一個官僚獨裁的國家政權下，計劃經濟的潛力將喪失，並正如20年前已證明的那樣最終整個大廈將傾覆。
1949年中共一開始取得政權時就選擇了這種斯大林模式，然而這遠遠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現存的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大眾可得到的顯著的成果，對世界政治產生了極大的激進的影響。中國和俄羅斯借助國有經濟，起到了迫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做出讓步。中國的革命增強了對歐洲帝國主義者離開南半球殖民地的壓力。中國革命也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幫助日本、台灣、香港和韓國的迅速工業化並利用這些國家或地區作為抵制革命擴張的緩衝帶，害怕它們會效仿中國的革命。正如馬克思所解釋說的，改良往往是革命的副產品。這種情況就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控制範圍下的亞洲軍政權不得不進行的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主義。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起亞洲資本主義快速增長之源。
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都是由群眾性共產黨領導的，但是在綱領、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其階級基礎上，它們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她的異變歪曲的斯大林主義贗品之間的不同。1917俄國革命在性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因素。這賦予了她政治上的獨立性和歷史性勇氣來開闢史無前例的開創性之路。革命的領導者，首先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國際主義者並視他們領導的這場革命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引領。
而與此相反，大多數中共領導者實際上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在這上面塗上一些薄薄的國際主義的色彩而已。這是與中國革命的農民階級基礎相適應的，列寧評論說農民是所有階級中最缺乏國際性的階級，他們的生活浸透著狹隘眼光，他們的生活狀況是分散的和隔離的，甚至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難以形成民族整體的眼光。列寧在1917年10月25日建立蘇維埃政權時的講話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結語而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建國時甚至沒有提到工人階級，而是著重強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甚至涉及”海外僑胞和其他愛國主義因素”。
中國革命在性質上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群眾性工會和選出的工人委員會的，而後者是俄國革命的發動力，關鍵是在俄國革命中存在一個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者）而在中國是基於農民的人民解放軍（PLA）奪取政權的。在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發揮作用，甚至接受命令不要進行罷工和示威而坐等人民解放軍佔領城市。
雖然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的能力，這正是紅軍/人民解放軍在抗日和與蔣介石反動政權鬥爭中所顯示出來的，但他們卻無力扮演獨立的政治角色。正如村莊會摹仿城市一樣，農民在政治上需要支持這個或者那個城市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在中國，不是城市推動鄉村，而這是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中共是通過建立農民大眾的組織然後佔領消極被動的對戰爭厭倦的城市來取得政權的。革命的階級基礎意味著它能模仿一個現存的社會模式而不是開創一個新的社會模式。
中共的農民傾向是從由於在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革命階段論”而導致的1925-1927年革命的駭人的失敗中發展出來的，該”階段論”主張說因為中國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共產主義者必須準備好支持蔣介石的資產階級國民黨並只能成為國民黨的助手。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的給人印象深刻的工人階級基礎被粗暴地扼殺了。
但是這次失敗後不久，數量雖少但極為重要的托洛茨基主義少數派得出正確結論，工人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必須領導中國革命，中共的多數派堅持斯大林主義的”階段革命論”概念，雖然具有諷刺性的是他們自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在實踐中否定了這個觀點。
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大多來自知識分子，伴隨著錯誤的假馬克思主義觀念發動了在農村的游擊戰爭。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和後來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陳獨秀警告中國共產黨有退化為農民意識的危險–具有遠見的判斷。到1930年，只有1.6%的黨員是工人而1927年時候有58%是工人，這樣的階級構成幾乎保持不變直到1949年該黨奪取政權。相應的，領導層把主要的鬥爭領域集中放在農村農民身上而拒絕把都市的同志作為工作的重心。
這也相應地發展出該黨內的愈發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也就是由命令和對毛的個人崇拜代替內部討論和民主–所有這些都是學自斯大林的統治方式。農民的環境和軍事鬥爭比扎根在群眾性工人鬥爭中的黨更為有益於官僚主義的發展。因此，儘管俄國革命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退化了，而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異化為官僚主義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毛主義具有矛盾的性質，在取得重要的社會進步的同時帶有殘暴的鎮壓和獨裁統治的特點。
當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帝國主義沒有能力直接強加自己的解決方案給中國，要求”軍隊回國”的情緒很強烈，所以美國除了通過巨額的援助和武器（總計60億美圓）支持蔣介石腐敗和極端無能的政府外沒有其他選擇。
華盛頓對國民黨缺乏信心可以從幾年後杜魯門總統的談論中看出來：”他們是竊賊，他們中每一個都是該死的竊賊，他們盜竊了7.5億我們援助蔣介石的資金，並把這些錢投資到聖保羅的房地產和紐約這裡的房地產。”
對於大眾來說，國民黨政權是難以磨滅的災難。今天這已被大大地遺忘，因此我們能在中國看到奇怪的現象：國民黨正又得到大眾特別是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的支持。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裡，有來自幾個城市的報告說”饑謹的人們無人關心地在街上躺著等死”，工廠和車間因為缺乏供應或者因為工人們太虛弱了以至工作不動而關閉，在大城市裡，政府的草率處決和黑幫犯罪的猖獗司空見慣。
伴隨著中共在它解放的地區推行的土地改革，中共得到的最大的財富就是人們對國民黨的仇恨。這也導致了蔣軍中大量軍人的逃往人民解放軍。從1948年秋天開始，大多數情況下，毛的軍隊的推進沒有遭到真正的抵抗，整個國家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國民黨的軍隊要麼投降棄逃或者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實際上，蔣政權是從內部腐爛的，這給中國共產黨意外有利的形勢。試圖複製毛的成功先例而追從毛主義的游擊運動（馬來西亞、菲律賓、秘魯、尼泊爾）卻沒有如此幸運。
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推翻國民黨幾乎肯定更快和更少痛苦地實現。從1945年9年日本的軍事失敗開始到1946年，在所有的主要的都市的工人發起了偉大的罷工浪潮，在上海有20萬工人罷工，在整個國家的大眾運動中學生也走向街頭，這反映了社會中間階層的激進化。
學生們訴求民主並且反對國民黨的為發動針對中共的內戰而進行的軍事動員。工人們訴求工會權利和提高工資。中國共產黨不是對這個運動給予領導而是起到了絆腳石的作用。他們催促群眾在他們的鬥爭中不要太”極端”。在此階段，毛仍然著眼於和不應該被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弄得不安的”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中國共產黨只是把學生運動利用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使之成為加在蔣身上並使之進入和平談判的壓力。中國共產黨也極力使學生運動和工人鬥爭隔離開來。階級鬥爭的必然法則讓這樣的運動限制導致了失敗和士氣消沉。許多學生和工人的活動家在緊跟著的國民黨的鎮壓浪潮中被收拾乾淨。一些人被殺害，歷史性的一次機會喪失掉，延長了蔣的獨裁統治並且使得城市大眾在接下來的內戰中處於被動狀態。
毛的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口號是斯大林主義”階段論”的產物。1940年他寫道：”中國革命在其目前階段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中心任務主要是和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鬥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為了和”進步的”和”愛國的”資產階級形成一個為某種共同目的而採取一致行動的政治組織，毛限制了土地改革（到1950年代秋天，土改只在三分之一的中國開展）並且給他們的”工商業資產”以保證。確實，中國共產黨立即國有化了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官僚–的資產，而私人資產階級依然控制著自己的資產，到1953年，仍然占GDP的37%。但是毛的政權不得不突破這個線並把資本主義一掃而空以便鞏固他自己的權力。
一個重要的考驗是爆發於1950年6月的朝鮮戰爭。這帶來了來自美國的擴大著的巨大的壓力，如經濟制裁，甚至威脅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這場戰爭和伴隨著它的顯著兩極化的世界形勢（所謂的美蘇之間的”冷戰”）意味著毛的政權為了保持這個政權，這也是它唯一的目的，不得不完成社會轉變，加速推進土地改革和對整個經濟進行控制。
因此中國革命是充滿矛盾的未完成的革命，它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恐怖的官僚主義獨裁，這權力和特權的不斷增長破壞了計劃經濟的內在發展潛力。到毛逝世時，該政權是深深地分裂的並且處在危機中，它害怕可能使他們喪失政權的群眾性劇變。這解釋說明了從毛的政策後退並在他的繼任者下回轉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因。
對毛澤東的繼任者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
當中國領導人看著10月1日的盛大閱兵時，他們掛念的可能在其他方面，即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肆虐而不斷產生的問題。政府的高級智囊說，由於出口受阻（本年下降了23％）而導致中國喪失了4100萬個就業機會。今年勞工的鬥爭上升了30%，包括現在著名的反私有化鬥爭，即鋼鐵工人打死威脅要解雇他們的老闆。
該政權的擔心通過其決定限制參加國慶的人數為20萬可以看得出來–20年前有100萬人參加了國慶慶典。北京還禁止省級慶祝和遊行。原因何在？因為他們害怕這些事件可以被利用或引起反政府抗議活動。它不僅是在穆斯林佔多數的新疆地區，那裡的政權和抗議者發生的衝突不斷（包括維吾爾穆斯林和漢人，最近已經憤怒舉行反政府抗議活動）。
在北京的兩所大學的學生抵制了10月1日為慶典而要求進行的嚴格的培訓計劃，有的甚至焚燒他們的禮儀服裝。一個互聯網上流行的反政府的網站評論說：”這是你的生日，與我有什麼關係？”許多青年已成為支持全球資本主義共產黨的堅定的反對者，認為這是某種對現政權的選擇。另一些轉向毛澤東的遺產，因為他們認為現政權完全背叛了革命。在這一日益增長的社會和政治動盪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正試圖通過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和其他出版物贏得對民主社會主義作為唯一前進道路的支持
本文的簡縮版將刊登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的週報《社會主義者》（The Socialis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