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牆運動的自身根源可追溯自反越戰運動，這不僅塑造了同性戀的政治身份，而且為之後幾十年性少數組織的政治身份奠定了基礎。
Greyson Van Arsdale 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今年的驕傲月也是以色列入侵加沙的第八個月。此次入侵已造成三萬五千餘人死亡，成千上萬的更多人受傷。目前，數百萬人流離失所，而以色列對拉法的地面入侵和大規模飢荒可能會大幅推高傷亡人數。
許多年輕性少數人士一直站在反戰抗議的最前線，尤其是4月份爆發的大學生校園佔領。隨著暑假的到來，反戰運動將尋找下一個發展方向，許多年輕人將把反戰的意識帶到驕傲節的慶祝和示威中。
但這並不是美國性少數青年第一次參與到反對殘酷戰爭的鬥爭中。事實上，美國性少數解放運動的發展不僅受到了反戰鬥爭的影響，而且某種程度上就是反戰鬥爭的產物。
長久以來，人們都說驕傲遊行起源於1969年石牆酒吧的抗議和騷亂。這的確是事實，人們也一直在努力恢復驕傲遊行來自石牆的激進起源。但石牆運動根植於反越戰的運動，這不僅塑造了同性戀的政治身份，而且為之後幾十年性少數組織的政治身份奠定了基礎。
石牆之前
作為冷戰中「全球反共」鬥爭的一部分，美國統治階級發動了這場鎮壓越南社會革命的戰爭；但被拖上戰場進行暴力殺戮的卻是數百萬普通民眾，這極大促進了群眾的激進化。在越南戰爭期間，有200萬人被徵召入伍，超過4萬美軍陣亡——當中主要是工人階級和窮人，因為（更有錢的）全日制大學生有資格延期服役。
當沒有被徵召的美國人開始在電視上看到暴力、聽到所愛的人遭受傷亡時，他們對戰爭從厭惡變為反對，並最終開始了激烈的行動。
但不同的社區所經歷的激進化進程有所不同。對於符合徵兵條件的性少數年輕人來說，越南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出櫃的壓力。
同性戀者，或者徵兵問話時表露「同性戀傾向」是不能參軍的。隱瞞同性戀身份參軍可能會導致不名譽退伍，進而極大地影響生活，甚至會難以找到工作。但如果在徵兵時承認了同性戀傾向，又很可能因為徵兵信息的公開而被迫出櫃。隨著規避徵兵對許多人來說成為了既能拯救生命，又能表達政見的重要途徑，越來越多的年輕同性戀應徵者選擇「公開出櫃」反對戰爭。越戰迫使同性戀成為一種政治身份，而不僅僅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一種性取向。
與此同時，蓬勃發展的大規模反戰示威活動給了同性戀解放組織走出陰影的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運動逐漸不僅僅針對越南戰爭，還與黑人、婦女的解放運動等鬥爭聯繫在一起，這為同性戀解放組織提供了勇氣。早在石牆鬥爭前，1969年的五一反戰示威活動中就有一支有組織的同性戀隊伍——當年晚些時候，石牆鬥爭開啟了同性戀權利組織的新時代。
越南戰爭的恐怖也在同性戀運動人士內明確了什麼才算「進步」。長期以來，同性戀平權運動一直爭取融入軍中的平等權利，但反戰運動讓許多人相信，允許參軍並不代表平等。在此期間興起的同性戀解放組織，如同性戀解放陣線，堅決反對提出同性戀融入軍隊的要求，為同性戀解放運動更為激進的表達奠定了基礎。
這顯然越過了一些二戰後同性戀權益組織（如馬太辛協會和比利圖斯之女）的界限。這些組織認為，對同性戀者來說，因同性戀而不名譽退伍在社會、經濟意義上都是災難性的，而得以融入在軍隊中是同性戀者贏得尊重的必要條件。
越戰改變了這種意識，並為1969年石牆鬥爭的爆發奠定了基礎，也讓人們對自由地成為性少數人士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不同的戰場，相同的鬥爭
反越戰運動教會了一整代工人、青年去鬥爭，反抗資產階級政權在國外煽動戰爭和暴行、在國內推動壓迫和貧困。至今仍在慶祝的驕傲月運動當年也以此為試煉場。但它不僅僅是性少數解放運動的關鍵。反越戰運動從5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汲取了能量和靈感，並促成了20世紀70年代黑人權力運動的激進化、支持了女權鬥爭，最終引發了1970年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婦女權利示威活動，帶來了1973年羅訴韋德案的勝利。
在過去十年中，許多年輕人開始本能地認識到，不同的受壓迫身份是重疊的，或「交織」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一詞是為了描述個人的生活是如何實際地被不同「交織」在一起的壓迫（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殘疾歧視）所影響。新一代人意識到，這種現象超越自身的個人經歷，成為了大衆互相關連的鬥爭。
但它們之間是如何聯繫起來的？比「交織」一詞更好的表述可能是「相互依賴」（co-depend）。我們經歷的每一種鬥爭，都是聯繫到作為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剝削，這讓我們擁有共同利益來反抗統治階級——他們想讓我們相互內鬥競爭，而這僅僅有利於最富有的人。
馬丁·路德·金於1965年公開反對越戰，他在1967年的著名演講「超越越南（Beyond Vietnam）」中這樣說道：「人們經常問：『你為什麼要談論戰爭，金博士？ 你為什麼加入異議的聲音？』『和平與民權不能混為一談，』他們說。『你不是在傷害你人民的事業嗎？』他們問。當我聽到他們時，雖然我經常理解他們關心的來源，但我還是非常難過，因為這樣的問題意味著詢問者並沒有真正瞭解我、我的承諾或我的呼召。事實上，他們的問題表明他們並不瞭解他們所生活的世界。」
金說道：「我們一再面臨殘酷的諷刺，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黑人和白人男孩為一個無法讓他們一起坐在同一所學校的國家一起殺戮和死亡。所以我們看著他們殘忍地團結起來燒毀一個貧窮村莊的小屋，但我們意識到他們幾乎不會住在芝加哥的同一個街區。面對如此殘忍地操縱窮人的行為，我無法保持沈默。」
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利用壓迫來分化工人階級，因為全球間工人階級的人數要比資本家遠遠多出數十億。這意味著，所有工人，無論其身份如何，都是戰勝壓迫的得益者——因為壓迫是工人共同對抗社會主要敵人的障礙，而這個敵人就是少數的權貴，他們賺取數萬億的利潤，不惜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反壓迫運動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輔相成的。反越戰運動的例子就深刻地說明瞭這一點，不同經歷的工人階級相互學習如何領導進取的反壓迫鬥爭。
當今的加沙與性少數鬥爭
美國的性少數人士處境日益艱難。自2022年和2023年右翼反彈浪潮席捲全國以來，跨性別人士的合法權利在許多州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如今，38%的跨性別青年生活在禁止為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照護的州。也有差不多人數的跨性別人士，生活在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體育運動的州裡。有11個州禁止跨性別人士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公共浴室，其中有兩個州規定，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公共浴室屬於刑事犯罪。
過去兩年的「驕傲月」一直籠罩在一種不安、恐懼的氣氛中，有時甚至是對過去十年來性少數人士權利的倒退感到絕望。性少數青年有時在學校和社區中孤立無援，他們想方設法進行反擊，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建立抗議運動的勇敢努力並不能抵擋右翼分子的衝擊。
當年的性少數高中生現在已經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就在組織加沙抗議的校園裡。他們在運動如何取得勝利方面學到了什麼？他們逐漸會具體地看到國際法庭的行動未能阻止以色列的屠殺行動，甚至聯合國反對暴力的成功動議也未能產生影響。他們看到自己在群眾抗議和急速傳播運動中的行動改變了美國人的意識，為要求停火帶來了巨大壓力，最近，他們又看到拜登總統縱容並支持警方打壓學生並將其趕出抗議營地的暴行。
那麼，對於美國反對性少數壓迫的鬥爭，性少數學生會得出什麼結論呢？如果民主黨如此毫不掩飾地向以色列運送武器，實施大規模屠殺，那麼他們能是個爭取性少數平權的政黨嗎？如果拜登如此爽快地支持派警察鎮壓反戰抗議者，而這些抗議者佔據的校園正是他們生活和交學費的地方，那麼他對跨性別人士權利的背書就能衡量這場運動的成功嗎？是通過推動法庭訴訟贏得勝利更有力，還是在街頭、工作場所和學校開展抗議行動甚至公民不服從更好？
從反對加沙戰爭的運動中得出的結論，可以將性少數權利鬥爭引向下一階段的鬥爭——爭取使我們與民主黨發生公開衝突的要求，如包括性別確認照護和按需墮胎在內的全民醫療保險，通過向富人徵稅來支付的大規模可負擔住房擴建，以及工會組織醫院和學校大規模不遵守反性少數群體法律。為爭取性少數工人和青年的實際需求而進行的戰鬥性鬥爭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從右翼那裡獲得動力，建立一個真正自由表達的世界。
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
反越戰運動的高潮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反戰鬥爭截然不同。在加利福尼亞奧克蘭，1970年3月之前的六個月裡，50%的被徵召者拒絕報到。到1972年，有意識地拒服兵役的人數超過了應徵入伍者的人數，有245份個人報紙在基層兵士中出版發行，名稱包括「立即撤軍！」和「星條旗下的無賴」。街頭運動的規模比我們今天看到的要大得多，1969年10月15日，200萬美國人舉行了反戰示威，1.4萬人被捕，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大規模逮捕。當然，在反戰運動達到高潮時，美國的戰爭已經自1955年打了十幾年，戰事在1965年「滾雷行動」開始後不斷升級。
反對加沙戰爭的運動處於弱勢地位——這不僅是因為美軍沒有直接參與，還因為21世紀工人階級組織和鬥爭的軟弱無力。工會儘管往往擁有支持戰爭的反動領導層，但它們曾經不僅是經濟鬥爭的核心，也是政治鬥爭的中心——然而它們現在已經被數十年的攻擊所侵蝕，最近才剛剛開始復甦。曾經擁有數萬名成員的激進組織如今變成了宣傳性的非政府組織（NGO），它們現在更多地與民主黨的建制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工人階級的生活聯繫在一起。
重建這種動能並重新汲取過去的教訓是一場全方位的鬥爭——從反戰運動到性少數解放運動，再到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性別主義和性別壓迫的鬥爭。
越戰時代向我們展示了群眾鬥爭的巨大力量。是人民的抵抗結束了越南戰爭，包括在越南戰場上抵抗的游擊隊戰士，以及在美國國內削弱美軍戰鬥意志的運動。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所有的鬥爭都是爆炸性的，唯獨缺少的是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來將鬥爭團結起來，並指向鬥爭的最終結論：反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並為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和贏得一個社會主義世界而建立一場團結的鬥爭。
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這種團結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