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大規模屠殺之一，發生於1965年美國支持的政變中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1965年10月，鎮壓印尼共產黨（PKI）、以及隨之而來鎮壓該黨廣大工人階級的行動開始，並於翌年全年繼續進行。這是20世紀最血腥的屠殺之一。普遍估計遇難者至少有50萬人，甚至可能有100萬人。即使是與印尼右翼將領們共謀策劃這場暴行的中情局，後來也將這場屠殺與納粹及斯大林的恐怖罪行相提並論。
美帝國主義害怕，在印尼共產黨所支持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總統蘇卡諾統治下，印尼可能會脫離西方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當時正值所謂「冷戰」的高峰時期，冷戰是兩個陣營之間的長期地緣政治與軍事對峙——其中一方是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另一方是威權斯大林主義政權。各斯大林主義政權統治的是國有經濟體，但它們實行完全官僚化的統治。雖然後者與真正社會主義相差十萬八千里，但僅僅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就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構成了威脅，因為它們阻礙了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並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非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1962年的一份中情局備忘錄顯示，美國總統肯尼迪與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同意要「根據情勢與可用的機會，清算蘇卡諾總統」。
種族屠殺
中情局與駐雅加達的美國大使館把列有上千名「共產黨可疑人士」的名單交給印尼軍方，並在右翼宗教準軍事部隊的支持下，展開圍捕和處決。英國當時執政的是威爾遜的工黨政府，而英方慫恿印尼軍方將其恐怖行動推入反華方向，將目標鎖定在佔印尼人口4%的華裔身上。
這又是出自於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西亞打擊共黨暴動的經驗。時任BBC通訊記者查利斯（Roland Challis）表示：「西方對印尼非共黨政客的期望之一，是他們能更成功地將共產主義的標籤貼在印尼的少數華裔身上，讓共產主義轉化為一個種族議題。」為了進一步推進其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總是毫不遲疑煽動種族與宗教分化。
印尼的屠殺幾乎以產業級的規模進行。夜夜都有上百具屍體倒入水中，堵塞了河川與渠道。2012年的紀錄片《殺戮演義》（The Act of Killing），片中提出死亡總數是100萬人。喪生者的2/3是華人，及後的軍事政權禁止中文標語，並關閉了華人學校。
這事件標誌著蘇卡諾時代開始走向終結，他夾在他左側的印尼共產黨與右側的軍方、封建伊斯蘭團體之間，原本維持著波拿巴主義式的均勢統治。後來，印尼這個擁有數百萬黨員、全球規模最大的非執政共產黨被打為非法，並且有約100萬人未經審判便遭到監禁。美國國務院興高采烈地宣佈，在非東方集團的世界裡，共產主義者的數量在一年內下降了42%。蘇卡諾只是以軍方領袖的身份才得以繼續掌權，直到1967年初被掃地出門為止。然後，蘇哈托將軍帶來了32年的獨裁統治。
蘇哈托的暴政是美國撐腰的軍事獨裁鏈之一環──其他還包括南韓的朴正熙、臺灣的蔣介石──目的是牽制住席捲亞洲與新殖民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印尼的政變過後，澳洲總理霍特（Harold Holt）表示：「除掉50至100萬共產主義同情者之後，我認為可以放心地假設情勢正在重新調整中。」
未知的篇章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65-66年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這個國家歷史的未知篇章。在蘇哈托的數十年鐵腕統治下，甚至在他倒台後，學校教育體系一直以粗糙的反共宣傳影片進行洗腦教育。2009年的《雅加達郵報》的意見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大學學生「從未耳聞1960年代的大規模屠殺」。
蘇哈托時代制定的反共、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禁止宣傳無神論的法令，從未被廢除。然而，這一事實全然不妨礙現任總統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蘇哈托的前女婿）於2025年9月，以習近平的貴賓之姿，出席北京盛大的閱兵式。
在1998年印尼盾危機時，一場革命行動顛覆了蘇哈托政權。諷刺的是，這場危機正是發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羞辱性的緊縮政策強加給他的政府之後，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被蘇卡諾掃地出門、而被蘇哈托迎回印尼。然而正如前特種部隊將軍普拉博沃被控犯有戰爭罪、但仍舊能在2024年當選總統，這樣的情況說明了時至今日，挾帶巨大經濟利益的軍方人馬仍是印尼政治的主要力量。同理，1965-66年在軍方指導下執行大多屠殺任務的法西斯式準軍事部隊從未受到調查或處罰，並且繼續跟現在的政權維持緊密關係。
蘇卡諾是個和埃及的納賽爾（Nasser）、印度的尼赫魯（Nehru）一樣的激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袖，周旋在西方（資本主義）與東方（斯大林主義）陣營之間。在蘇卡諾執政的最後幾年，他受到中國毛澤東政權的極力巴結，而北京也是印共領導層最主要的國際支持者。
中蘇兩大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愈來愈對立——引起了「中蘇交惡」。這場兩個名義上的「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的對抗，甚至在1969年引發了一場未經宣戰的邊界衝突，這場衝突長達七個月，是根植於兩個官僚獨裁政權互相矛盾的民族利益而展開的權力鬥爭，但卻以「真正的共產主義」（北京）對「修正主義」（莫斯科）之名包裝。
隨著冷戰在1960年代早期變得更加緊張（特別是在亞洲），蘇卡諾也響應了激進的反西方主義。然而這並沒有阻止在1963年與西方石油公司簽訂契約，完全無視了印共與民族主義者國有化油田的訴求。英美兩國關於如何把剛獨立的馬來西亞當成西方利益橋頭堡加以利用的爭論，被蘇卡諾正確地斥為「新殖民主義的」衝突。他帶著印尼脫離聯合國，還將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驅逐出國。
這些措施向華府與倫敦敲響警鐘，儘管如此，印尼群眾的處境仍在惡性通貨膨脹、失業率飆升與土地改革的僵局中惡化。蘇卡諾的演說充滿激進的修辭，卻沒有提出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對縮寫情有獨鍾的他提出了「NASAKOM」這一概念──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的混合物，這一言辭充其量是為了安撫不同社會勢力、而他試圖在這些勢力當中求取平衡。
1963年一場嚴重的乾旱導致中爪哇省出現大規模饑荒。當農民在印共的支持下開始佔領土地時，軍隊也四處展開鎮壓。蘇卡諾要求印共領袖們取消在這個議題上作出鼓動，以換取一些形式上的讓步，而印共領袖們也照做了。
Craig Bowen曾在他優秀的《從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產黨》簡史裡解釋道：「國家對世界各地的銀行有嚴重負債，預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於長期惡性通脹的結果，印尼盾（Rupiah）的幣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幣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間，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與此同時，有報道說，高達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費用被用作武裝部隊的開支，這數字令人吃驚。」
階段革命論
群眾不滿在增長的事實，反映在印共壯大的速度上。印共從1952年只有7千黨員膨脹到1964年的300萬人，這時印共已是繼中共與蘇共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到了1965年8月，距離軍事鎮壓開始不過幾個禮拜以前，印共領導的工會、青年與婦女組織底下有2,600萬人──那是印尼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後來在1965年11月被軍方逮捕並槍斃的印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甚至曾經誇口說如果當時舉辦大選的話，印共會贏得30%的選票，而這在當時聽起來是完全合理的。
但大選並沒有舉行──1959年蘇卡諾以他所謂「指導式民主」之名行戒嚴之實，大選也就在印共領導層的同意下暫停。在1955年，蘇卡諾執政的最後一次議會選舉中，印共以16.4%的選票成為第四大政黨。
不幸的是，印共領袖們被斯大林主義式的「階段」革命論所束縛，以致他們相信像印尼這樣最近才剛脫離荷蘭殖民的新殖民國家，並沒有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他們因此得出結論說，工人運動的任務是要以結合成「反帝國主義聯盟」的方式擁護民族資產階級的最激進勢力。根據這個理論的架構，其目標在於鞏固民族資本主義與「民主」並無限推遲社會主義與工人奪權。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堅持：「階級鬥爭從屬於民族鬥爭。」
這種階段論是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信仰的之一，意味著印共領袖對群眾鬥爭而言是個巨大的剎車器。他們強調的是民族因素，譬如在軍事及政治上對抗英美支持的馬來西亞獨立成國（馬來西亞與印尼在婆羅洲上有領土接壤）；犧牲的卻是對階級鬥爭的響應，就像1917年俄國革命及其知名口號「和平、麵包和土地！」那樣。
在印共與蘇卡諾的結盟下，該黨實質上成為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權的附屬物，一切行動與綱領上的獨立性都被剝奪，並且只舉辦總統所批准的活動。
歷史學家莫金戈（David Mozingo）觀察道：「該黨龐大的工人、青年、婦女組織可以舉行讓蘇卡諾演講的壯觀集會；但是，這些集會卻很難令城鎮平民相信印共正離奪權愈來愈近。」
看似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印尼共產黨，與蘇卡諾的政治差異在群眾眼中愈漸模糊；甚至從印共領導層看來也是如此。
如同澳洲歷史學家莫爾提梅（Rex Mortimer）所述：「到了1963年，該黨對總統的崇拜已達近乎盲目的地步。儘管總統因為疏於經濟事務而惡名昭彰，該黨仍宣稱他手握經濟藥方。不久之後艾地因為封總統為他馬列主義的第一導師，因而被授予榮譽。」
1920年代中國的翻版
印共領袖的政治錯亂，以及他們未能明白與追求一個獨立、明確的社會主義立場，簡直就是重犯1920年代斯大林與政治經驗尚淺的中共在中國所犯下的錯誤，而這一錯誤導致了1927年災難性重大失敗，中國工人階級當中的最先進分子遭到血腥鎮壓。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針對斯大林階段論的最佳解答，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也會（依照具體狀況而定）與非社會主義者、甚至資產階級政黨組成在純粹實用性質的短暫聯盟，譬如抵抗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或保衛民主權益；但馬克思主義者在此同時也要保有完全的政治獨立與行動自由。俄國革命已經證明，不可能存在一個穩定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土地改革、民族問題以及民主權利的任務唯有通過工人階級奪權才能實現。
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反對中共照著斯大林強加的政策在1924年加入國民黨。中共加入國民黨，完全從屬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底下──而國民黨和它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並沒有能力進行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必然會採取反工人階級的措施。
因此，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在40年後極力主張印共從屬於蘇卡諾，是件多麼諷刺、可惡的事情。與1920年代一樣，這政策導致反革命的屠殺，而工人階級的先進共產主義分子被殲滅。由於沒有理解1927年中國革命的慘敗，中共鼓勵印共在政治上順從蘇卡諾。艾地在1963年成為中國科學院的榮譽會員，他的選集開始由中共出版。印共與蘇卡諾的所謂聯合陣線也被宣稱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著重要的國際意義。」
如此恭維是為了獎勵印共脫離莫斯科並開始繞著北京運轉，提升中共在全球共運中的地位，將印共作為北京向蘇卡諾與印尼資產階級施加影響力時的談判窗口。這重演了斯大林40年前，試著利用政治上遭閹割的中共去爭取跟蔣介石國民黨的結盟，旨在推進斯大林統治集團局限於一國視角的外交政策利益、而非推進工人階級革命的利益。
即使在1965年尾聲的軍事鎮壓展開之後，中共政權非但沒有訴諸「人民戰爭」，或對反革命發動武裝鬥爭，反而建議印共「不要恐慌，也不要被挑釁」。這種立場源於它不願進一步削弱蘇卡諾的地位，以便搶救結盟關係。這甚至與斯大林注定失敗的對華政策如出一轍，斯大林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上海大屠殺後企圖挽救與汪精衛領導的所謂「國民黨左翼」的聯盟，而不是讓中共重新回到明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上。
因此，在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被種族主義暴徒襲擊時，中國官方仍噤若寒蟬。後來到了1967年，倖存的印共黨員決定重回游擊路線。實際上，當時中共政權對印尼的政策已經瓦解，游擊戰也只是先前群眾鬥爭的迴光返照。
最殘酷的敗仗
1965年軍事鎮壓肇始於九三零事件（G30S，Gerakan 30 September），一群激進的軍官在9月30日發動一場拙劣的政變，逮捕並殺害六名右翼的將軍。這場未竟全功的行動大概是為了先發制人，阻止這些右翼的將軍醞釀在一週後啟動的政變陰謀。受美帝國主義撐腰的軍隊高層逮到機會，把這場失敗的政變歸咎於印尼共產黨，並展開大規模報復。
儘管印共少數高層可能有耳聞一些風聲，但其黨員徹底被九三零政變搞得措手不及。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能以一詞表達：那就是「癱瘓」。在軍方開始以毀滅性的反共宣傳展開反攻後，要阻止右翼發動的軍事接管、從而阻止它粉碎群眾反抗，唯一方法就是動員印尼共產黨的群眾力量上街並號召大罷工。
印共應該回應要求立即舉行大選、將土地歸還農民、凍結物價、國有化產業並將其置於工人民主控制、民主化軍隊與舉行軍官選舉，還有迅速組織工人的武裝民兵。如果這些訴求能在右翼軍方領導層鞏固對政府與國家的控制之前便立即提出，就很有現實機會取得成功。不幸的是，印尼共產黨沒看到架在脖子上的快刀，該黨領袖們不但沒提出這些訴求，還期待他們的「朋友」蘇卡諾能挽救局面。
印共幹部對鎮壓的爆發毫無準備，由此導致的便是束手無策，狀況跟1933年的德國與1973年的智利有相似之處。印尼共產黨員，包括領導階層在內，一點求生計劃也沒有。似乎在他們之間廣為流傳的建議就是「等待指示」。然而指示始終都沒有被下達。
印尼共產黨的慘敗與接下來的血腥慘劇，都是對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恐怖警號：不單單是資本家、將軍們和帝國主義勢力隨時準備著為挽救其制度而展開大屠殺，還有對「激進」資產階級政客的幻想、缺乏明確的社會主義綱領、模糊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政治之間的界線等政治錯誤，都會演變成最殘酷的敗仗。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印尼危機接踵而至。其基尼係數（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從2000年的0.285上升到2025年的0.375。今天，自27年前蘇哈托獨裁政權垮台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正在震撼這個國家。現任總統普拉博沃是1965年右翼軍國主義分子的政治傳人——他接受美國訓練（並短暫遭受美國制裁）、對「西方」民主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隨著新一代工人階級鬥士與受社會主義影響的青年投身鬥爭，印尼共產黨興衰的血的教訓必須被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