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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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1789——1848——1905

    历史不会重复。不论人们怎样把俄国革命同法国大革命相比,也决不能把前者变成后者的简单重复。19世纪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

    1848年同1789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同法国大革命相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以它们微不足道的规模令人吃惊。从一方面说它们发生得太早,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们又发生得太晚了。资产阶级集团为了同过去的统治者(贵族)进行总清算所需的巨大力量,或者靠反抗封建暴政的全民的强大团结或者靠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才能取得。第一种情况在1789年到1793年间发生过,那时为了竭力抵制旧秩序而团结起来的民族力量,完全消耗于同反动派的斗争;第二种情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黑暗落后势力所必需的实际力量,将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内「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而产生出来。各阶级之间的严重摩擦将使资产阶级不再可能起主要作用;这种摩擦将推动其反对者——无产阶级走向前台,使无产阶级在一个月内获得十年的经验,使它处于首要地位,并迫使资产阶级把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它。这个坚决、毫不犹疑的阶级,可以使革命进程获得巨大发展。

    革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完成,要么一个民族团结得像一头奋起前进的狮子,要么一个民族在斗争的过程中最后分裂,以便让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来完成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无力执行的任务。这是两种对立的情况,其纯粹形式当然只有在逻辑对比中才能得到。

    许多例子表明,如果革命处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是最坏不过的。1848年革命正是这种中间情况。

    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一种资产阶级,它开明、活跃,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新秩序的斗争的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始终认为自己是民族的领袖,他们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予他们口号并授予他们以斗争的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思想把民族团结了起来。人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选举资产者作为他们的代表,选民给予代表们的命令是用资产阶级语言写出来的,这个资产阶级刚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任务。在革命时期,虽然阶级对抗暴露了出来,但是革命斗争的强大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都是在其力量转移到随后一个阶层之后被抛离政治轨道。整个民族仍继续以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坚决的方式为它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民族的民主要求便反对这个资产阶级,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种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资产阶级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民族范围内取得了第一次经典表现。

    雅各宾主义是现在一切自作聪明的自由派口中的骂人话。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仇恨,对群众的憎恨,对于在街头形成的历史的力量和光辉的憎恨,都体现在这样一个愤怒和恐惧的吼叫中:雅各宾主义!我们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军早已经为雅各宾主义作了历史结论。现在的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都是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我们批判了它的理论,揭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它的社会矛盾性,它的乌托邦主义,还揭露了它的用语,我们摒弃了它的传统,这些传统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革命的神圣遗产。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要保卫雅各宾主义,使其不受贫血的、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的攻击、中伤和愚蠢的诽谤。资产阶级已经可耻地背叛了它在青年时期的一切传统,它现在的雇用文痞辱殁他们祖先的坟墓,亵渎他们祖先的理想。无产阶级已经起来保护过去资产阶级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彻底地摒弃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但却把这些传统作为伟大的热情,豪迈气概和主动精神的遗产而加以保护。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自由主义又有什么力量呢!……资产阶级民主在什么时期曾经达到像1793年的雅各宾党、无套裤党、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的民主所达到过的高度,和在人民心中燃起那样高涨的热情呢?

    当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以卑鄙可耻的事迹结束其简短历史的时候,除了雅各宾主义,又有什么能在过去和现在使法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把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今天的无产阶级保持在其影响之下呢?

    雅各宾主义的魔力、它的抽象的政治思想、它对神圣共和国的崇拜、它的堂皇宣言,一直到现在仍然向克里孟梭、米勒兰、白瑞安和布尔日瓦这些法国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提供精神食粮,如果没有这笔资产阶级革命英雄时期的精神遗产,他们拿什么掩饰自己的反动性和抱残守缺立场?看看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清楚了,他们一面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客的「得天独厚」羡慕得要死,同时仍在咒骂这种「得天独厚」的来源:雅各宾主义。

    甚至在许多希望已经破灭以后,雅各宾主义仍然作为一种「传奇」留在人们的意识里。很久以来,无产阶级一直用过去的语言谈论自己的前途。1840年,即在「山岳党」政府执政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在1848年6月的日子之前8年,海涅曾参观了圣马骚近郊的几个工厂,并见到了工人们——「下层阶级中最健全的部份」——的读物。他在写给一家德国报纸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那里发现了罗伯斯庇尔的几篇新演说,还有马拉(Марат)写的小册子(两铜币一本);卡贝(Cabet)的《革命史》;卡门南(Carmenen)辛辣的时政讽刺文;布那罗蒂(Buonarroti)的作品《巴比夫的教训和密谋》,都是热情洋溢的作品……」这位诗人预言说,「一个共和国迟早会作为这些热情种子的果实,在法国土壤上萌芽和成长。」

    在1848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敢承担起清除妨碍它取得政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责任。现在我们己经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它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它很清楚)是在旧制度中加进一些必要的调整,不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只是为了同旧势力分享权力。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它变得卑鄙地聪明起来,它被前辈的变节所腐蚀,更被前辈的失败吓倒了。它不仅不能领导群众向旧秩序冲击,反而依靠旧秩序去镇压推动它前进的人民群众。

    法国资产阶级成功地发动了大革命。它的意识成了社会的意识,在大革命时代,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事先被资产阶级意识作为一种目标,作为一个创造性政治任务予以肯定,就无法成功建立起来。它常常凭借动人的姿态来隐匿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但它毕竟前进了。

    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干」革命,而是同革命断绝关系。它的意识反对争取自身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革命不是由它来进行的,而是在它的反对声中进行的。民主制度在它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斗争的目标,而是对现实利益的威胁。

    1848年需要一个能在抛开资产阶级或(如有必要)镇压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掌握形势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以其压力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并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尸体抛开的阶级。

    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作不到这一点。

    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敌视过去而且也敌视未来。这个阶级仍然陷在中世纪的残余中,但是已经在「自由」工业面前走向没落了;它仍然在城市中留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面前已经不断后退;它充满了成见,事件的纷扰使它惘然若失,它受剥削同时又剥削人,贪婪而又毫无办法,一句话,哆哆嗦嗦的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主导国家大事。

    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相比,农民更缺乏独立的政治主动性。多少世纪来在封建枷锁的束缚下,农民贫困不堪,怒气冲天,身上集中了新旧剥削的一切痕迹。在一定时期,他们曾经是杂乱的革命力量的丰富源泉,但是他们分散,缺乏组织,被排除在作为政治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愚昧无知,目光只限于自己的村落,对城市的远大眼光不懂也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农民一旦解除了压在身上的封建义务便立即感到满足,对于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不知感恩。解放了的农民是「秩序」的狂热拥护者。

    民主知识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集团时而追随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充当后者的政治尾巴,时而在紧要关头抛弃自由资产阶级,并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在矛盾罗网中彷徨混乱,结果只会到处给人添乱。

    无产阶级还太软弱,太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必需全面清除旧封建关系的程度,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德国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抗已经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承担领导国家的任务,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项任务。革命内部摩擦的确已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摩擦也削弱了力量和统一行动,使许多努力白白浪费,使革命在取得初步成就后令人厌烦地踏步不前,然后在反动派的打击下便告退却了。

    奥地利的情况,则为革命时期政治关系的不完备性和不成熟性提供了极其明显和可悲的例证。

    在1848年,维也纳无产阶级表现了惊人的英勇和无穷力量。他们一再地投入斗争,鼓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然而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概念,暗中摸索似地从一个口号转到另一个口号。十分奇怪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活跃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因此对形势有很大影响。无疑,大学生们能够在巷战中英勇冲杀,真心实意地同工人们结成兄弟关系,但他们完全不能在政治上指导革命进程,而后者却把群众运动交给了他们。

    无组织、无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一路跟随着大学生。作为「劳力者」,在紧要的关头工人一直给予「劳心者」关键性援助。大学生一会儿号召工人战斗,一会儿他们自己又在城郊阻止工人们进城,有时他们甚至利用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手中的武装公开禁止工人们提出独立政治要求。这种奇特的关系,可以称作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善心革命专政。

    这一古怪社会关系的大结局是这样的:在5月26日,全维也纳的工人在大学生的号召下,起来抵制当局解除大学生(大学生军团)武装的企图,当全城市民在全市建筑了街垒,表现出惊人力量并掌握了维也纳的时候,当全奥地利都团结在武装的维也纳的周围的时候,当国王出逃并已失去政治力量的时候,当最后的残余军队在人民压力下退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政府辞职而没有提名继任人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起来执掌政权。

    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拒绝执掌这种「以土匪方式」得来的政权;它一味梦想出逃的皇帝赶快回到无人照管的维也纳来。

    工人们有足够的勇气打击反动派,可是在组织上和觉悟上还不足以执掌政权。存在着强大的工人运动,但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无产阶级斗争还没有足够的发展。没有能力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在最紧要的时刻偷偷溜走了。为了迫使这些逃兵履行他们的义务,无产阶级需要具备不少于建立临时工人政府所需要的力量和成熟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悖论。

    总起来说,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人看到了这一点。」……那个没人注意到的共和国退出舞台,让位给哈布斯堡王朝,至今已经很久了,……机会是很少第二次敲门的。

    从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中,拉萨尔得出结论:从现在起,只有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革命才能找到支持。

    在1849年10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拉萨尔写道:「匈牙利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有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特别是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不像西欧的革命力量那样处在分裂和尖锐矛盾的状态,也因为匈牙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民族独立斗争的形式。但匈牙利还是被击败了,并且正是由于爱国力量主导者的背叛。」

    拉萨尔继续写道:「这件事以及1848到1849年的德国历史,使我得出不可动摇的教训,任何斗争,除非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能在欧洲取得胜利。任何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因素并继续处在次要地位,如果斗争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都不可能获得胜利。」

    对于这些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不打算在此展开详细的评论。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政治解放的任务就已经不可能靠全民族同心协力的压力加以解决,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只有从阶级立场为斗争积聚力量的无产阶级的独立策略,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同1848年维也纳的工人毫无相似之处。这一点的最有力证据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各地的成立。这些苏维埃不是为了在起义时夺取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而事先准备的密谋组织。不,它们是群众为了协调自己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出并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毫无疑问是民主机关,它们以革命社会主义的精神执行着最坚决的阶级政策。

    俄国革命的社会特点在武装人民的问题上特别明显。

    民兵(国民警卫军)是一切革命的首要口号和首要成果,在1789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诸邦,在维也纳和柏林都是如此。在1848年,国民警卫军(即有财产和「有教养」的阶层的民众武装)是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派别的口号,其任务不仅是保卫已赢得或者应该「赐与的」自由,以防来自上面的背叛,而且还保护资产阶级所有制使其不受无产阶级侵犯。因此,在当时组织民兵显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英国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家在谈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说:「意大利人很懂得,组织武装民兵会使专制制度不可能继续存在。此外,这还是有产阶级防止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和任何潜在混乱的保证。」[1]而反动统治者由于在运动中心没有足够的军队对付「混乱」,亦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先是容许市民镇压和平定工人,然后又解除市民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也「平定」了。

    在俄国,组织民兵的口号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自由派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武装的重要性,因为在这方面专制制度让他们吃了不少拳脚。但是他们也明白,离开或者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建立单独的自由派民兵是绝对不可能的。俄国工人并不像1848年的工人,那时的工人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手持铁棍作武器,而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扛着王室提供的毛瑟枪,腰间挂着剑。

    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由主义分子知道并害怕这一点,所以完全避开民兵的问题。自由派在民兵问题上附和专制政府,正如资产阶级的梯也尔(Thiers)仅仅为了回避武装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给了俾斯麦一样。

    在自由民主联盟的宣言(即《宪政国家》论文集)中,泽维列戈夫(Дживелегов)先生论述了国内革命的可能性。他说得对:「社会本身必需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来保卫宪法。」从这一点得出的当然结论,是需要人民武装,而这位自由主义哲学家却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拿起武器」[2]来防止反动派反扑。只要社会「准备」进行抵抗就行了。究竟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呢?教授不说,自己想去!如果可以从这个诡辩得出什么结论来的话,那就是在我国民主分子的心目中,对武装无产阶级的恐惧比对专制制度的刺刀的恐惧还要大。

    因此,武装革命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1848年资产阶级组织国民兵的阶级要求,在现在的俄国已经以武装人民的要求,首先是武装无产阶级的要求,开始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同这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波尔顿.金格:《意大利统一史》俄译本第一卷第220页,1901年莫斯科出版。——列.托.
    [2] 《宪政国家》,论文集,第一版第49页。——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