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评论家欢迎“李氏经济学”，但是其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高盛的中国发言人哈继铭最近宣称：“中国基本上告别了8%的GDP增长”。该银行在6月的研究报告进一步预测，“从现在至2020年的7年间，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接近6%”。尽管，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疲弱的表现比起来，（如果官方数据可靠的话）这一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但中国经济已经离开了快车道。就算未来几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许多人现在都很质疑），中国经济也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债务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银行”信贷急增，让中央政府掌控经济政策的努力失效。工业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前所未有，表明了未来会面对痛苦的经济“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陆”，形成总理李克强展望的“痛苦的经济转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权本身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由于习近平拼命解决激烈的内部矛盾，并想化解日趋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的转变因此发生，当中一点是告别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尝试强加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个人独裁。
“怪物经济”
许多评论者说，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称：“这是非正统实验产生出来的一只强大的怪物，并越来越脱离其制造者的控制。”当然人们也可以对欧美经济作出相同的评价，而且新领导人的亲资政策无法解决问题。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国的债务爆炸性的扩张，是任何大经济体没有发生过的。整体信贷在2008-12年间，从9万亿美元跃升到23万亿美元。惠誉的北京高级主管朱夏莲说：“他们在5年间复制了整个美国商业银行系统。”
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将当前中国紧张的金融局势和美国在银行崩溃之前的形势比较起来。浑水研究公司曾经揭露过数宗中国公司帐目丑闻，该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们认为中国国内银行系统是一个烂摊子，巨额的不良贷款，或者贷款等著走坏。中国放贷人的问题比金融危机前夜的西方银行业问题更大。”
中国影子银行业占去年新增信贷的50%，其增长尤其令人关注。不仅是信贷的庞大规模展现了（仅仅上任7个月的）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层目前的严峻问题，而且大多数影子银行实际上是主流银行的分身，显示中共独裁失去了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力。这反映该经济体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贷注入到投机或者回收旧贷款，而不是进入生产性的投资。
一间国有钢厂的副总经理解释这现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对《路透社》说：“我们能把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吗？绝对不行。如果我们生产更多，只会损失更多。我们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释，钢厂每卖出一吨钢，就会损失一两百元人民币，因此转而通过“委讬信贷”（影子银行业的类型之一）放贷。这只是许多非金融国企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一个例子。
23年来最慢的增长
去年7.7%的GDP增长是13年来最低的。如今许多人估计，政府不会达到GDP增长7.5%的目标，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长将会是23年来最慢的。在最近省级官员参加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显示，他的团队强调遏制失控的信贷，约束大量愈来愈浪费性的投资。然而，改变经济道路决不是简单的任务，存在著各种风险，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银行危机或者信贷挤压而引发硬著陆。
6月份的信贷短缺震惊全球金融市场，是一个警告。央行和总理李克强试图加以控制国有银行系统和影子银行金融新工具 － 类似于拖垮美国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产品。然而，原本这是为了拆除债务炸弹，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由于主流银行纷纷筹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银行的新放贷在6月份同比上涨67%。这迫使李克强和央行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退让，向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中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房产泡沫，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设的60%都在中国，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时就有十套豪华房屋建成（如上图）。不用说，这显然不反映该国的经济人口分怖。根据官方数据，2011年的房价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现在世界上10个最难负担的房屋市场中有7个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建房热潮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官方《新华社》在7月5日报道，内蒙古煤城鄂尔多斯的区政府被迫借贷来支付职员工资，而当地地方政府积累了2,400亿元人民币债务，但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75亿元。鄂尔多斯并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征兆。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承认，中央政府并不了解地方政府积累了多少债务，警告说之前公布的估计值过低。2010年的一项政府报告称，地方政府债务为10.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GDP的25%。然而，根据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说法，这一债务现在很可能超过20万亿元。但是，2010年之后就没有完整的数据公布，政府显然害怕真实的画面会毁掉中国银行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华丽外表 － 似乎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极低的不良贷款率。
从“渐进式改革”到“休克疗法”？
总理李克强的经济议程，绰号为“李氏经济学”，即通过“痛苦的”重组银行和国有行业，以实现可持续（即更慢的）GDP增长，让经济远离史无前例的债务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费和私人投资。他在三月底首次以总理身份露面时，告诉世界媒体：“这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国家媒体反复提及这一主题。在6月份信贷紧缩时，《新华社》评论：“为了建设更可持续的经济，银行业第一个承受这种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李克强的经济团队被国际资产阶级誉为最具“改革头脑”，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导，包括副总理马凯、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其中马凯和周小川都是太子党。朱镕基班子的“业绩”包括毁掉六千万个国企工作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实施，相当于用通缩的“休克疗法”震动（以资本主义“市场”实践运行的）经济，因为除此之外几乎已经无路可走。“休克疗法”并不来源于意识形态（新的中共领导人们是“现实主义者”，其目标在于关键的国家主导的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而不是在整个经济实施。其目的在于打破当前国有部门对信贷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闲置产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私人投资将这些部门置于更大的“市场力量”之下。但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做法，而且已经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李氏经济学”的一个即时效果是，实际贷款成本（高于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信贷荒，而这可能让政府希望的“受控制的”减速变成全面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面临会否拒绝注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场提早试验。
资产阶级评论家（从全球危机中甚么也没学到） 赞扬中共新领导层的“强势”开端，将之视为把中国转向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唯一途径。但是俗话说，事与愿违。李克强计划的改革给全球GDP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中国是过去十年创纪录的燃料和矿物价格（尤其推动了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国也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把美国挤到世界第二位（76个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变得缓慢的步伐，将波及曾个全球经济，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扩大到世界范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做好准备了吗？”“李氏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斯蒂芬·罗奇（Roach）提出了这个问题。
太子党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党专政顶层进行所谓的“权力交接”。中共有时被称作“一党两派”——指的是精英太子党派别和平民出身的团派。来自“红色权贵”家庭的太子党，首次占据独裁制度中大多数顶层席位。这显示了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和拒绝政治改革。通过新式的王朝继承，统治精英希望确保一党专政的延续，来保护他们纸醉金迷的财富（通过掠夺大量国家资源得来的）。习近平家族财富估计为3.76亿美元；是（包括17名百万富翁的）英国内阁成员总财富的三倍。其他顶层太子党积累的财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东独裁者的腐败集团，太子党明白如果一党专政垮台，他们就完了。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一制度。
习近平是太子党的头目，然而他不想只作为太子党派别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在两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这一平衡手法同样是为了控制激烈的派系竞争，防止出现公开的分裂。表现出的是，习近平的阴谋活动加强了该政权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间互相冲突。当局越来越民族主义，强行干预有争议的海域，而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但还不包括日本）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和解姿态。一方面快速升级其军队，扩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响力（派遣战斗部队到马里，而这已经是其第四次参与联合国干预非洲的行动），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这显示在其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立场上。
习近平的“毛转”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讲话中引用毛语录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来的风格。但是这丝毫没有任何激进和反资本主义的东西。毛的幽灵被用来打压异议声音（包括在该政权机构内部），尤其压制呼吁民主化（所谓的政改）的声音。像邓小平一样，习近平明白“打左灯向右转”。他和总理李克强计划在今年秋天的中全会上提出大规模的亲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计划，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业去管制，开放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以及私有化。当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欢迎的民粹主义的措施，如改革类似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即使如此，也会是有限和渐进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拒绝“民主化”
习李领导层寻求巩固专制统治的同时，通过一些经过选择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来赢得回公共支持。如打击腐败和“享乐主义”以及越来越民族主义的论调。但是其拒绝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风险引发政治危机，加剧群众反抗和瓦解中共党国维持内部冲突派别的“自我纪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强了习近平反对政改的决心。莫尔西在埃及被赶下台后，国营媒体出现一系列的文章回应，例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都强调社会稳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
“中国领导层从埃及得来的教训是他们必须得紧紧把握权力，”政治评论人章立凡说。“经济现在面临走低，身处北京的领导人需要更迫切地维持稳定。任何权力的损失都有可能让他们崩溃。”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评论，而不过是再次加强了习李领导层的这一面貌。中国观察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习近平“痴迷于戈尔巴乔夫现象，他不想成为历史中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群众斗争：一个学习曲线
当前有持续大量的群众斗争，然而仍然相当分散。2012年发生了18万起和土地有关的抗议，以及不计其数的罢工。在2011年爆发重大抗争的乌坎村，前抗争领袖之间发生分裂，并被指责没有实现要求取回被盗土地的诉求。乌坎无疑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因为村民在他们的斗争中民主地自我组织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们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这一民主组织作为条件和中共省级领导人达成协议。认为独裁制度中冲突的一派会放出“改革”立场信号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在乌坎村，空头许诺往往“像会跳票的假支票”伴随著更多的打压。这些悲惨的经验无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动分子和其它人对中共的任何层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药用品工厂的一百名工人由于未被支付遣散费把美国资本家劫持为人质，成为了世界新闻。这一策略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五名中国经理（上海中技桩业）由于工资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于经济转坏，引发一波外包，企业倒闭和搬迁潮（包括般到工资更低的经济体，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数罢工是抵抗性质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资、奖金或者企业倒闭或企业搬迁的赔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2年有6.20万工人由于工资拖欠向当局投诉，总共涉及200亿元的工资。而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随著经济减速，工人面临重大的新挑战。新政府毫不避讳其推动“痛苦的”政策的计划。尽管习近平和李克强希望在这一药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义承诺，如扩大福利复盖（我们早已听过了）和改革户籍制度（我们也听腻了）。该政权从其阶级立场出发毫无选择，只能发起对工人阶级和穷人新一轮的攻击，让他们来支付中共独裁者们和他们的资产家同伙的投机盛宴。高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债务超过全部政府支出的80%）难以提供资金用于扩大福利网络或者（通过户籍改革）吸纳进移民工人。正如在许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将竭尽全力来规避和忽视中央政府施加的社会支出新承诺。
这些矛盾为即将到来的时期的群众抵抗的爆发准备燃料。新的内部危机和经济冲击可能让政权内部瘫痪，并打开可以让工人阶级用来赢得让步和自我组织的开口。建立工人组织（最初是地下的）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对于组织反抗资本主义危机和独裁统治的斗争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