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10日以来，白罗斯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白罗斯人民拒绝屈服于卢卡申科政权公然的恐怖手段，拒绝屈服于警察暴力和大规模逮捕。但是，现在前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工人抵抗 ISA白罗斯支持者
自8月10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r Lukashenko）声称自己在大选赢得逾80％选票、顺利连任总统以来，白罗斯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而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暴力对待和大规模逮捕。迄今为止，已有3万多人被捕，许多反对派运动人士被迫离开白罗斯进行流亡，一些人则因警察暴力而受伤。
卢卡申科伪造的选举结果与其后残酷的警察暴力行径，成为了群众斗争的原因。 8月底，工人阶级以无组织的自发集会和罢工作为对暴力的回应。尽管在警察暴力减少之后，白罗斯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有所平息，但包括工厂工人、妇女、领养老金者以及学生，医护人员与教师在内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层仍旧参加了抗议活动。随着抗议者寻求新的组织方式，以邻里为基础的后院委员会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卢卡申科政权的全面危机
卢卡申科自1994年7月以来长期执政，但迄今为止，他的政权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危机。实际上，导致这场危机的矛盾已经积累20年。不断进行的私有化、社会预算的削减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都为这场危机添砖加瓦。
在白罗斯，工人不再有安稳的工作，他们只能和雇主签订临时合同，而卢卡申科最近进行的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对于工人更是雪上加霜。导致2018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就主要是对50万失业者开征的“寄生虫税”，而这一税目的设立仅仅是因为卢卡申科政权认为失业者的存在对社会毫无意义。
新冠疫情也加剧了正在形成的反政权情绪。卢卡申科是典型的新冠病毒否认者，他甚至宣称新冠可以用伏特加来预防。
选举前群众意识的明显变化引起了统治精英的分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子公司——白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银行的前负责人巴巴里科（Viktar Babaryka），和1994年卢卡申科总统竞选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卢卡申科政府的前驻外大使、政府支持的IT园区负责人察普卡洛（Valery Tsapkalo），都试图参选这次总统选举对决卢卡申科。人气博主谢尔盖·季哈诺夫斯基（Sergei Tikhanovsky）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卢卡申科政权对此作出的回应是指控他们违法——于是察普卡洛逃离了白罗斯，另外两个人被捕；斯维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Svetlana Tikhanovskaya，谢尔盖·季哈诺夫斯基之妻）则在选举中继续高举反对派的旗帜。
白罗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
与1990年代的其他前苏联成员国不同，卢卡申科政权并未采取基于大规模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白罗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因为白罗斯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过境路线，油气运输的收入被用来维持该国的经济发展。在2020年，白罗斯的就业人数中有40％仍然在“国有企业”工作。尽管这些单位具有“国有企业”的名称，但工人并不控制工厂运营——他们甚至没有能够参与到工厂运营中去。而且这些企业也没有像苏联时期的企业一样，受国家计划的约束。这些国有公司在市场体系中生存，像私营公司一样行事。本质上，管理它们的国家官员与寡头和大资本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用各种方法中饱私囊，将企业预算尽可能转移到了自己的手里。
没有独立工会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在管理层规定的条件下在这些工厂工作。卢卡申科极为恶劣的工作合同体系进一步剥夺了工人的权利。工人可以随时被解雇，甚至被要求在离职后返还部分工资收入。雇主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告诉工人们如果他们看不惯，就不得不去面对更加残酷的条件。
苏联经济的优越性是建立在国有制、中央计划与苏东国家之间分工劳动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苏联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但是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军备竞赛上的巨额支出、国家官僚的特殊待遇——以及最关键的，苏联缺乏可以纠正生产不平衡、改变工人国家政策的工人民主——导致苏联发生了全面危机。当远离群众的官僚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引入资本主义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他们决定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体制的崩溃使白罗斯经济失去了曾推动苏联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央计划。白罗斯政权庞大的公共部门的运转表面上是利用了往返俄罗斯的油气运输所获的利润，但实际上依靠的是凭藉紧密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从俄罗斯获得的补贴。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资金一方面被用于支持社会预算，另一方面被用于喂肥新的寡头——卢卡申科的亲朋好友。白罗斯的经济体系或多或少曾经是稳定的，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降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寡头决定提高向白罗斯出口油气的价格，而这标志着整个白罗斯经济体系崩溃的开始。
白罗斯的资本主义培育了许多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其中最著名的是梅尔尼琴科（A. Milnichenko）、马泽平（D. Mizepin）、克里亚姆科（A. Klyamko）、基斯伊（V. Kisly）和佩夫捷夫（V. Peftiev）。白罗斯还有超过7000名百万富翁。卢卡申科经常被称为“Batska”（父亲）——没错，他当然是白罗斯资本主义之父。自由主义者认为存在其他更“正确”的资本主义，他们声称白罗斯的资本主义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卢卡申科的资本主义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白罗斯经济前景
白罗斯的GDP在抗议开始之前就开始下降。根据最新预测，到2020年GDP将衰退约1.5–2％。由于有钱人担心局势不稳，他们减少了对工业的投资；而在过去6个月中，至少有15亿美元的现金已被提走，这导致白罗斯卢布贬值了约10％，进而又影响了工资和养老金的购买力。相比之下，俄罗斯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也远远救不了白罗斯。
投资者警告说，只要抗议活动和不稳定持续下去，他们就不愿投资，这再次表明，私人资本只在乎盈利而不在乎民主权利。即使没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白罗斯经济也将停滞不前。
如果抗议活动暂时消退，而卢卡申科仍然掌权，他要想摆脱这种停滞也不容易。考虑到俄罗斯经济面前的困难，俄罗斯不太可能大幅增加补贴。在不久的将来，白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白罗斯政府也就无法从油气运输中获利。卢卡申科没有克服危机的工具。
白罗斯业已提出了加快重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提议。但是白罗斯的私有化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停滞不前，这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执行世界银行的计划，而是因为没有人拥有愿意投资白罗斯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最终向俄罗斯资本开放经济。如果像巴巴里科这样与俄罗斯资本关系密切的人掌权，那么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在进一步削减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基础上，这将使经济向俄罗斯的总体预算政策开放，同时进一步走向私有化。
但是即使是倾向于欧盟的领导人上任，事情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同样的新自由主义处方也将提上日程，白罗斯将继续实施私有化和紧缩政策。长期以来，白罗斯被视为天然亲俄。与邻国乌克兰不同，白罗斯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即使在抗议期间，白罗斯也没有出现像基辅2013~2014年度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中那样的亲欧盟情绪。但是，克里姆林宫对白罗斯的不断干预使白罗斯的亲欧盟情绪得到了显著提高。年底白罗斯分析研讨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与俄罗斯结盟的白罗斯人可能下降了11％、至40％，而倾向于欧盟的白罗斯人则增加25%、到33％。
白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世界经济目前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即使在发达国家，阶级不平等也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还将继续加剧；像白罗斯这样的国家将陷入普遍贫困。
民主、波拿巴主义和资本主义
所有资本主义精英都更愿意以民主手段进行统治。民主不只是一种较“便宜”的方式，它以富人的议会的形式建立“民主”机构，利用法院解决阶级内部竞争、保护财产，并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额外的保障。这样的制度往往会将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和政治结构，借此降低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威胁。
但是，只有当寡头和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能够达成共识、不受罢工运动和群众不满的威胁、经济正在崛起这几个条件同时达成时，这种精英的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否则，精英们宁愿选择依靠一个波拿巴式的独裁者、仲裁者，让他使用威权主义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解决整个阶级的问题。
1990年代白罗斯的卢卡申科就是这样的波拿巴式独裁者，他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希望实施资本主义复辟。他奉行缓慢的私有化策略，以免“休克疗法”引起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自雇人士和学生——的暴力抵抗。他推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面向社会的资本主义”，既允许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出现，又使用民粹主义的口号与工人阶级调情，装作自己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样子。
在资本主义下，没有人能逃离专制。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中，群众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日渐缩水，威权主义的趋势逐渐上升。在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随着疫情的爆发，这一过程更为加速。
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中的国家机构，即其官员、法官、将领、议会，仅在它们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义上是中立的，资产阶级以高薪、特权和声望买下了他们的忠诚。由于资本家已经为自己制定了有利的博弈规则，因此这种行为被合理化了。在经济危机时期，国家机构开始压迫贫困群众、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全民民主”的幻想也就随着压迫而成为了泡影。
有人说，卢卡申科的波拿巴主义的替代品是民主；但这种“民主”只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民主，不是真正的出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将无法解决不平等、贫困等社会问题。
抗议的领导和诉求
选举前就很少有人指望卢卡申科能组织一次公平的选举。但是，当他宣布获得80％以上的选票时，卢卡申科亲手投下了引爆抗议的最后一根稻草。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卢卡申科反工人阶级的改革以及基本自由的缺乏使群众走上了抗议的前线。在对变革的渴望的驱使下，他们开始要求推翻独裁统治。
抗议最初是温和且和平的，但很快就遭到了暴力镇压。警察的暴力行为，尤其是针对工人的暴力行为，激起了大工厂的工人们的愤怒。反对政权的要求与组织惩罚施暴者的法庭的呼吁相呼应，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口号成为了一大诉求。
抗议中出场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动机。自由派精英们认为操纵选举是卢卡申科阻止自己选举上台的手段。而对于绝大多数白罗斯人民（医护工人、重工业工人、学生以及年轻人等），他们反对卢卡申科政权则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当前灾难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执行者。然而，在没有群众自己的组织——特别是没有工人阶级组织的情况下，是自由派精英声称自己在代表所有抗议者讲话。
自身阶级立场使自由派精英有充分的理由去反对独裁者卢卡申科。如果必要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倾向于工人——因为这些工人没有变得足够独立和组织起来，因此他们也可以被用来对抗卢卡申科之后的新统治集团的精英，即资本家和寡头们。反对派精英迅速组织了“协调委员会”，希望这个机构在独裁者被赶下台后接管权力。当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全国各地的街道时，反对派接管国家的愿景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当卢卡申科开始稳定局势时，反对派就开始分裂、开始建立其他机构，寻求自保的方法。
声称代表抗议者发言的各种反对派精英反映了白罗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状况。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季哈诺夫斯卡是偶然地被卷入了政治，而只有她或多或少地掌握了抗议者的情绪，并与群众进行某种对话。她承诺，如果选举获胜，工人阶级的状况将有所改善，但这一承诺为时已晚。最后，她发号召在10月下旬举行全国大罢工，威胁如果卢卡申科不辞职，就对他实施决定性的打击——可她的号召收效甚微。除了进一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外，自由主义的精英们无力为人民提供任何东西，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社会或经济地位的要求。他们口头上像是抗议领袖，但实际上相差甚远。
运动在这个阶段能否获胜？
如果将胜利定义为罢免卢卡申科或实行一次新的选举，只要领导层能在最低程度上胜任自己的职责、并根据抗议策略做出明确呼吁，那么抗议运动可能在运动的最初几周甚至几天内就已经获胜了。但这意味着要让人们参与讨论战术、战略和诉求，并进行大规模的鼓动，以说服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斗争。例如，工厂集会上的工人阶级讨论了取消合同制度并引入可真正保护工人的开放式合同的必要性——不过没有一个精英敢于承诺满足这一要求。协调委员会悄悄发布了一份文件，其中提到“改善”（？）合同制度。就这样，到了最后，抗议成为了每周一次的象征性活动。
随着抗议活动在年底减弱，受众最广的反对派媒体Nexta开始刊登无政府主义的材料，也就是呼吁对政府官员实施小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白罗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有游击战的传统，当时反法西斯战士躲藏在森林中反抗纳粹占领军。但是今天，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以外，没有人支持这些毫无意义且充满挑衅性的游击活动，尽管有些人正在等待他们拿起钢叉和刀子并冲进警察局的时刻。
但是，Nexta的材料给一些抗议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抗议领导者是绝望的、怯懦的，他们采取了反民主策略并惨遭失败。在抗议高峰时，自由派领导层将斗争限制为“和平抗议”，甚至呼吁抗议者拥抱防暴警察并向他们送上鲜花。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利用好新的管理机构，将来自工厂，罢工委员会，大学和院落的民选代表纳入斗争委员会，运动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是，反对派精英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选择，因为这将使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
ISA在白罗斯的支持者“工人抵抗”（Supratsiwlenine Pratsownykh）认为，对卢卡申科下台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呼吁不能单独存在，它需要与结束私有化、现有合同制度和养老金改革，以及恢复免费和优质的卫生保健和教育连结起来。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走在了前列，他们将是以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基础，并且能够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提名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借助新的宪法，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实施民主的治理，最终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白罗斯，并作为更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
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事态可能以多种方式发展。
第一种可能性是卢卡申科和他的政权倒台。如果群众运动基于工人阶级建立真正的领导力量，并且将罢工作为其战略的关键部分，那将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即使没有这种领导，如果卢卡申科政权继续实施暴力行径，它也可能会继续激怒人们，以至于没有任何形式的镇压就可以阻止抗议活动的蔓延。这可能导致该政权垮台，就像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一样。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类似“揽炒”或“加速主义”的）“越糟越好”的做法。只有那些不信任工人阶级的人才指望政权的暴力会迫使人民采取行动，但当局的这种暴力行动也可能完全破坏抗议活动，就像2011年在哈萨克斯坦罢工的石油工人遭到屠杀之后的那样。
过去四个月在白罗斯进行的大规模斗争从未沿一条直线发展，而现在显然是运动的低潮。这个低潮是临时的，它将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下一步的事件。卢卡申科似乎正在准备修改宪法，甚至暗示他可能会在修改通过后辞职。最有可能的前景是，每周的示威活动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一段时间，最坚定的活跃分子会参加其中。但之后可能会出现士气低落和疲倦的现象。不过我们不应该因此而绝望。实际上，这能让活跃分子有时间反思发生的事情，以便更好地组织和准备下一个阶段。白罗斯不会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群众会记住他们这几个月来的抵抗。
社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中的角色
反对派精英将抗议活动局限于要求民主的“公平选举”，无视了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必要性。自由主义反对派谈论国家利益和团结人民的必要性，但他们希望只有自己居于领导人民的地位，其他人则被动地支持他们想要实行的政策。他们建议想要罢工的工人将此事告知管理层——而这会导致他们立即被解雇。自由主义者的行事方法使最优秀的工人运动人士被迫离开工厂，进而无法组织其他工人。作为左翼力量，我们应该为白罗斯示威者提供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失败的资本主义策略，并尽一切可能协助工作场所的独立组织，使工人阶级的运动远离陷阱。
不幸的是，白罗斯左翼非常软弱，而且立场严重错误。无政府主义团体“Pramen”无批判地以“首先，我们将卢卡申科赶下台，然后才向大众宣传左翼议程”的论点，使其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跟尾狗。其他人，例如正义世界党的领导人卡塔泽夫斯基（Pavel Katarzewski）以左翼社民派自居，却在9月初该运动达到顶峰时就已无所作为。在这场群众运动之前，来自各个“马克思主义圈子”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怯懦地投降了，并用幼稚的、极左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左翼不应参加一场自由主义者起领导作用的运动”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争取工人认识到自我组织的必要性，并在抗议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只有工人的自发组织才能使我们战胜资本主义，走向最进步的民主形式。
我们需要避免认为工人只存在于大工厂里的宗派主义错误。新的社会成员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医护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学生们组织起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声援。如果得以组织起来，运输和信息部门的工人就有能力有效地在经济层面发起斗争。
同时，人们经常说白罗斯的抗议活动有一张“女性的面孔”，每个星期六都有女性游行。我们不应忘记，女性占了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白罗斯的职业女性以及从事第二职业的女性所占的百分比高于俄罗斯或乌克兰，而如今的女性工资却低于男性。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通过确保在斗争中解决这些问题来确保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未来时期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纲领。我们需要提出彻底瓦解卢卡申科专政的要求，在计划经济以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过渡到工人民主，并要求将全国所有工厂和大型企业置于民主之下。控制和管理工人组织。
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则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由此可以理解我们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未来将面临的挑战，在这一时期，抗议运动不太可能达到以前的高峰，不过这也提供了为下一阶段做准备的机会。虽然准备的时间越多越好，但是，随着全球危机席卷全球，任务将变得更加紧迫。
在白罗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双重挑战”，我们需要建立工人运动，同时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政治组织，一个政党。
我们需要帮助在工作场所组建罢工委员会，为工会而斗争。我们需要使工人集体的组织独立于试图使工人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精英。
随着抗议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很快觉醒，他们对资本主义如何利用了工人阶级的认识将会增强。而我们有必要采用过渡性方法，将我们的计划公开，直接地运用于这些集体，暴露自由派精英利益与工人利益的分歧，并确保工人阶级能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为指引，在独裁者压迫下推动社会前进，推翻资本主义。
同时，我们必须主要集中于吸引无产阶级，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在反对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中奋斗在最前列，在抗议、罢工、集会中逐渐变得重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精英的、以干部为基础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以能够制定胜利的战略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计划来武装未来的运动。
到目前为止，白罗斯的抗议活动正在退潮，但是白罗斯人民对卢卡申科政权的愤怒并未消失。随着镇压的加剧和游行的规模减小，参加定期示威活动的风险变得更大——我们不再可能对这些活动进行公开的政治介入。因此，有必要将工作暂时转移到工作场所，与有抗议意识的集体保持联系并进行对话。
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将专注于党的建设，吸引新人，培养对理论和现时政治的理解，发展具有远见的干部，并准备在下一阶段对抗议运动的进程进行积极的介入，使我们的运动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