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份主流出版的反对派报纸被停刊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报道
香港政府对政治活动、媒体、反对党和民主权利的打压与日俱增。
《苹果日报》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当局以《国安法》拘捕。他是迄今为止被控以该恶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国安法是一年前习近平政权订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坏香港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权利和部分的自治权利。黎智英的《苹果日报》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主流发行报纸。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袭《苹果日报》总部，并没收了数十部电脑、服务器和多箱的新闻材料。警方以国安法中“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了总编辑罗伟光和其他四名高层。《苹果》的两名专栏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于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前往英国时被捕。
严重打压新闻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制裁中共政权或亲中共香港官员的“非法”文章作为逮捕的依据。控罪内容更是追溯到国安法颁布之前、2019年发表的文章。
《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金亦被当局冻结，这严重打击了该报的出版能力。继大规模逮捕社运人士、六四集会和即将到来的七一大游行等示威活动被禁止之后，如今《苹果日报》被迫关闭意味着香港民主斗争再次遭遇新的严重打击。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来的传统游行，过去曾有超过50万的群众上街要求民主权利。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如果香港第二大发行量的《苹果日报》都停刊了，其他什么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拥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习近平的政策为中港都带来了极权高压统治。
很明显，政府对《苹果日报》进行的致命打击，是要更全面地打击新闻自由，并进一步恐吓已经动摇的香港新闻记者队伍。在警方搜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猛烈抨击那些“以新闻工作为保护伞危害国安”的人。在记者要求澄清时，特首林郑月娥只能像中共应声虫那样称：“记者应该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违法”。
官方含糊其辞的背后其意图明确，是要散播恐惧并施压要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这表明中共和林郑不打算停止升级他们的镇压。6月28日，亲泛民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宣布将其评论文章下架，并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触犯国安法。据报，一些媒体机构受到匿名威胁。
又一国安法！
在刚过去的周末，港府进行了改组，以强化“国家安全”力量。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成为了政务司司长。在2019年警暴最严重时成为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则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长。
这次改组加强了香港已变成警察社会的印象，令本地的建制派资本家欣喜若狂。工联会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公开评论“认为警察城市无问题”。工联会并不是工会，而是个在香港支持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建制派政党。
新上任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随即提到要订立另一套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这是一套更具体的本地法律，用来加大对香港反对派的镇压。在2003年七一历史性的群众抗议后，“第23条”立法被搁置了18年，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个主权移交后的董建华政府垮台。而亲中共建制派现在感到自己势如破竹，并正磨刀霍霍准备更多的攻击。
数以万计的港人为《苹果日报》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后一天出版日，该报最终发行了100万份，而不是日常的8万份印刷量，香港许多地方都有人龙排队购买。《苹果日报》停刊，让普遍带有种族主义、反难民、反性小众、亲独裁立场的建制派媒体不再受到其他媒体挑战。
但是，《苹果日报》的报导也经常带有性别歧视（尽管近年来有所缓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队八卦新闻的先驱。夸张炒作、追踪名人的新闻报导形式，没有提高并反而降低了社会的政治水平。同样在过去，虽然近年来随着公众态度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苹果》和应了建制派阵营的排外立场，例如在2011年时的外佣“居留权”争议上。后来，它变得比较中立，甚至温和地批评港府对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的40万名外佣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
《苹果日报》还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言论提供了主流的平台。这种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反感，并无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成为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的一个关键的局限因素。正如社会主义者所解释的，唯一可能让反独裁运动升级并赢得胜利的办法，是将斗争传播到中国。
2012 年《苹果日报》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个由本土派资助的种族主义广告，当中将大陆人称为“蝗虫”。社会主义行动与学生们一起组织了反种族主义抗议行动，并用事实回应了本土派的虚假宣传：香港：《苹果日报》广告－ 是时候要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受够了！
归根究底，中共的高压亲资政策、轰炸式的右翼中国民族主义，加上工人运动和左翼规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得以滋长。
《苹果日报》的往绩
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营媒体，最终也是资产阶级传播和灌输反工人阶级思想、转移群众视线、阻止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
社会主义行动批评《苹果日报》由富豪财团所资助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也捍卫其出版自由。我们反对独裁政权的报禁、审查制度和对媒体的完全垄断。虽然我们抗议这种对新闻自由的野蛮打压，但我们也保留反对《苹果日报》社论立场的权利，该报从未贯彻始终地支持反专制的群众行动。
纵观《苹果》在香港的26年历史，其始终站在民主运动中的保守（非抗争）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党政客捐赠了百万计的献金，来左右他们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编辑反对“5.16五区公投”，认为它过于激进。“五区公投”是由泛民立法会议员辞职引发的五个选区的补选，变相进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辞职五人中的一个是“长毛”梁国雄，他现在面临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苹果日报》为泛民主派的妥协派提供了一个平台，去呼吁结束雨伞运动的街头占领。与中共宣传的一派胡言不同，《苹果日报》根本没有煽动民主抗争，它只不过是在抗议已经开始动员大量民众时，才加入呼吁民众行动的行列。但，《苹果》与其他媒体的真正区别在于，它拒绝与香港其他媒体一样充当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阶级在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资产家），作为反对专制统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将到来的艰困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独立组织、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自己的阶级反资本主义媒体。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角色
争取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罢工权、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斗争，并非也永远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与维护其利润的专制政权之间的有密切关系。自1980年代中共开始拥护资本主义以来，香港的大多数资本家，包括来自“民主”国家的外国企业，在历史上都支持并与中共专政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部分资产阶级也一直反对民主运动，甚至拒绝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几乎所有香港资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凶狠镇压和国安法。他们称赞这带来了“稳定”，当然事态发展仍需拭目以待。
这种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阶级力量支持镇压、哪些又反对镇压）让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部分）感到混乱。他们误以为中共的威权民族主义和反美的“战狼”言论是反资的。但从资产总值上万亿美元的汇丰银行积极支持国安法来看，现实显然与这种认知有着天壤之别。
黎智英代表的是资本家当中的少数，他们“支持”民主斗争只是为了防止民主运动走得太远，并挑战现有的秩序。这也是伊朗、缅甸、泰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对派抱持精英主义路线，认为民主斗争应由一小撮“务实”和倾向“妥协”的领导人控制。这些“温和派”政党和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斗争，并试图限制群众运动。
他们担心如果群众自己领导运动，斗争将变得激进起来，并可能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最昂贵住房市场的吸血控制、反对工会权利的缺乏、反对严重的贫富差距。
《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
这种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做法也体现在西方制裁问题上。西方制裁削弱了群众斗争的角色，并强化了只有富人和强权（外国政府的压力）才能解决问题的观念。尽管制裁在许多香港人和其他异见团体（例如维吾尔流亡组织和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中很受欢迎，但社会主义行动在2019年的香港群众斗争中曾警告说，制裁是一个政治陷阱，而不是斗争的前进方向。
从一开始，一些西方政府实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式”制裁就只是一种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针对的是少数个人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这使得西方企业和资本家能够继续通过与独裁政权的关系中获利，而他们的政府则躲在后面，装出一副很讲“原则”的模样。
在2019年动员了百万计群众的香港民主运动中，对西方制裁的支持增长是在运动后期发生的。经过数月的激烈斗争，运动被警察残暴地打压、镇压。这种僵局的关键，是由于缺乏群众组织和取代中共独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于大众的沮丧甚至绝望（一种“什么都尝试过了”的感觉），对西方制裁的幻想越来越多。
制裁首先由特朗普实施，然后是拜登延续，今年又有欧盟、英国和其他一些政府实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国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也说这些制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难以达到目的。当然，习近平政权无论大小都要对制裁表达愤慨，否则中国的这名“强人”在国际舞台上就会显得软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对黎智英等人的严厉镇压，源于独裁政权需要在中美新冷战中展示实力。这些体现的并不是中共政权的自信和稳定。
但西方的制裁和中国的反制裁无助于反专制斗争。相反，制裁会破坏斗争，煽动各方的民族主义，并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斗争才能打败警察恐怖和独裁统治”这一问题制造更多的混乱。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斗争方法的一条关键准则是，必须在群众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监督的资本主义精英所控制。
我们需要群众革命斗争，来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独立的工人组织和工会、反对资本主义。只有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领导下，建立自己的群众斗争组织，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媒体、政府和政客，反专制斗争才能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