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
台湾新冠疫情进入前所未有高峰，每日确诊人数从加零飙至五万人，成为世界第一名。揭露了民进党两年来吹捧的“超前部署”，民进党的“新台湾模式”历经一个月后仍看不出与共存有任何区别，甚至比其他共存模式的国家更缺乏准备。其中，药局前快筛试剂抢购、朝令夕改政策、缺乏清晰居家隔离指引、延迟收到隔离单、病例上传系统持常卡住未解决，以及七十五岁以上疫苗施打率仍未突破75%，落后于韩国与新西兰。总总反映了民进党政府缺乏抗疫所需的准备。
严重缺乏医疗量能，染疫医护上班
蔡政府就算经历去年五月疫情高峰，仍无法、也不会改善医疗量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民进党党内公开分歧对杠、各亲资政党相互踢皮球推托责任，同时牺牲的却是每日上万确诊的基层人民与血汗过劳医护人员。这是因为医疗长年市场化、以及撙节公共医疗开支所造成的恶果。
5月10日各医疗相关工会至卫福部抗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急诊医师陈亮甫说：“过去一周经历地狱般的工作生活。医护人员已经没办法给大家像样的照顾品质。疫情越演越烈，轻重症患者都在不断增加，每当问及医疗资源短缺状况，指挥中心只会拿出全国还有50%的空床率来粉饰太平；问及医护人力不足，就只会请染疫医护继续回来照顾确诊患者，完全不肯重视本来就已经严峻的血汗问题；轻重分流徒具形式，再多的呼吁和口号都解决不了急诊外的排队人潮。”
北市联医工会曹芸华说：“护理人力严重不足状况下，CDC（疾管署）竟直接下令（照顾新冠肺炎病人）的专责病房护病比，从原本的1:5上升到1:10-20，也就是一个护理师同时照顾10至20位确诊患者，同时还得身着厚重的隔离衣、不能喝水吃饭擦汗、每次进出病房区都要重新清洁消毒洗澡。”
药局前大排长龙抢购快筛试剂成为日常，面对群众的抱怨、愤怒，就连两位民进党市长林右昌与郑文灿也皆指控陈时中给予地方政府的快筛试剂严重不足。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边抱怨中央给予的快筛试剂严重不足，一边却不提高社区筛检量能，造成民众涌入各大急诊而瘫痪医疗资源、医护人员的血汗过劳，这就是柯文哲挂在嘴上的“务实”政策的破产。
钞前部署
民进党急忙找各家企业寻求快筛货源，过程被揭发裙带资本的利益勾结。其中代理商高登环球被爆出代理人是民进党蔡煌琅的哥哥蔡朝正，且公司是“小吃店变生医公司”，而获得1700万剂、16.5亿元（新台币，下同）政府快筛大单。高登害怕被进一步揭露而弃单，陈时中虚伪地为其辩护是“殷实商人”，但又爆出高登在去年拿中国生产不具医疗级口罩，混充台湾医疗级口罩，违反药事法，可见这就是民进党两年多来的“钞前部署”。
财团只关注利润不愿为了防疫提高成本，提供给工厂移工的宿舍狭小拥挤，成为疫情传播的温床。各工厂（华通、欣兴及仁宝等）发生移工宿舍发生群聚，但确诊者和健康移工却住在同寝室、共用卫浴，导致上百名移工严重交互感染。另外台铁台北车站主管确诊，但确诊者接触的工人却维持上班，同时台铁也没有提供快筛试剂，可见台铁高官宁愿花心思推动牺牲工人与交通安全的公司化政策，拼“月底三读”公司化牺牲工人的恶法，也不愿意多花时间与成本制定相关防疫政策。
疫情加深金融保险的贪婪，过去金融保险推出防疫保单，卖给希望在疫情中受保障的基层人民，共卖出600万张。疫情爆发后，估计在15%人口感染的情况下，须理赔超过400亿，而保险公司只想限缩理赔范围、提高理赔条件、降低理赔金额。例如：反对“快筛＝确诊”，反对“数位健康证明代替医疗诊断书”，只理赔中重症，甚至狂言“会串联拒绝赔偿”。陈时中一边假惺惺的说：“这是保险业自己的事情”，另一边着手准备未来新冠肺炎降级法定传染病降为四级——帮保险金融产业开脱、降低理赔金额与责任，纵容保险公司违约。
建设防疫小组，挑战蓝绿白财团专制
蔡英文政府“超前部署”的破功，证明资本主义无法也无能进行有效的防疫政策，无论是共存或清零皆是由工人阶级牺牲为代价。一个可靠有效、灵活的防疫政策，并不能靠蔡英文政府，也不能靠金融保险或“殷实商人”，而是需要靠工人团结斗争。我们需要将医疗系全面公共化，由医护人员民主决策防疫工作并大幅增加医疗资源，给予全面充足的医护人力。
工人需要在各产业中建立防疫小组，推动合理的防疫措施，包含：全面给薪防疫照顾假与家庭照顾假、免费且充足的防疫设备与环境、全面的医疗保障、根据不同产业中工作场域的实际需要，制定检疫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