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的防疫措施突然以混乱的方式终止，导致全国各地新冠病例爆炸性地激增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因应11月下旬的反政府抗议浪潮，中共政权突然改变了神憎鬼厌的清零政策。但对于中国大众来说，这完全是才出龙潭又入虎穴。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以及有迹象显示当局故意少报死亡病例，我们相信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主要城市正出现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的爆炸性激增，而中国其他地区将在未来几周内面临同样严峻的命运。
官方数据称，全国每天新增感染病例在2000例左右，这数字低得离谱。根据一些非官方估计，北京2200万人口中有一半已经感染了奥密克戎。就连《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斥责：“让数字回归真实面貌，或者干脆不报了。”
中国现在或在经历新冠疫情史上最快速的一波感染。中国专家预测，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有8.4亿人感染。这次爆发的速度和规模之可怕，一方面源于现在在中国传播的是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变种，再加上过去严格的清零政策（封城、出行限制、大规模核酸检测）导致3年来大部分人未曾感染新冠病毒，因而缺乏群体免疫。但如今，在全国许多地方，所有这些严格的防疫政策一夕之间被取消。
奥密克戎对大部分人来说相对温和，但传染性很强。目前在中国流行的BF.7变种的传染数（R值，即每个阳性病例平均感染的他人数）为16，而去年冬天在美国爆发奥密克戎时，这一数值还是10-11。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在 12月11日接受官媒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R值在中国更高，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感染另外22人。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Ben Cowling）则在12月15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采访时表示，去年冬天美国的病例每2-3天翻一番，“而现在在中国，病例翻一番只需几个小时”。鉴于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较低，只有 40%的80岁以上老人完全接种疫苗，预计在接下来的几波疫情中将有50万至200万人死亡。
政治危机
11月下旬，约20座城市、80多所高校爆发抗议，反对清零政策和无止境的封锁和核酸检测的严格限制。这些抗议具有历史性意义，打破了过去30年抗议的模式——因为这次抗议是全国性的，并明确提出了争取民主权利、甚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政治诉求。
中共投入巨资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监控科技最高的警察国家。目的正是为了让这样的抗议不可能爆发。当然，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个企图注定要失败。尽管抗议的人数相对较少，但仅是抗议的爆发就使习近平政权陷入了危机状态。
中共政权放弃其清零政策的时机和方式违背了一切常理，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当局对这些抗议而作出的临时恐慌反应，担心如果什么都不做则会引发更多抗议。放弃清零政策的时间点，不但是在冬天，而且距离中国农历新年（伴随着“春运”这一全球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政府态度大逆转时，中国已经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感染激增。
在实施过清零政策的诸多国家中，没有哪个以如此毫无准备、突如其来的方式，在不恰当的时机撤销这一政策。在中国，关键的替代性防疫政策 （如推动加强疫苗接种，以及加强公共医疗系统，尤其是重症监护室[ICU]容量）都没有提前准备好，现在只能仓促、临时地应对。
在没有经历过渡阶段下，旧的防疫措施突然土崩瓦解。除了临阵凑出一套方案外，当局没有其他的计划。中共过去3年的宣传，将清零政策与习近平本人这一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总司令”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这是全球最佳的防疫政策，与混乱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制度优越性”得以展现。西方政府灾难性的疫情政策，源于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社会福利的破坏，反而将习近平作法上处于另一端、但同样反工人阶级的政策衬托了起来。
现在，用中共政权自己的说法，中国的防疫政策正在进行所谓“优化”。清零政策并没有正式走向终结，但官方通报中不再提及它。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为避免让国家领导人蒙羞，一项政治运动在实质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在名义上存续。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他1976年去世才正式结束，但它在1969年就已经实质结束了。
当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现在沉默了，但他已经明确准许了这一政策上的转变。走出清零政策的责任已被下放给地方政府，部分原因是为了不让习帝的权威受到影响。这一突然的180度大转向，显然主要是由于中共政权对群众广泛愤怒的恐惧。但这也有挟怨报复的成分——为了惩罚敢于挑战习近平的群众。
中共政权明白，可以利用新冠病毒平息民众、遏制新一波抗议。中共在2020年重新控制香港的缠斗中，新冠疫情相关限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时群众反独裁斗争已经在走下坡。数个月后，港版国安法便实施。在许多西方国家，疫情初期，病例激增，社会陷入混乱，群众斗争也随之停止或急剧走入低迷。
解除封城后的中国大城市却没有万人空巷，居民不愿享受刚恢复的出行便利，而是很大程度上因害怕感染新冠、或已经被感染，而避免上街冒险。上周的北京被一位网友形容为“鬼城”。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地铁乘客人数比取消清零政策之前还来得少，而当时还需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据报道，首都的医院人满为患，患者被迫在医院停车场排队等候的场景，令人想起今年早些时候的香港。医务人员感染规模大到令人震惊。据报道，尽管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北京的医护仍被命令继续上班。扑热息痛和布洛芬等常见退烧药以及自测试剂盒在许多城市已售罄，这是中共政权毫无计划且下意识地变更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据报道，血库也出现短缺。
北京的火葬场全天候运转，越来越多的人猜测政府正在掩盖新冠死亡数。在武汉，在2020年初的最初爆发期间，人们普遍认为官方低报了死亡人数。据官方统计，自12月3日以来，北京已有两人死于新冠。有关两人死亡的标签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许多人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中国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不仅与其他国家解除防疫限制后的经历不相符，而且还受到亲历者说法的挑战。路透社 12月19日报道说：“路透社记者目睹灵车在北京指定的新冠火葬场外排队，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火葬场内抬着死者。”北京市民对“殡仪馆”一词的网络搜索量达到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共内部权斗
习近平政权一直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撤销清零政策，以应对趋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并遏制西方公司加速脱钩的趋势。维护执行清零政策设施的巨大成本，尤其是对全面大规模核酸检测的需求，使许多地方政府濒临破产边缘。东吴证券估计，一年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可能使中国地方政府损失总计1.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大约1.5%。
这种经济压力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权斗，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对习近平来说，清零政策的一大关键优势，在于能够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用来清洗反对者、奖赏表忠者。
破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官方数据接近20%）、实际工资的下降，以及房地产市场崩溃，都是11月爆发的抗议背后的重要因素。中共政权的媒体和宣传机构当然没有报道抗议。就官方说辞来看，抗议没有发生。如果当局承认它的政策调整是迫于群众压力，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在这场斗争爆发前仅6周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才再次重申需要坚持清零政策。大会宣布，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天10亿次的水平。由于现在草草地取消大规模核酸检测，大家就有理由质疑，这项大规模投资的真实目的到底为何。
在大会上，习近平清洗了政治局常委内的反对派势力，并提拔了李强和蔡奇等自家人马，而这两人在他们曾主政的上海、北京都执行清零政策。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李强今年早些时候主导了对上海为期两个月的残酷封锁，引发了公众的广泛不满。在11月的抗议活动中，上海出现了一些最激进的反政府口号，包括高呼“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并非巧合。
与李强齐名的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在二十大晋升为常委，他曾在6月表示“未来5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即坚持清零政策）”。此言论在网上疯传，但并非以蔡奇想要的方式那样，几个小时后“未来五年”的提法就从新闻报道中被拿掉了。
现在官方声明中已经不再提及清零。习近平最后一次在公开评论中提及清零，还是在11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习近平向政治局委员们还声称要“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国家卫健委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12月7日公布的“新十条”中，一次也未提及清零政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惊人的大转变”。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目前还没有官方宣布清零政策已经结束。用中共的措辞中，清零政策反而被“优化”了。
躺平
习近平政权用一种灾难性政策代替了另一灾难性政策。如今政策看上去倒是很像中共先前宣传所说的“躺平”——失败的西方战略。“躺平”一词后来被用来诋毁那些敢于呼吁采用其他防疫措施的科学专家。官方声明将当局突然、混乱的政策转向，乘坐为基于所谓防疫“成功”作出的改进。官方媒体现在改口强调奥密克戎严重性有所降低——这完全不是新鲜事，但之前官方媒体报道所言却恰恰相反。官方媒体吹嘘所谓90%的疫苗接种率，但这是一年多前实现的，并且没有计算到数千万最脆弱的人群。
目前被拿来合理化政策的突然转变的因素，其实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习近平政权无论如何都坚持清零。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包括寻求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控制，以及将清零用作习近平在二十大前权斗议程中的武器（习近平寻求在二十大巩固他终身统治计划）。
现在正在发生的是重大的政策失败。社会主义者一直批评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缺乏科学依据、方式残暴、存在官僚高压手段。封锁并没有用来为解决中国疫苗接种率过低的问题争取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3.75亿15岁以上的人口尚未接种第三剂疫苗，其中包括超过9000万60岁以上的人口。资源非但没有解决公共医疗系统的危机，反而被错置到核酸检测、检疫和执行封城的庞大机器上。因为习近平的反西方民族主义宣传，最有效的外国疫苗在中国被禁止（除了在华的外国人！）。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11月19日，在14亿人口中，只有190万中国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疾控中心前副主任冯子健表示，他预计中国60%的人口将在最初一波感染浪潮中被感染——这相当于8.4亿新增病例。冯子健称，最终会有多达90%的中国人口感染病毒。
未来几周情势看似十分不确定。尽管许多城市已经放弃了旧有政策，但仍然存在封锁限制。上海宣布自12月19日起关闭所有学校和幼儿园。中国劳工论坛在不同城市采访过的大学生报告说，许多限制措施仍然有效。
中共防疫政策很可能仍将反复无常、左摇右摆、充斥危机。其“躺平”的新政策冲击最大的，正是广大工人阶级、工作无保障的3亿农民工、医护人员，以及公共医疗条件更差劣的农村人口。据《南华早报》2022年12月12日报道，在中国，农村地区每千人拥有1.48名医生和2.1名护士，而每千名城市居民拥有3.96名医生和5.4名护士。
不排除当局在下一个时期会再一次在政策上大转向。政治上的左摇右摆是刻在中共基因里的行为。如果新冠病例死亡数达到最恶劣的情况，我们或将看到重回大规模封城的新契机，当然这也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迄今为止，习近平对清零政策的退场保持完全沉默，这样的做法或许让他有扭转现时政策的空间，同时将政策失败归咎于其他中共领导人和地方政府。
可能发生的还有政治上的其他大更改，例如为老年人实施疫苗强制接种——中共政权则没有去做这一件事，是因为担心中国劣质疫苗的骇人记录（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如此）会引起公众强烈反弹。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当局会解禁国外mRNA疫苗，这要视疫情状况轻重而定。
让步的幅度会多大？
习近平政权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改变政策路线，但新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比其先行者（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得更糟糕。从看得到的政策变更看，这不是真正的让步，更谈不上改良。社会上很重要一部分少数群众知道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大多数人不知道），而他们通过事件发展体会到，斗争可以迫使独裁政权至少部分让步。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为未来斗争提供了重要教训。但我们也说，斗争还需要做更多。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和中国劳工论坛解释道，比起具有议会和（资本主义）政权轮替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国资本主义独裁统治较缺乏政治上灵活性。一些不会自动危及西式“民主”政权的挑战，例如政府权威的崩塌，则恐将会给独裁政权带来生存危机。
例如，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府倒台、展现方式十分令人震惊，这反映了主流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的历史性危机。但这却没有威胁到整个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表明，“民主”资本主义政府可以自由操作，而这种自由度在中国或目前的伊朗等严格的威权体制中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般来说，除了在历史上迟来的、有着极不稳定资本主义关系的中国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更青睐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即使是最“民主”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制度生存需要之时，也可以接受独裁统治。
民主诉求，例如对独立工会的诉求，或争取言论自由、废除严厉审查的诉求，都遭到中共政权的坚决抵制，因为这些事情会危及其统治，或将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使得独裁统治走向解体和崩溃。因此，任何蜿蜒曲折的让步都会伴随着新的镇压。
中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本身。因此，中共的垮台意味着国家政权的解体。这是习近平决定他别无选择，只能镇压香港民主斗争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担心民主斗争最终会蔓延到中国大陆。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独裁政权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不能做出让步。2010年，北京强制日本汽车公司给广东汽车工人加薪30%，以终结一波罢工浪潮，而这波浪潮也开始引发建立独立工会的诉求。2003年，面对当时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规模抗议，北京向港府下令实施屈辱性的让步，并收回其计划中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安全法）。港府垮台了——这是可以牺牲掉的。在广东，2011年，该省中共组织也对发生抗议的乌坎村进行了部分让步。中共谈判代表同意举行村民选举，并释放被捕的抗议者。
这些让步有什么共同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共独裁政权的权力和控制。其次，这些例子中的让步方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或第三方（未来出事时的替罪羊）。第三，所有这些让步都可能（而且实际上已经）通过新的反革命攻势被收回了。
因此，在历史上，中共的统治并非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弹性。但这种弹性比大多数“民主”资产阶级政权要有限得多。而这种弹性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急剧收缩。镇压的“大棒”变大了，让步的“胡萝卜”变小了。在潜在的革命运动或危机的压力下，中共政权可以做出永远不可信的承诺和改革。他们不会做的是终结独裁和资本主义——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则需要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制定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