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托洛茨基
（1940年1月7日）

亲爱的同志：

据人家报告我说，你对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已发生反响，你已经表示不愿和我讨论辩证法，你表示将来只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又讽刺地补充一句话说：“我久已不谈论宗教了。”我有一次曾经听见麦克思·依士特曼发过这同样的议论。

把逻辑和宗教等量齐观，合乎逻辑吗？

照我的了解，你的话含有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属于宗教界。这种主张表示什么意思呢？辩证法，让我再提一提吧，是进化的逻辑。正好比工厂中的机器间供给工具于一切部门一样，逻辑也是人类知识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假如你并不是一般的将逻辑视为一种宗教的偏见（抱憾得很，我得说，反对派的自相矛盾的文章愈来愈倾向于这种可怜的思想），那么你接受的到底是那一种逻辑呢？我晓得有两个逻辑的体系是值得注意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形式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派的逻辑拿不变的客体和现象做它的出发点，现代的科学思想则从其发生，变化及分解来研究一切现象。难道你认为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近代物理学，化学等）的进步，一点也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吗？换句话说，难道你认为在一个凡物皆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三段论法仍旧不变和永存吗？圣约翰福音书以这句话开始：“太初有道”，即是说起始就有理性或道（表现于道中之理，即三段论法）。在圣约翰看来，三段论法是上帝的文学假名之一。假如你认为三段论法是不变的，即，既没有发生，也没有发展，那么，这就是说在你看来，它就是天启的产物，但假如你承认我们的思想的逻辑形式，是在我们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的，那么请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到底是谁把后来的逻辑进展加以分析和体系化。如果你一天没有分清楚这一点，我只好冒昧地认定：把逻辑（辩证法）和宗教等量齐观，暴露你对人类思想的基本问题之极端无知和浅薄。

革命家不应反宗教么？

我们姑且承认你那种狂妄之至的讽刺是正确的吧。但这也没有把事情弄得于你有利。我希望这一点你会同意的，宗教把注意力从实际的引到虚妄的知识，从改良生活的斗争引到来世报应的虚伪希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论谁如果不去作反宗教的斗争，就不配称作革命家。那么你根据什么来辩解你的拒绝反对辩证法，假如你认定它是各种宗教之一呢？

　　你说，你久已停止考虑宗教问题了。但你停止只是为你自己。除你之外，还有别人。他们的数目很多。我们革命家从来不“停止”考虑宗教问题，因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从宗教的影响中解放我们自己，同时也解放群众。假如辩证法是一种宗教，人们又怎能放弃在自己党内作反对这种鸦片的斗争呢？

　　或者你的意思是说，宗教在政治上无关重要吧？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能够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吗？你大概不敢作这样轻率的断语吧。自然，我们对一个落后工人的宗教偏见，采取极慎重的态度。假如他愿意为我们的政纲而斗争，我们可以容许他做一个党员；但同时，我党却应以唯物论及无神论的精神不懈的教育他。你如同意这一点，你又怎么能够拒绝作反对某一“宗教”的斗争呢？据我所知，这一“宗教”却是你的党中致力于理论问题的大多数党员所坚持的。你显然已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最重要一面了。

　　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中，有不少是个人已和宗教绝缘的，但他们的无神论只是供他们自己私人的消遣；他们自己保持这种思想，但在大庭广座中他们却往往主张人民最好有一个宗教，你对你自己的党能够怀着这种观点么？这一点能够说明你之拒绝和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么？假如你当真如此，那么在你轻蔑辩证法之余，已表示你蔑视了党了。

　　请你不要反驳说，我只根据你在私人谈话中讲出的一句话，又说，你并没有想到公开反对辩证法唯物论。这不是真话。你上述那句传布迅速的话，只是一个例证。每逢有机会的时候，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你总是宣布你对那构成我党政纲的理论基础的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党内每一个人都已熟知这件事了。在你和夏克曼合作，发表于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的“退却中之知识分子”一文中，已绝对证实你拒绝辩证法唯物论。难道党没有权利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吗？难道你当真以为在第四国际内，一位理论机关报的编辑能够自限于简单的声明：“我断然排拒辩证法唯物论”──仿佛这是一个请抽一根香烟的问题：“谢谢你，我不抽烟”吗？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即，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对一个革命政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正如一间良好的机器厂对生产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借过去遗留的物质和智慧的方法尚能够维护旧社会。但如果不首先把当代的方法加以批判的分析就能够推翻这个旧社会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假如党连其思想的基础都已弄错了，那么你的起码义务便是指出一个正确的道路出来。否则你的行为便不可避免要被人解释为一个文人学士对一个无产阶级组织所采的傲慢态度，而这个组织却毕竟是无法领悟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哩。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么？

有教训意义的例子

无论任何人，只要他熟知工人政党内各派斗争的历史，他便知道凡脱逃到机会主义阵营去的，甚至脱逃到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去的，往往以排斥辩证法开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弱之点，同时因为工人们鉴别哲学方面的不同较之鉴别政治方面的不同困难得多，他们又把这一事实加以利用。一切经验的证据都在说明这一久已昭著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看轻这一事实是不许可的，这一事实就是所有伟大和超卓的革命家──首要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佛兰兹·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你能够认为他们通通都不能够区别科学和宗教吗？在你这方面不是太过于骄矜自大了吗，盘纳姆同志？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佛兰兹·梅林格的例子最富于教训意义。伯恩斯坦绝对排斥辩证法，称之为“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考茨基对辩证法问题保持冷漠的态度，略有点像夏克曼同志。梅林格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孜孜不倦的宣传家和辩护者，他几十年留心一切哲学和文学的革新，不懈的暴露唯心论，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各式各样神秘主义等的反动内容。这三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尽人皆知的。伯恩斯坦以一个沾沾自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终其一生，考茨基由一个中间派变为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至于梅林格呢，他至死还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在俄国，三个极著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史特卢维，布尔加科夫，和培尔第埃夫均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开始，以走入反动阵营及正教教会终。在美国，依士特曼，雪尼·胡克及他们的朋友们利用反对辩证法来掩盖他们从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也可以从其它国家引出许多。普列汉诺夫的例子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例外，实际只证明这法则。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非凡的辩证法唯物论宣传家，但他一生都从没有机会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脱离了实践。1905年的革命以及往后的世界大战把他抛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阵营中，且迫使他在实际上放弃辩证法唯物论。在世界大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关系方面公然以康德的无上命令的主角身份出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列汉诺夫的例子只证明单单辩证法唯物论尚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革命家而已。

　　夏克曼反过来争辩说：李卜克内西留下一本反对辩证法唯物论的遗著，这本遗著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在狱中，有许多古怪思想侵入一个人的心里，因为无法与他人交往，所以这些古怪思想是不能遏止的。没有一个人把李卜克内西认作一个理论家，他本人更其如此，但李卜克内西却成了世界工人运动的英雄主义的象征。假如美国的辩证法反对者有任何人于战争中表现同样的自我牺牲及独立于爱国主义之外，我们就尊之为革命家。但并不因此就解决辩证法的方法问题。

　　假如李卜克内西在享受自由时，他本人的最后结论究竟会怎样，这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他在发表著作之前，他无疑要拿给他的更有学历的朋友，即，佛兰兹·梅林格和罗莎·卢森堡看的。他很可能早已听从他们的忠告把这卷稿子丢到火中了。我们姑且承认他竟不顾那些理论上超过他的人们的忠告，决心发表他的著作。梅林格，卢森堡，列宁及其他人当然不会为这一件事提议把他开除出党；相反的，假如有谁做出这种蠢笨的提议，他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不过同时他们决不会和他成立一个哲学的联盟，反而还会坚决的和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划清界限。

　　我们知道，夏克曼同志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你们将看到，”他说──而且这还是教导青年哩！──“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出类拔萃的理论家，但他却以一个机会主义者下场；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但他却怀疑辩证法唯物论。”这种论调归根到底无非是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一个革命家是毫无用处的。夏克曼勉强从历史中割出李卜克内西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例子，把他去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加强和“加深”了，这一思想就是，政治不依靠方法，盖方法由于天赐的不一贯性，是与政治无关的。夏克曼想靠错误地说明两个“例外”来推翻整个法则。假如一个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论调是如此，那么一个反对者还会说出什么来呢？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至此就走到它的完全取消了；尤有甚者，走到一切理论和一切方法的取消了。

你提出什么来代替

辩证法唯物论当然不是一种永恒的和不变的哲学。如果这样想法，就与辩证法的精神相矛盾了。科学思想更进步的发展将无疑的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学理，而辩证法唯物论将只充作构成的材料加入这一学理中。但我们却没有丝毫根据，希望这一哲学的革命在没落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下来完成，即使不提这个事实：马克思并非每年或每十年产生一个的。目前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任务并不是重新来说明这个世界，而是把它从头到尾改造。我们可以期待在下一个时代中，将产生一些行动的伟大革命家，但产生一个马克思则难之又难。人类将来只有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才感觉到有重新检讨过去的理论遗产的需要，而且将来无疑的不仅在经济方面，即在智力的创造方面也远超过我们。苏联波拿巴官僚统治之所以犯下罪恶，不仅因为它在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一种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还因为它把该国的智力活动贬入格别乌的无管束的蠢材们的深渊中。

　　但我们姑且承认，无产阶级竟如是侥幸，出乎我们意想之外，在目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家或一群新的优秀理论家，他们将超过马克思主义，而且特别是使逻辑超出唯物辩证法。不消说，一切前进的工人都要向这些新教师学习，而老人们也一定要重新教育他们自己。但此刻这还是未来的音乐。或者我弄错了吧？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为无产阶级用来代替了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著作吧？如果你手头真的有这些著作，你就不会拒绝举行反对辩证法鸦片的斗争了。可惜一种也没有。你一面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一面却又不拿出任何足以替代它的东西。

　　你试想像一个票友式的年轻医生，他向一个用外科小刀的外科医生大发议论说，近代解剖学，神经学等通通都是不中用的，它们中还有许多地方不清楚和不完全，只有“保守的官僚们”才能够根据这些假科学来开刀施手术云云。我相信这位外科医生一定请他的不负责任的同僚离开那间手术室。盘纳姆同志啊，我们也不能示弱于那些嘲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的廉价讽刺的。相反的，既然这个问题已在派别斗争的过程中清楚的提出来，我们便要回头向我党的所有党员，尤其是青年们说：当心资产阶级的怀疑论侵入你们的队伍中。紧记着，社会主义直到如今尚没有找到较之马克思主义更高的科学表现，千万不要忘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唯物论。你们埋头于认真的研究吧！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佛兰兹·梅林格吧。这对于你们，比之研究那些论加农的保守主义的有成见的，无益的并且有点滑稽的论文，更是百倍的重要了。让目前的讨论至少产生这一个积极的结果，即，青年们设法把一个认真的革命斗争理论基础嵌入他们心坎中吧！

虚伪的政治“实际主义”

但，在你的情形，问题却不限于辩证法。在你的决议案里说及你现在不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来让党决定，这表明你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法理上，那么，就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来。只有婴孩才不懂得这一点。这个提案还有另一个更荒谬和有害的意义。它表示你把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开。而在我们看来，则问题的症结正这一点上。假如不利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就能够给一个国家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假如不把这国家加以阶级的分析就能够正确的决定政治，那么，问题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用处呢？

　　反对派的领袖们虽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上意见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一致同意，即，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必须标上“帝国主义”的臭名，而苏联也不能受“无条件”的拥护。（非常丰富的政纲！）当敌对的“派系”在大会上直截了当的提出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何等罪过啊！）时，你们已经事先赞成……不一致，即分投票。英国“国民”政府的大臣们已开了这一先例，他们就“赞成不一致”，即，分别投票，但英皇陛下的大臣们却有这样的好处，即，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国家性质，因而不妨在次要的问题上不一致。反对派的领袖们处境太不利了。他们竟容许自己在基本问题上尽量不同，为的是好在次要的问题上团结一致。假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原则的政治，那么我就不懂得无原则的结合有何意义了。

　　你似乎分明认为拒绝讨论辩证法唯物论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而牢牢捉着“具体的”问题，你就尽了一个实际主义政治家的本分了。这种自欺皆由于你没有十分熟习过去50年间工人运动内部党派斗争的历史之故。在每一次原则的冲突中，没有一个例外，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让党完全看清理论与政纲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具体的”问题才找到其适切的位置和配比。在另一方面，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在原则的争论方面已遭受几次失败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老是拿“具体的”行情性的估计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分析，而这些估计，他们却照例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压力之下形成的。这种脚色的分担已通过几十年的党派斗争保持下来。请准许我向你保证一句吧，反对派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在理论上赞成修正派的传统，在政治上则赞成机会主义的传统。

　　上世纪临末之时，伯恩斯坦在英国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中之最拙劣者──的影响，但他的修正义的尝试，却受了无情的排拒。因此，德国的机会主义者突然从哲学及社会学方面撤退。他们在会议上，在报纸上不断叱骂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因为他们以一般的原则的考虑来代替“具体的政治问题”。读一读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纪录吧──你将眼见如法国人所说的le mort saisit le Vif（死者抓住活者），而惊奇不语了！

　　你并不是不晓得《火星报》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尽的伟大作用。《火星报》一开始就反对工人运动的所谓“经济主义”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经济派”的主要见解就是认为《火星报》漂浮于理论方面，而他们“经济派”则提议领导具体的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见解如下，《火星报》要创立一所辩证法唯物论的学校，而我们则要推翻沙皇的专制政体。我们一定得说，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者是非常认真地实践他们的话的：他们亲手拿着炸弹，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和他们讨论：“在某种情形之下，炸弹是一个极好的东西，但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并不是由那一个拿着炸弹出发的党，而是由那一个拿着辩证法唯物论出发的党来领导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当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尚同属一个党的党员时，大会前期及大会本身老是发生关于议事日程的猛烈斗争。列宁常常提议把沙皇皇朝的性质，革命的阶级性质，我们所经历的革命阶段等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之首位。马尔托夫和但，这两个孟什维克的领袖总是反对：我们不是一个社会学俱乐部而是一个政党，我们必须意见一致的不是在沙皇经济的阶级性质上，而是在“具体的政治任务上”。我是凭记忆援引这一点，但我不会有弄错之虞，因为这些争论在多年中再三复演且已有了固定不移的性质。我可以附带说一句，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过错。但我从那个时候以来已学了一点东西。

　　列宁总是向那些醉心于“具体政治问题”的人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并不是行情性的，而是具有原则性质的；策略是隶属于战略的；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政治运动的第一宗重要事就是引导工人由特别问题走上一般的问题，并把近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力量的性质教给他们。孟什维克派常常就感觉得急需在他们的不稳定的结合中，借逃避的方法，来掩饰原则上的分歧，而列宁则相反，直截了当的提出原则问题。目下反对派反对哲学和社会学而赞成“具体政治问题”的论调，就是但的论调的过时的背诵。没有一句新话！可惜夏克曼只当马克思主义的有原则的政治已成陈旧不堪的档案时才来尊重它。

　　盘纳姆同志啊，由你的嘴来请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到“具体的政治问题”，特别失礼和不相宜，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正因为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才迫使我提出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方法问题来。不错，你已撤回你的提案。但这种派别斗争的手段没有一点客观的意义，你是从你的社会学的前提得出你的政治结论的，虽然你现在已暂时把这一前提收入你的手提箱子里。夏克曼则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前提也得出同样的政治结论：他在迁就你。阿本则设法为他的“组织的”结合从隐匿了的前提及缺乏前提之间取利。你以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处理问题；夏克曼及阿本则充当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更坏，这是不容易断定的。

目前讨论的辩证法

当我们碰到这个外交阵线掩盖了我们反对者的隐匿的前提，与缺乏前提时，我们“保守派”自然回答：只有你们清楚说出你们用为出发点的阶级前提是什么时，讨论“具体问题”才能有效果。我们并不勉强自限于讨论你们在这次争论中人工选定的那些题目。假如某人提议，我们把苏联舰队入侵瑞士，或布伦克斯（纽约犹太区──译者）一个妖巫的尾巴的长度，当作“具体”问题来讨论，那么我想我得事先提出这几个问题来，如：瑞士有海岸吗；到底有没有妖巫呢？

　　每一次认为的争论，都由特殊的，甚至偶然的问题发展到一般的和基本的问题。某一次争论的直接原因和动机，在大多数场合只有象征的兴味。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只是那些在争论发展中发生的问题。某些知识分子，急于控告“官僚的保守主义”，和表现他们的“机动精神”，在他们看来，关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国家性质，集中主义的问题的提出，好像是“勉强的”，争论好像己走入一个“错误”方向去了。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争论有其自己的客观逻辑，这一逻辑并不与个人和集团的主观逻辑相符合。争论的辩证的性质就是因为它的客观过程乃由敌对倾向的活生的冲突，而不是由一个预定的逻辑计划来决定。争论的物质的基础就在于它之反映不同阶级的压力。这样，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争论就与整个历史进程一样，按照辩证法唯物论的法则而发展──不管你应允与否。盘纳姆同志，这些法则是逃避不了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反政纲的“实验”

你一面控告你的政敌为“官僚的保守主义”（这只是一种心理学的抽象，因为你并未指出特殊的社会利益来做这种“保守主义”的基础），一面又在你的文件里要求以“批判的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见32页）来代替保守的政治。这种浮夸的说法初看起来，是无害又无意味的，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暴露。你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你不谈无产阶级的政治。你却来谈“实验的”，“批判的”，“科学的”政治。为什么这种矫饰的，故意隐蔽的字眼在我们的队伍里那样陌生呢？我告诉你吧。盘纳姆同志，这就是你迁就资产阶级舆论，而夏克曼及阿本又来迁就你的迁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社会中，已不再是时髦东西了。而且假如某人一提起马克思主义，上天不容，他就要被认作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了。最好还是避免这种声名狼藉的字眼吧。用什么代替它呢？啊，当然用“科学”，甚至用大写字母冠头的科学喽。而且每一个人都晓得科学是以“批判”和“实验”为根据的。它自有它的音调，那样坚实，那样宽容大量，那样非教派，那样教授派头的！人们带着这个公式便能够进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

　　请你再读一遍你自己的意见书吧：“为了代替保守的政治，我们必须提出勇敢的，随机应变的，批判和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你当然认为这一点是尽善尽美了，但这个公式正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经验派，一切修正派及（最后而又重要不稍减的）一切政治冒险家拿来对抗“狭隘”、“有限”、“教条”和“保守”的马克思主义的啊。

　　蒲丰（Buffon）曾说过：风格如其人（The Style is the man）。政治术语不仅如其人而且如其党。术语是阶级斗争的要素之一。只有无生气的书呆了才无法懂得这一点。在你的文件里，你不仅极力删除──不错，不是别人，正是你，盘纳姆同志──辩证法和唯物论之类的名词，你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也删掉了。你特别如此。你是个讲求“批判”，“实验”的科学的人。你选用“帝国主义”的名词来描写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也正出于同样的道理。这一革新因为造出了较少“教派”，较少“宗教性”，较少苛刻的公式，即你和──啊，真是巧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共通的公式，所以使你和第四国际的太窘人的术语分道扬镳了。

　　你要实验吗？但恕我提醒你一下，工人运动有长期的历史，它并不缺少经验，而且如果你更欢喜实验，那它也不缺少实验。付出这样高价买来的经验己结晶在一个明确的学说中，这个学说就是你那样小心避免提起的马克思主义。党未给权利你去试验之前，它先有权问你：你用什么方法呢？假如一个人没有融合贯通过去工业发展及过去无数实验的必需结论，亨利·福特一定不肯答应他在他的工厂里实验。而且工厂中的实验室尚小心地和大量的生产隔绝。如果巫医在工人运动领域中实验，那就更难容许了──即使他伪托“科学”的旗帜来举行。在我们看来，工人运动的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知名的社会科学，以大写字母冠头的科学，我们通通让给依士特曼及其朋辈去处置吧。

　　我知道你已经和依士特曼争论过，在某些问题上你的见解非常好。但你和他讨论，只把他当做你自己一党一族的代表而并不是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一个代理人。在你和夏克曼同著的文章里你清楚的暴露这一点，因为你临末出人意外的邀请依士特曼，胡克，黎昂斯及其它人，让他们利用《新国际》的篇幅来发表他的意见。你甚至还不顾虑一下，他们可以提出辩证法的问题来，迫你要打破你的外交式的沉默。

　　去年1月20日，在这次争论老远之前，我在给夏克曼的一封信里，主张急需要留心斯大林党的内部发展。我写道：“这将十倍重要于邀请依士特曼，黎昂斯，及其它人发表他们个人的大作。我有点儿奇怪，何以你把篇幅让给依士特曼最近那篇无足轻重和自骄自大的文章。他可以利用哈拔杂志，近代月刊，常识杂志等。但你亲自邀请这些人来玷污《新国际》的并不很多的篇幅，我绝难理解。这种争论的存续只能引起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兴趣。我坚决认为把《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稍加改组是必需的：更远离依士特曼，黎昂斯等，更接近一下工人，而且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一下斯大林党。”

　　夏克曼在这些场合照例是不在意和漫不经心地作复的。后来因为你们邀请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拒绝邀请，这个问题便实际上算是解决了。但这一插话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一方面，你，盘纳姆同志，受夏克曼支持而邀请资产阶级民主派送友谊的解释文章来刊印在我党机关报的篇幅上。另一方面，你仍然受夏克曼支持而拒绝和我讨论辩证法和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这不是表示你和你的盟友夏克曼一道有点儿亲近资产阶级的半反对者，而背向你们的党吗？阿本好久以前就下了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值得尊崇的学说，但一个好的反对派结合则更真实得多。此刻夏克曼也失足滑倒，拿聪明的大话来自慰。但我觉得他的心里有点儿悲戚。我希望到了某一点，夏克曼将重新恢复精神，又开始向上爬。希望就在这里：他的“实验”派别政治将至少有利于“科学”。

“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

据人家报告我说，夏克曼利用我谈及达尔文的话来做他的蓝本，称你为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这种暧昧的恭维只有极微小的真理。每一个人在大多数场合多多少少总是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辩证法者。一个管家婆懂得某一定量的盐可以把汤调得可口，但加多一点盐便会弄得不合口味。因此，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在煮汤时也听命黑格尔的由量到质的转变的规律。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引不胜引。甚至动物也不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还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得出它们的实际结论。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但自然界并没有就此停顿不前。自然的互相关系经过不少的发展，才翻译成狐狸及人类的自觉的言语，才使人类能够概括这些自觉的形式并把它们转变为逻辑的（辩证法的）范畴，因此才产生更深入探讨我们的世界的可能。

　　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诸法则，其近代最完备的表现乃出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手。虽然达尔文没有兴趣来鉴定他的逻辑方法，但他的经验主义──一个天才的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达到了最高的辩证的一般化。就这一意义说来，达尔文就像我在我的前一篇文章所说的，是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但我们之推崇达尔文并不是因为他不能了解辩证法，而是因为他虽然有其哲学的落后性，却向我们说明了物种的起源。我们还可以指出这件事：恩格斯虽然和马克思一样，立即赞扬自然选择学说的伟大性，但他非常不满意达尔文方法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达文尔却相反的，唉，终其生仍对马克思社会学的意义不识不知。假如达尔文在报纸上出头反对辩证法或唯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用双倍的力量来攻击他，不让他的权威来庇护思想上的反动。

　　夏克曼称你为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在这句律师的辩词里，所着重的一定是不自觉这几字。夏克曼的目的（也是一半不自觉的）就是想贬低辩证法唯物论的声誉来保护他和你的联盟。因为实际上，夏克曼是无异说：一个“自觉”和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必为此争吵。夏克曼就这样想毁坏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信誉。

　　但甚至还有更坏于此者。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辩证法者。他们中有些非常高明的应用唯物辩证法于政治方面，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方法问题。如果攻击这样的同志，分明是腐儒的愚蠢。但说到你就不同了，盘纳姆同志。你是一个理论机关报编辑，而这个机关报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神来教育同志。但你却是辩证法的一个自觉的反对者而并非是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纵使你像夏克曼所坚称的一样，在政治问题上追随辩证法得到成功，即，纵使你天赋有一种辩证法的“本能”，我们仍然不得不开始和你斗争，因为你的辩证法本能，像其它个人的品质一样，不能传授给别人，只有自觉的辩证法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整个党都得到。

辩证法和戴士先生

纵使你有一种辩证法的本能──我不打算断定这一点──它也几乎被学院的习性和知识分子的傲慢所窒塞了。我们说一个工人有阶级本能，就是因为他比较易于接受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谈不到这样的阶级本能了。一个与无产阶级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只有自觉地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精神，才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可惜夏克曼和阿本却尽力把你这一条路拦住。他们支持你，他们是给你帮了倒忙了，盘纳姆同志。

　　你受了你的联盟支持（这个联盟可以称之为“派别放纵同盟”），你犯了一个大错又一个大错：在哲学上，在社会学上，在政治学上，在组织方面。你的错误都不是偶然的。你处理每一个问题，总是使它孤立起来，把它从其它的问题的关联中，又从社会因素的关联中，割裂开来，而且使它脱离了国际的经验，你缺乏辩证法的方法。不管你的全部教养如何，你在政治上处理问题却像一个巫医。

　　在戴士委员会的问题上，你的神灵显现，其清楚不下于在芬兰问题上。我的意见是赞成利用这个议会团体，你答复我说，这个问题不应由原则的考虑来决定，而应取决于某种特别情形，这种特别情形有你个人才晓得，但你又不肯说明它，让我把这种情形告诉你吧：这就是你对资产阶级舆论之思想上的依赖。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各部分，对资本主义政制（包括戴士委员会）负全责，但它为了这同样的资本主义利益，却迫得羞颜答答地使人不去注意这个政制的太赤裸裸的机关。这简直是一种分工合作！一种陈旧的，但仍然继续有效的欺诈手段！至于那些被你含糊谈及的工人们，他们中有一部分，而且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像你一样的受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但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不沾染了工人贵族的偏见，他一定欣然欢迎每一句勇敢的革命说话抛在阶级敌人的脸上。用作交战场所的机关愈是反动，则工人也愈是畅快。这一点已为历史的经验所证明。戴士本人也及时的惊吓和退缩，这就证明你的见解多么虚伪。迫使敌人狼狈的溃退总胜于不战而销声匿迹。

　　但说到这点，我瞧着夏克曼满脸怒容的站起来，用抗议的姿势来制止我：“反对派不替盘纳姆关于戴士委员会的见解负丝毫责任，这个问题并没有党争性质”云云。这点我全懂得。仿佛在这个例子里，也要有那样无聊透顶的事情，要整个反对派出来赞成抵制的策略似的！只要反对派的领袖（他有意见，且公开表示意见），走出来赞成抵制就够了。假如人们谈论“宗教”已不合你的时宜，那么，让我招认吧，我认为回避主义（Abstensionism）被人算作最革命的政策也已不合整个第四国际的时宜了。在这个例子里，你除了缺乏方法之外还暴露出分明缺乏政治的聪敏。在某种情形中，一个革命家乘敌人突然打开门户一跃而出以及极力利用时机，本来是用不着从长讨论的。照我的意见说来，我认为必需要替那些和你一道大谈其反对参加戴士委员会的反对派中人──他们的数目并不少──开一门初级专修科；以便向他们解释革命策略的起码真理，这些策略和知识界的假装激进的回避主义无丝毫共通之点。

“具体的政治问题”

反对派最弱的地方恰好就是他们以为特别强的地方──即日常的革命政治方面。你们整个反对派处理伟大事变之无能最清楚的表现于波兰，波罗的海各小国及芬兰问题中。夏克曼一开始就发现一块点金石：在沦陷的波兰中，造成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这个主意是绝妙的；只是太可惜夏克曼没有机会把它实现而已。东部波兰的前进工人可以正当的说：“在一个受军队占领的国家里来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也许从布伦克斯方面准备是很方便的；但这里，在本地，却比较困难。我们很想听一听盘纳姆和夏克曼答复这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在现在和未来的暴动之间怎样办呢？”同时，苏维埃军队的司令部已号召农民和工人去夺取土地和工厂。这一号召为武装力量所支持，它在被占领国家的生活中尽一个很大的作用。莫斯科的报纸已挤满了工人和贫农的无限“热情”的报告。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怀着正当疑心来看这些报告：内中不乏谎言。但对事实闭上眼睛却是不能容许的。清算地主和驱逐资本家的号召不会不唤起那些受穷迫和受摧残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工农的精神的，他们把波兰的地主看成为双重的敌人。

　　孟什维克党人是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和第四国际站在一起的，但在他们的巴黎机关报上却明白的述说，红军的前进同时也发生了一个革命迭起的浪潮，这个浪潮的反响甚至深入罗马尼亚的农民群众中。特别加重了该机关报的消息的意义的，就是孟什维克党人与犹太协会领袖，波兰社会党及其它仇视克里姆林宫而逃出波兰的组织都有关系。因此，我们向东部波兰的布尔什维克说过这样的话时，我们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必须和工人及农民站在一起，站在最前线，进行反对地主及资本家的斗争；不要脱离群众，不管他们的幻想如何，正好比俄国群众虽尚未打破他们对沙皇的希望，俄国革命家并不因此脱离他们一样（1905年1月22日血的星期日）；在斗争的过程中教育群众，警告他们不要对莫斯科怀着天真的幻想，但不要脱离他们，站在他们的阵营里作战，设法扩大和加深他们的斗争，并使斗争带有最大可能的独立性。你们只有照这个方法来准备未来推翻斯大林的暴动。”波兰事变的进程已完全证实这一指示，这一指示就是我们从前一切政策，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既然波兰与芬兰的情形没有原则的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指示。但反对派本来已不了解波兰事变的意义，现在却想来捉住芬兰，当做一个新的救命锚。“芬兰什么地方有内战？托洛茨基谈什么内战。我们在报纸上一点也看不出”云云。芬兰问题在反对派看来，仿佛在原则上和西乌克兰及白俄罗斯问题不同。每一问题都是孤立的，而且都是割离一般的发展方向来看的。反对派给事变的进展弄胡涂了，他们每一次都想拿某些偶然的，次要的，暂时的和行情性的情形来支撑自己。

　　反对派大嚷芬兰没有内战，是不是表示如果内战真的在芬兰爆发，他们就采取我们的政策呢？是不是呢？如果是，那么，反对派就因此驳倒了它自己对波兰的政策，因为他们在波兰不顾什么内战，而一味拒绝参加事变，静候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盘纳姆同志啊，你和你的盟友们分明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到底。

　　至于我关于芬兰内战的断言，到底怎样呢？在军事冲突刚开始时，人们一定会忖测莫斯科正想经过一次“小小的”惩罚的征讨，来促成赫辛福政府的改变以及同芬兰建立像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的关系。但泰利约基的顾锡宁政府一委定，便证明莫斯科有另一些计划和企图。后来电文又报道一枝芬兰的“红军”产生了。当然，问题只涉及由上面成立的小队伍。顾锡宁的政纲发布了，第二次来电又发现贫农们分配大领地。从这些电文的整个意思看来，它们表示莫斯科方面有组织一个内战的企图。当然，它是一个特别型的内战。它不是自发地由民众的下层发生的。它并不是在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芬兰革命党领导之下举行的，它是由外面用刺刀引起来的。它受莫斯科官僚操纵。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晓得，我们讨论波兰时就谈到这些事情。但它确乎是一个内战问题，是诉之下层，诉之贫民，并号召他们去没收富有者，去驱逐他们，去逮捕他们等的问题。对这些行为，除了名之为内战外，我不知道其它还有什么名称。

　　“但是芬兰毕竟没有爆发内战呀，”反对派的领袖抗辩说，“这就表示你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我答复道：因为红军战败和溃退，芬兰的内战当然无法在孟纳兴的刺刀之下爆发。这个事实不是用来驳倒我而是用来驳倒夏克曼的一个论据，因为它证明在战争的头一阶段，当军队的纪律很强固的时候，要想组织暴动，还要加上两面攻击，从布伦克斯方面着手较之从泰约基容易得多。

　　我们没有预见红军第一批出征部队的失败。我们也不能预见克里姆林宫及被克里姆林宫砍了头的军队的上层，愚蠢和士气败坏到什么程度。但这里所牵涉的只是一个军事插话，它不能决定我们的政治路线。假如莫斯科在它第一次不成功尝试之后，完全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攻芬兰，那么今天在反对派心目中认为把整个世界形势弄模糊了的问题就要从议事日程中抹去了。但这件事却很少机会。另一方面，假如英、法、美以斯堪的那维亚为根据，用军事力量来援助芬兰，那么，芬兰问题就沉没于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的战争中。在这个场合中，我们一定得预先说一句，甚至反对派的多数人都会想起第四国际的政纲的。

　　但在目前，反对派却并不注意这两个不同变化，不是苏联停止进攻，便是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的战争爆发。反对派只注意苏联入侵芬兰这一个孤立的问题。好得很，就让我们拿这件事做出发点吧。假如第二次进攻（这是可以假定的）准备得颇好，也进行得颇好，那么，红军向该国推进将再度把内战放在议事日程中，而且在规模上将比之在第一次可耻的不成功的尝试时大得多。因此，只要问题本身尚留在议事日程上，我们的指示仍旧完全有效。但假如红军进攻芬兰顺利而内战也在该国爆发了，反对派提出什么高见来呢？反对派显然一点也没有想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过一天算一天。看见一件偶然变故算一件，捉牢一些插话，死钉着某篇社论上的断章零句，满足于发泄同情和反感，因此便替自己造出一个政纲的赝品。经验主义者与印象主义者的弱点往往在他们处理“具体的政治问题”中，暴露得最清楚。

理论的迷惑与政治的回避主义

　　通过反对派一切摇摆和震动，有两个一般的特点（虽则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线一样从理论的绝顶贯通至极琐屑的政治插话。第一个一般的特点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看法。反对派领袖们使社会学和辩证法唯物论分离。他们又使政治学和社会学分离。在政治一方面，他们又使我们在波兰的任务和西班牙的经验分离──使我们在芬兰的任务和我们在波兰的立场分离。历史转变成为一系列例外的事变：政治转变成为一系列即兴文章。我们在这里按照“分解”这个词的完满意义，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分解，理论思想之分解，政治之分解为其构成的要素，经验主义及其共养兄弟──印象主义从上到下支配着。盘纳姆同志，这就是思想上的领导落在你这个辩证法反对者，这个不以经验主义为羞的经验主义者身上的缘故。

　　通过反对派的摇摆和震动，还有第二个一般的特点与第一个密切相连，这个特点就是拒绝积极参加的倾向，自绝于世的，回避主义的倾向，自然喽，这些倾向都是掩藏在极端激进的词句之下的。你赞成在波兰推翻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芬兰则推翻斯大林和孟纳兴。而在未推翻之时，你同等的排斥双方，换言之，你退出斗争，连内战也在内。你之举出芬兰没有内战只是一个偶然的碰巧的论据。假如内战爆发了，反对派将不打算注意它，正好比他们不打算在波兰注意它一样。否则他们将声明，因为莫斯科官僚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所以“我们”不参预这种下流勾当。反对派在口头上拼命追求“具体的”政治任务，实际上却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盘纳姆同志，你关于戴士委员会的立场确乎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同是这种回避主义与迷惑的倾向的明白表现。你的指导原则仍然一样：“谢谢你，我不抽烟。”

　　自然，任何人，任何政党，甚至任何阶级都能够一时迷惑起来的。但谈到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碰到大事变的时候，迷惑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又可以说先天的状态。知识分子企图用“科学”的言语来表现他们迷惑状态。反对派的自相矛盾的政纲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迷惑表现于知识分子的夸大言语中。它一点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气味。

小资产阶级和集中主义

　　在组织方面，你的见解正好比在理论和政治方面一样是图式的，经验的，非革命的。有史托尔堡其人者，手执明灯，追寻一个理想革命，这个革命不发生什么过火且担保不发生特尔米多和反革命；你也来找寻一个理想的党内民主制，这个民主制永远担保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脑中忽然想到的说出来和做出来，又保证党不致发生官僚的堕落。但你忽略了一件小事了，即，党并不是自由个性出风头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只有一个胜利的革命才能够防止党的堕落，又防止无产阶级本身及近代整个文明的堕落。你没有看到，我们的美国支部并非病在太过集中──甚至谈起它就可笑了──而是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过于滥用和曲解民主制了。这就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个工人整天时间消耗在工厂里。他留给党的钟点比较少。他在会议里只专心想知道一下最重要的事情：时局的正确估计及政治结论。凡是以最清楚最精确的方式做出这种估计和结论并跟得上事变的，就是他所尊崇的领袖。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丧失了阶级地位的分子，和无产阶级隔离而生长于一个人工的和闭塞的环境里。他们有许多时间来涉猎政治或其代替物。他们专找毛病，互相交换关于党的“上层”发生什么变故的种种蜚短流长。他们常常找到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则告诉他们一切“秘密”。讨论问题是他们的天性。不管有多少民主他们总是不满足的。他们替他们的舌战找寻四度空间。他们成了烦躁不安的人，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他们用盐水来止渴。你们想知道反对派的组织吗？它就是疯狂的追求党内民主的四度空间。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使政治埋没于讨论中；使集中制纲领埋没于知识分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中。只要有几千工人参加党，他们将叫那些小资产阶级无政府派严守秩序。愈快愈好。

结论

　　我何以写信给你而不写给反对派的其它领袖呢？因为你是这个联盟的思想上的领袖。阿本同志的派别因为缺少一个政纲和一支旗帜，它永远需要掩护。有一个时候夏克曼来做掩护，后来又来了毛斯特和史辟托，现在又轮到你，和迁就你的夏克曼。我认为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表现。

　　这封信的口气在某些同志看来也许太尖利了。但，我自认我已尽我所能，力求克制了。因为，我们碰到的问题毕竟不多不少，恰恰是企图排斥、取消和推翻我们运动的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及其组织方法的呀。

　　阿本对我前一篇文章的反响，据人家报告我说，他竟说出这一句话：“这就是分裂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答复是足以证明阿本对党及第四国际缺乏忠心；他是一个小圈子人物。但分裂的恫吓不会惊倒我们，以致不敢把不同意见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不是分裂而是教育党。我坚决的希望下次党大会将无情的击退那些修正主义者。

　　我的意见认为大会必须明白宣布：反对派的领袖们因为使社会学和辩证法唯物论分离，又使政治学和社会学分离，他们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传达机构。党一方面要坚决的，充分的重新确认它之尽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和组织的方法，严行责成它的正式刊物的编辑部发表和辩护这一学说和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将来党当然可以把它的刊物的篇幅提供给那些自认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点新增补的党员。但它绝不容许同马克思主义玩捉迷藏的把戏和对它作轻率的嘲侮。

　　一个党的政治有一种阶级性。对国家，对政党，对思想倾向如没有一种阶级的分析，则无法定出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凡是企图凭一个一个的偶然变故且脱离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来决定对苏政策，党必须斥之为庸俗的机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解体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严重的不满，且驱使它的下层走向左方，因此这一解体打开广大的可能性，不过同时它也包含很大的危险。从小资产阶级方面来的外来分子，第四国际只用得着那些完全与他们的社会过去决裂，且坚决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

　　这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转变，必须跟着就和旧环境来一个真正的决裂，并和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跟着要为无产阶级的党，参加征收和教育无产者的工作。从小资产阶级环境中出来的外来分子，如果证明不能安定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那么，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就必须把党员资格改为同情者的地位。

　　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试验的党员，千万不要放在负责任的地位上。一个从资产阶级环境中来的外来分子，不管多么能干和多么忠于社会主义，但在他成为一个导师之前，他首先必须到工人阶级中学习。青年知识分子千万不要担当知识青年的首领，应该送到外省住几年，送到纯粹无产阶级的中心地做艰苦的实际工作。

　　党的阶级成分，必须配合阶级政纲。美国第四国际支部不变成无产阶级的党，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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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纳姆同志！假如我们和你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得到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对波兰，芬兰，甚至对印度，就不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政策。同时，我立誓帮助你进行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及保守主义的表现。照我的意见说来，这就是结束当前危机所必需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L·托洛茨基1940年1月7日于考约奥康．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