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党内来！

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1日）
红色镰刀 译、龚义哲 校订

亲爱的同志们：

　　少数派的领导至今仍未对我方提出的理论或政治争论做出任何回应。多数派的文章里已经揭露出了少数派自身论点的自相矛盾。现在反对派的领导好像已走向了游击战：这就是其他许多被打败的敌人的命运。A·戈德曼同志2月12日的通函，恰好体现出了反对派这种新方法的特点。麦克唐纳^[1]同志对我发表在《自由报》上的文章进行的鲁莽多于理智的攻击，便是这场新战争的最奇怪的例子之一。你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找到对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质及红军的“进步作用”所做的分析。带着他编辑《党派评论》和分析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显示出来的同样逻辑，他发现我“实际上”是个少数派，一个沙赫特曼分子，或麦克唐纳分子，至少当我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言时显得如此，而我的相反发言——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只有在为了帮助坎农的时候，才会发表在内部公报上面。麦克唐纳同志的发现，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当托洛茨基想要迎合资产阶级公众舆论，使自己受《自由报》的读者欢迎时，他就像沙赫特曼那样写作，而且差不多像麦克唐纳那样写作；而当他对党说话时，他便成了极端的反少数派。《党派评论》对精神分析还挺感兴趣的，允许我自己说一句，如果这份杂志的编辑愿意对自己做一下精神分析的话，他就会认识到自己揭示了自己的潜意识。

　　没有人要求少数派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讲中分析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以及红军的矛盾作用。我们要求他们理解这种性质和这种作用，要求他们在每一场合充分应用这个理解。我那篇文章讲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而不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有人匿名在墨西哥资产阶级报纸上发文，声称“通过托洛茨基身边的消息来源”，断言我赞成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正试图与斯大林和解。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是否也会出现在纽约的杂志上。显然，墨西哥报纸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了麦克唐纳及其同伙对我提出的所谓我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可怕指控而已。为了避免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出版物错误地使用党内讨论，我将文章投给《自由报》，揭露斯大林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根本不是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社会学分析。我写的是我在那时觉得更为迫切的东西。政治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要把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讲一遍，而是要在特定的场合讲出必要的东西。因此，我可能会与反对派的一些主张一致，但少数派这些跟我们一致的主张，不过重复我们早已表达过的思想而已，而在麦克唐纳出现前，我们就已经千百次地表达过这些思想了。

　　但我们将转到更严肃的问题上。阿伯恩同志给我的信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他想要分裂。他作出的辩护同时也是可悲，可耻的：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温和的词语。如果“坎农小集团”在大会上成为多数派，你们就会看到，这将使得阿伯恩和他的同伙沦为公民。所以他阿伯恩更喜欢有自己的地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成为韦斯伯德、菲尔德和奥勒尔^[2]民中的头号人物。谁能决定党内不同“公民”的地位？党自己来决定。党如何能得出决定？经过自由讨论。这次讨论是谁先发起的？是伯恩和他的同伙。有谁限制他们使用自己的笔和嘴没有？在哪里？根本没有。从阿伯恩的信中看来，他们并未成功说服党。比这更坏的是：在党和国际看来，他们让自己出丑丢脸了。他们都是有价值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他们只能通过在党内进行刻苦严肃的工作才能重建他们的威信。这需要时间、耐心和毅力。但阿伯恩好像失去了根据第四国际的原则来说服党的希望。分裂倾向是一种临阵脱逃。所以这是可悲的。

　　可耻的还有这么一种潜在的念头，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多数派的轻蔑：我们都是这么优秀的作家、演说家、组织家，而他们这些没教养的人却认识不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最好还是建立属于我们这些高尚灵魂的同盟。

　　在第三国际内，我们曾使尽全力，力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存在下去。他们迫害我们，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合法表达的途径，他们捏造了最坏的污蔑，在苏联他们逮捕并枪杀我们的同志，——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想脱离工人。直到最后一丝可能丧失之前，我们都将自己视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派别。尽管有着第三国际的堕落的极权官僚，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第四国际是世上唯一的革命组织。我们没有职业官僚。我们的“机关”没有强制手段。对每个问题的决策、对每个同志的评价，都要通过最彻底的党内民主手段来进行。如果党的多数派成员犯错了，少数派迟早可以教育他们。如果不是在下一次大会上，那就在大会之后教育他们。少数派可以吸收新的成员入党，将自身转变成多数派。所需要的只是对工人有点信心，对工人能被反对派领导的信心感染抱有一丝希望。但少数派的这些领导却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制造了歇斯底里的急躁氛围。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公众舆论，却不想让自己赶上第四国际发展的脚步。他们的急躁源自其阶级性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人群众的轻蔑的另一面。所以阿伯恩表达的分裂倾向才是如此可耻！

　　阿伯恩同志的评论，和他的观点一样，都是在怨恨的驱使下做出的。而在政治上，个人怨恨是一种可恶的情感。我确信阿伯恩的态度和他的分裂目标只能使反对派的每一位可靠成员产生反感。回到党来吧，同志们！阿伯恩的道路是条死胡同。除了第四国际的道路之外，无路可走。

注释：

^[1]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党派评论》的创始人，记者和供稿人。1939年加入社工党。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数派。随后放弃马克思主义。1940年代任《政治》编辑，后为《纽约》撰稿。——译者

^[2] 奥勒尔（Hugo Oehler，1903-1983）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领导了1935年的宗派主义分裂。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形成了合众国工人党。1937年整一年里，合众国工人党在“打入”这个策略上展开激烈争论，最终，由坎农，沙赫特曼和伯纳姆领导的多数派取胜，工人党决定打入美国社会党；由奥勒尔为首的少数派拒绝这个结果，分裂了出去，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奥勒尔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该组织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奥勒尔也渐渐湮没无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