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制度

张蜀杰（来自重庆的社会主义者），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本文选自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支持者所发行的中文杂志《社会主义者》2012年5月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台正成为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戏，而在中国关于薄熙来所推动的“重庆模式”有诸多争论，这是否是对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的一种替代。本文作者张蜀杰是工国委（CWI）来自重庆的支持者，他遭到国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离中国。薄熙来事件起始于其助手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这揭开了中共当局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权力斗争的序幕。但在当局宣称这只是一个“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时，这同样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北京当局为薄熙来不愿遵循北京所制定的政策而恼怒，这对北京当局对各省政府日益不稳定的控制是个重要危险。众多的评论家将薄熙来事件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相提并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成为一件谋杀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国内外秘密聚敛的财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薄熙来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党”——即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他们在政府内部和经济上都拥有重要的力量和影响。薄熙来成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庆模式”被视为通过增加国有经济控制而为穷苦百姓提供社会正义和帮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出现一些所谓毛时代文化”唱红歌”的复苏。在一党专制下，完全没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和为之鼓励的自由和开放的政治辩论的条件下，这毫不奇怪有相当一批人将薄熙来和重庆看作是替代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可行办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来的政策并不能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事实上他不仅赢得了赞誉，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海外资本家那里吸收了大量投资。关于薄熙来事件的进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阅读《薄熙来的下台》(点击链接）一文。

王立军2月6日到成都美领馆”休假式治疗”以及之后4月10日薄熙来被”双规”，其妻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首次暴露在公众面前。自从王立军进入美领馆的消息传出后，最高峰时，据称有上亿人”围观”。众多网友称此事件精彩程度胜过”悬疑大片”。

民众对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积极关注，不仅是底层民众对上层权力斗争的一种隔岸观火的消遣心态，而且显示出民众对当前的社会现状极其不满而希望有所改变的愿望。

王立军事件之后，”重庆模式”、薄熙来和王立军一起出现在主流媒体和网络的激烈讨论中。”重庆模式”并不是一些毛派宣传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称的”文革复辟”。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强政府权力的同时，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公租房

比如以重庆市公租房项目为例。重庆当局称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决100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这被很多改良主义者津津乐道。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称”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很多底层群众和青年也希望通过公租房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然而，在一片赞歌的同时，也存在关于公租房面积太小，离城市中心太远的批评。重庆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为资本家免费修建的职工宿舍。据《重庆晨报》报导，西永保税区的公租房将被建设成为”板式结构的宿舍型”。”西永综合保税区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约有10幢楼，可居住户数3123户，按每户容纳6-12名员工计算，计划居住约18348人。配套有白领公寓、员工食堂、服务设施配套等，生活街、购物街等。”

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曾表示：”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员表示，富士康放弃生活区建设，与重庆公租房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两大创新举措相继推行关系密切，后两者将极大提高重庆的产业竞争力。

户籍改革

（可参见《社会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地票、土地流转与农民的消亡”）

所谓户籍改革根据重庆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条”就是将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并”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合法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权益置换城镇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确保农民进城落户后同等享有城镇居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因为中国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产阶级民主派越来越呼吁要彻底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建立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官僚专制当局为维持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推行”逐步有计划地”农转非（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换成非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官僚们希望以此实现生产力两大要素—劳动力与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

因此，重庆当局在其”民生10条”中提到”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 万失地农民和 70 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 。

共富 ——私有化的农村政策

（参见《社会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地票、土地流转与农民的消亡”和”采访大学生村官”）

而重庆的农村政策则完全和”社会主义”不沾边，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庆当局的”共富12条”中第三条”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 1000 亿元以上。” （”农村三权 抵押融资”中的”三权”分别指的是农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通过抵押融资，使农民获得资金。）

所谓的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并不是一种作为生产组织，共同享有生产数据的农民合作社，而是基于资产阶级产权之上的”农业公司”。入股的农民大多数是村委会或者村支部的成员，或者较为富裕的农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农民自己的土地，还另外租用其他农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佣其他农民。除了专业合作社，农村里还有种粮大户，同样租用其他农民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以农业生产销售并享受政府的补贴。
共富12条中第四条，”建成 2500 个农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办法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管道。”农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联系的。通过修建农民新村使农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来农民的宅基地复垦产生”地票”，可以用于土地交易而转让。

自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并在当日交易中国第一张”地票”以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计组织成交地票价值一百多亿元。
招商引资

与此同时，重庆当局仍然继续推行大力引进外资的”招商引资”措施。据报导，今年1 – 2月，重庆市实际使用外资10.50亿美元，同比增长52.01%；外贸进出口值53.6亿美元，同比增长1.1倍，增幅位列全国第二。

而重庆市官方文件”民生10条”中”新增微型企业 6 万户。市财政每年出资 3 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 30%-50%给予补助，并通过税收返还、融资担保、规费减免等措施扶持创业。”

打黑

重庆的”打黑”运动，客观上确实改善了重庆的治安状况，因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同时左翼活动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镇压。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组织”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重庆市万盛区召开全国党代会时遭到重庆警方突袭，所有与会人员遭到逮捕，其中五人总计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张蜀杰也在2011年遭到重庆国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国流亡。（请见《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4期”张蜀杰1月26日演讲稿”）

唱红

自由派将重庆模式，特别是”唱红”称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义毛派也因此把重庆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红”并不意味着重庆当局倾向社会主义，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何兵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而且这些所谓的”红歌”大多数都是诸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类的歌颂中共的歌曲，而决不会演唱”国际歌”。

“新上山下乡运动”

重庆市政府宣传的”三进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员”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视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根据中国劳工论坛采访到重庆某村官，”实际上一方面绝大多数官员并不会真正地下村和农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时候就是公务员拍拍脑袋写个报告了事。比如所谓”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其实就是村委会招待干部吃喝。而所谓住到农民家里，实际操作中就是住在乡镇上乡镇政府安排的房间里。大学刚毕业的”村官们”都没有几个住在村上的，更何况是公务员呢。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城市落后了几十年，比如没有厕所或者厕所很简陋。另一方面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基层政府实际上也不敢让公务员特别是女性公务员住到农民家里。而县里的领导就只是到某个村上走访一下，而乡镇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钱款待这些县里来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义的做法。”（参见《社会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采访大学生『村官』”）

改良主义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义毛派，诸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张宏良等人把重庆模式视为”保党救国”的唯一希望。甚至称”重庆模式生则共和国生，重庆模式亡则共和国亡”。

这些改良主义毛派的领导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干部和大学教授组成。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把工人阶级视为”弱势群体”，因而改良只有依靠党内高官自上而下进行。或者认为只有一个新的”毛泽东”才能领导工人、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张宏良甚至说：”…依靠人民群众自发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条。只有依靠党群一体化，才能使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同样成为强者，形成强大的统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和工人阶级的所属阶层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当前官僚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内心渴望秩序，而对任何有可能推翻当前制度的群众运动心存恐惧。甚至恶毒地将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坚持革命推翻现政权的派别）称为”左翼带路党”。张宏良称” 如何解决左派带路党问题,将是对未来中国左翼运动的巨大考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考验。”

而王薄事件导致了部分毛派对”重庆模式”幻想的破灭，一些原来对改良怀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将转向更激进的立场。

需要群众斗争

《社会主义者》明确认知工人阶级并非如同一些改良主义毛派所想的那样是”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可以让经济停止运行，因为推动经济运行的正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和群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制度。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等这样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资产阶级自由派宣传的，只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了，这一切就会自动得来；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认为的那样需要依靠一个”伟大领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经济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进的群众性运动，尤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抗争，才能赢得。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暂时的改良最终会失去，正如在北欧和整个欧洲所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伪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体民众掌握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和民众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民主的计划、管理和生产，才能确保社会生产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工国委（CWI）主张：立即完全实现民主权利，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革命宪政议会，建立工人贫农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资和实现最高8小时工作制，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将所有大公司和银行收归民主的全民所有。